为了对欧德丝女士表示敬意，戴德生和玛莉打算第一个通知她有关他俩订婚的消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戴德生拜访欧女士，告知她发生的事情。欧女士沉默不语，戴德生心想她可能已对她自己的影响力失去信心。
但第二天，玛莉亚却收到欧女士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吩咐你立刻前来见我，不得迟延。」
玛莉亚也回字说：
「我不能视你为我的监护人，但作为一个尊重你的朋友，我乐意随时上门拜候。」
之后，玛莉亚又接到欧女士另一张字条，指出玛莉亚是「沉迷了」，而且她很高兴地引用陆赐牧师的意见，认为戴德生「应受处罚」，陆赐又说如果是他主领圣餐，他不会容许戴德生一同领受。
然而，终于也有好的消息！
玛莉亚接到等待已久的信，是姨母谭恩夫人写来的。当她打开一看，不禁雀跃万分，赶忙写信通知戴德生：
我亲爱的：
我接到姨母的信，说他们两人都没有听到任何应该反对我俩来往的理由。见字请即前来。
你所爱的玛莉亚
在伦敦的谭恩夫妇，得到皮尔士（George Pearse）一再保证戴德生是个有为的青年。皮尔士是谭家的老朋友，他对戴德生请辞离开中国传道会，并没有怀恨在心；而且他认为欧德丝女士之所以反对玛莉亚与戴德生的婚事，原因是不愿意她离开她的学校。皮尔士也分别去见戴德生和玛莉亚，向他们问好及祝贺。
谭恩夫妇对玛莉亚说：「我们完全赞同你的选择。」又在另外一封写给戴德生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提亲。」
现在，戴德生和玛莉亚正式宣布订婚了。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但欧德丝女士出奇的沉默。谭恩夫妇唯一的意见是玛莉亚应该等到成年才可结婚。那就是说１８58年1月16日，即是再过一个月罢了！
那年的圣诞节，是戴德生平生最愉快的一个圣诞。他俩参加了不少聚会。其中一个是在美国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Nevius）家里举行的，邀请宁波的年轻西教士参加。戴德生和玛莉亚一起赴会，会中还遇上夏罗拔先生（后来是夏罗拔爵士（Sir Robert Hart），他曾经追求玛莉亚。
他们围着桌子玩游戏，大家把手放在桌底。玛莉亚心里想着风度翩翩的未婚夫婿，忍不住在桌底下用力紧握他的手，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她不知所握的手，却是倪维思的。倪维思有点意外，但随即猜想是有人弄错了，他握着那只手，开玩笑地用力回敬一下。玛莉亚这时才知道自己弄错了，想立即缩手，却被倪维思紧紧握在。她满面通红，眼眶含泪，羞得不敢抬头。倪维思怕玩笑开得过分，立即松手放人。
从英国寄来一封信，是写给戴德生的。
发信地点是布里斯托（Bristol），日期是1857年12月9日。内文如下：
亲爱的弟兄：
我很高兴可以奉上四十镑，那完全是主垂听祷告，为你预备的，希望使你更得激励，知道主时刻听我们的祈求。你若有需要，切要求告他。
我听到你专心一意地仰赖主供应你生活所需，很感快慰。我自己在过去二十七年多，也证验了他的信实，每次我把我的需要交托他，他都供应……我真想多写，不过还有千万信件和其他工作需要处理，谨此搁笔。
主内爱你的弟兄
穆勒
穆勒虽然忙碌，但还是时常给戴德生写信，并在信内附有一些金钱。每次都使戴德生得着很大的鼓舞。
戴德生和玛莉亚开始筹备婚礼。玛莉亚希望他穿上英国式的礼服，所以戴德生开始把前额的头发留长，同时打算剪掉辫子。但玛莉亚随后又改变主意，因为戴德生前额的头发来不及留长，而且她已经不习惯看见他穿上英国服装。他们请高富牧师主持婚礼。
在戴德生给母亲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他的准新娘：「我真希望您认识我可爱的玛莉亚。她是我的珍宝，是我渴望的一切……愿神赐下他丰富的福分，并使我们不致以彼此为偶象。」
1858年1月20日清晨，阳光普照，一个大喜日子来临了。
刚满二十一岁的玛莉亚，身穿灰色丝裙，头上披着婚纱，极美丽动人；戴德生穿着一件中国式的长袍，背上挂着长长的辫子。高富牧师主持婚礼，会众齐唱「远离偶象」。可借欧德丝女士和陆阳夫妇都没有出席。连「媒人」祝恩赐夫人也不能参加婚礼，因为她刚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
之后，他俩还在英国领事馆举行结婚仪式。美国领事借出私人的轿子——那是宁波市内最宽敞、最漂亮的轿子——供他们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参加婚礼，包括英舰上的一些官员。结婚证书由副领事麦道时（Thomas Meadows）签署，他的助理夏罗拔则负责把证书交予新人。夏罗拔因而获得新娘子的一个香吻——可算是给他的一点安慰吧！
随后他们回去参加郭达门的妹妹为他俩预备的茶会。婚礼过后，戴德生要把结婚的手续费付子英国领事馆，但麦道时坚决不收，说：「你时常替我翻译，也是分文不收啊！」
他们在宁波郊外一所寺院度过三星期的蜜月，远离闹市的繁嚣和夏天的酷热。他们带着厨子、仆人和挑行李的苦力，先从运河乘船出发，然后坐轿进入山中。但这只能算是一边工作，一边度蜜月，因为祝恩赐患病，他门每个周末还得回到宁波主领聚会。
在深山寺院中，戴德生这样写道：「我们真快乐！……他答允了我们所有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碍和反对，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
