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实力的极限：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
在银装素裹的艾奥瓦州，大获全胜的总统候选人在一片欢呼中宣称：“变革的时代来到了。”他誓言将削弱游说者的势力，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削减中产阶级税务负担，终结伊拉克战争和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团结美国和世界应对21世纪的共同威胁”。在最初的年代，渴望得到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大胆地承诺让家家有肉吃。当今时代，奥巴马则放眼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气候变化和贫穷、种族灭绝和疾病”。
这个议程令人赞赏。但是，如果说某个人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就能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简直就是在屈服于世界上最大的幻想。不管候选人放言什么和普通选民相信什么，四年一次的总统竞选不是推动变革的运动。真正的目标是确保连续性，保持当今华盛顿所有机构和安排的完整。受雇担任竞选顾问的前政府官员，对遏制总统过度膨胀的权力没有兴趣，他们只是想分享并使用这些权力；站在候选人背后的退役将军们，也不想拆解这个强调国家安全的国家，他们只是想维持并扩展这种状态。那些谴责金钱对政治的影响的候选人，非常善于向有钱人献殷勤，以聚敛数百万竞选捐款。
毫无疑问，总统竞选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像媒体极力渲染的那样。2009年1月20日不管谁入主白宫，美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美国人的期望与愿意或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将依然顽固棘手。总统任何有关旨在消除挥霍浪费、改革政治体制、设计更现实军事政策的倡议，可能顶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
自相矛盾的是，认为合适的人承担起总统和总司令之职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对维持现状是有好处的。依靠新总统解决所有问题让人期望有简单、无成本的解决办法，允许普通公民免除自己对当前国家困境的责任。那些宣称鄙视华盛顿所代表的一切的人，按照自己的政党归属，期望又一位约翰 肯尼迪或罗纳德 里根再次让事情回到正轨。他们坚守一种幻想，认为一位得到明确授权的首席行政官员会“改变”华盛顿运行的方式，让美国恢复健康。可是，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历届总统的表现来判断，那些依靠白宫实现超度的公民肯定会失望。这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毁誉参半，远不像他们的支持者宣称的那样。
“政治圈里的人都会撒谎，但他们撒谎时如此轻而易举，这是让人苦恼的事情。”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时，好莱坞大腕戴维 格芬（David Geffen）对克林顿夫妇作出的这一激烈评论，立即成了新闻标题。对有些人来说，格芬的评论有些讽刺挖苦的味道。但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
政治需要巧妙的掩饰。那些有志于总统职位的人许下宏大的诺言，但同时又慎重地回避复杂问题，避免人们质疑他们变承诺为现实的能力。大谎言不是有关减税、全民保健、恢复价值观、通过展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世界和平的许诺，而是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实：自由也有阴暗面；国家与家庭一样，最终也必须量入为出。尽管许多信誓旦旦的声明谈及这一点，但历史的目的依然是高深莫测的。最重要的是：实力是有限的。政治家们在沉默中故意忽略这些问题。结果，美国人性格中最为持久的元素（自觉性）一直不知去向。
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一再确认了这种倾向。在上天选定的时刻，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这个典礼成了“美国的早晨”。竞选获胜者已确定。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入主白宫，欢欣鼓舞地期望历史很快恢复正确走向，这个国家将重新走上正轨。这些期望的确有动人之处，但也有令人难过的地方，就好像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期望这一次丈夫会真正履行诺言，不再向她举起拳头一样。
对于受虐待的妻子来说，依赖性肯定会让她继续遭受折磨。当她拒绝这种倾向并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改变才会真正开始。这样的比喻也适用于美国人民。
对美国而言，在消费主义时代追求自由就包含一种依赖性，依赖进口商品、进口石油和信贷。不管承认与否，美国人民的第一欲望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商品、石油和信贷。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这一欲望，部分通过在国内分配这些赏赐之物（国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部分通过在国外追求帝国野心（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职责）达到。
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总统）时常声称依赖性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降低这种依赖性的有意义行动却一直难得见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华盛顿权力的核心（首先是白宫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层官员）实际上受益于这种依赖性：它提供了地位、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能源独立，对五角大楼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会失去工作，中东及其周边的数十个基地将被关闭，海军第五舰队将被遣散，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火合同将可能取消。
所以，美国政治阶层并不是在解决依赖性问题，而是在刻意加剧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承认美国的实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寻求加速消耗这种