「啊，得与你深爱的人共谐连理，真是好得无比，这份福气非笔墨所能形容，也非想象力所能意会！这里没有失望。每一天对你的爱人多一点认识，就令你多一分骄傲，多一点快乐，也多一点向赐福者谦卑和感谢。她是主赐给我的珍宝，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在离宁波九哩外东湖边的一个村落中，戴德生和玛莉亚租了一间房子。蜜月结束前，他们邀请朋友来作「家庭会议」，商量平时在此进行布道，周末则回宁波工作。
但不如意事不久便临到。玛莉亚感染了肠热病（伤寒）。戴德生把她带回宁波，和祝恩赐夫人一起悉心照料她，但数周后仍全无起色。到了她稍为好转时，戴德生却病倒了。直到四月，两人才逐渐痊愈，在包森夫人家中调养，享受家居的宁静和她花园中的玫瑰。在同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戴德生除了报告他身体康复的消息外，也给母亲带来另一喜讯：她快要升祖母了！他当然请求母亲为他们代祷，他说：「我不知如何告诉您，我多么爱我的妻子！我对她极其满意……她的完美超过我所想所求……。」
他们把桥头街的学校和教堂（就是戴德生婚前住的地方）大事装修，把顶楼扩建，加建了几个房间，并添置一些中国式的家具。祝恩赐夫人开玩笑地说戴德生已作好准备，招待来访的客人。
戴德生的药房又再开业，他也恢复医治那些「瘾君子」。他发现病人信主后可靠着信仰戒鸦片烟，效果远比药物治疗好得多。玛莉亚也办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学生帮助打理。虽然捐款数目不大，却足够开支。玛莉亚自己的薪金勉强够她个人衣食开销。
在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他是宁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他那一派佛教徒只追求真理，不拜偶象。在听完戴德生讲道后，他站出来对会众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
倪水发把戴德生带到他的佛教徒当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转变。他说话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象难忘。另有一位佛教徒也悔改归主，和倪永发同时接受洗礼。
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
「大概几百年吧！」戴德生缅碘地回答。
「甚么？」倪永发大声叹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筹而身先；为何君不早来？」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1858年6月，英法联军与中国的战争宣告结束。英、俄、美、法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十个条约口岸，开放长江内河的通航权，容许各国公使驻于北京，外国人可以在条约口岸之外旅行和贸易，基督教也得到政府的明文保护，不论外国传教士或是华人信徒，其宗教信仰皆在条约保护之列。当然，执行时的宽严程度，则全凭当事的官员了。
基督教团体的热烈反应，可以中国传道会为代表《海外布道杂志》报导说：「感谢神！诚心的感谢他！全中国都开放了！半个世纪的祷告已应验!……中国的布道工作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的疆土、新的省分，地大人众，有些省的人口比欧洲国家还要多…… 」
现在，欧德丝女士和陆赐牧师夫妇的态度已经比较友善；宝丽娜在上海也常来信，再无怨言。从英国寄来的手风琴虽然在途中弄湿，并损坏了，但戴德生终于把它修理妥当，夫妇二人闲时互相弹琴唱和。
不过，不幸的事在是年秋天接踵而来。八月底，他们收到上海包尔腾的短束，传来宝丽娜死亡的噩耗。她是患霍乱死的，才二十三岁。三十二岁的包尔腾，已经历过一次丧妻之痛，现在又再遭受打击。他以后还是回到布道的岗位，与艾志信一同工作，但今年后提起他深爱的宝丽娜，还是满眶泪水。
此外，玛莉亚的胎儿在十月日早产了，怀胎只有七个月，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玛莉亚写信给戴德生的母亲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肚子里的胎儿奉献给神，我想他一定接纳我们的心意。」
十二月下旬，宁波的外国基督促及中国基督徒均庆祝另一个婴孩的生辰，他是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诞生的。在1858年，戴德生的教会增加了五位中国信徒。庆祝圣诞那天，有许多节目和游戏，也有唱诗，并由戴德生、祝恩赐两人短讲，充满一片欢愉。加上有一位中国信徒奉献成为传道人，使这一季的联祷会分外与别不同。
那里有死亡，那里也有生命！
戴德生还是用很多时间帮助那些「瘾君子」，在他治理下，不少人能够成功地戒除此恶习，他的声名也日渐响亮。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有人把一个吞鸦片烟的病人带到戴德生面前，这人企图寻死，所以吞食了过量的鸦片。虽然经过一天的讲道及其他忙碌的工作，戴德生还是尽力替病人诊治。他尝试令那病人呕吐，但他三番四次地挣脱众人的束缚，到处乱跑，却每次都被捉回来。这样一直扰攘到凌晨二时，戴德生才能睡觉。第二天早上，戴德生记述说：「他今晨前来多谢我救回他的性命。」
1859年7月31日，礼拜日的清晨。寒暑表上的温度是一百零四度。
早晨的主日崇拜只有祝恩赐一人负责。戴德生和玛莉亚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还有权充医生及「接生」的祝恩赐太太。玛莉亚顺利产下一个女婴，取名戴恩惠（Grace Dyer Taylor）。戴德生写信报告荣升祖父母的双亲说：「我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小玛莉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许是因为酷热，使人的性子变得暴躁，宁波城中又煽起一股仇外的情绪，巴格尔劝玛莉亚暂时离开城市，到城外河畔的医院住，以策安全。玛莉亚到了医院后，寄信给戴德生，上面写道：
我最亲爱的良人：
巴格尔医生及夫人已经亲切地收容你飘泊的妻子……我在途中所见的群众并不怎么激动，不过盐门却关了。在我来到城门之前，我遇到祝恩赐先生。他转头看我时，闸门已开了，让我通过，没受到任何拦阻……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够吻你，感觉你有力的臂膀环抱着我？我亲爱的德生、亲爱的丈夫，愿神赐福你，保守你不受任何的伤害……
八月时，巴格尔夫人患上霍乱，戴德生便负起管理医院及诊所之责。三十六小时之后，巴格尔夫人去世，留下巴格尔医生及五个孩子。对巴格尔来说，这是极大的打击。
自从1807年马礼逊（Morrison ）来华始，已有二百多位传教士步其后尘。其中四十人丧失了性命，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赐却如此
说：「如果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还是选上这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他的态度可说是传教土的表表者。
目前，巴格尔别无选择，他决定带着五个孩于回到苏格兰的故乡去。很多人心想：这岂不意味着不能再靠他一流的医术赚钱，支持医院的工作，医院甚至可能因此结束。
戴德生可不同意。他说：「一座刚走上轨道的医院怎能空置不用。如果神容许它继续开办，他定会有足够的供应。」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了巴格尔的工作。他和玛莉亚搬进医院隔邻巴格尔的房子里。「为了应付这项工作的庞大开支，」他说：「我必须仰望主。以后数星期，到来医院求诊的病人减少了，直至戴德生建立自己的声誉后，他们才逐渐回来。然而这些新的责任和繁重的工作，也带来沉重的压力，令到他的健康受损。玛莉亚说戴德生这时的脸孔「又瘦又长」。
终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子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
说得对。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上写着：「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信中附上五十镑，请随意使用。倘有需要，也请来信告知……」
戴德生和玛莉亚把他门的中国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译成中文读给他们听。
[哈利路亚！]连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国人都同声喊出赞美主的话，然后跑到各个病房，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发外，还有一位姓丘的教师和他的母亲，一位姓冯的织篮工人，一位姓王的农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画师。戴德生按着卫斯理·约翰的模式，委任两位中国信徒负责查经班，让他们从责任中得着经验。来医院就诊的人也逐渐增加，戴德生说：「我的工作超过了我的时间与能力所能承担。」
他写信给母亲道：「……我应该告诉您，我最近的健康情况不佳，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所谓『能医不自医』，……我对自己的诊断结果应有几分的保留。不过，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疟疾又或多或少损及我的肝和脾……或许我可能会被遣回家休养一些时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能否活过这个夏季。另一方面，他写信给父亲说：「回英国一趟，或许能使我的身体康复，又或者可以激励其它人来华，负起我无法继续的工作。……」
另外一位医生的意见也是一样：戴德生早该离开中国了。因此，他们在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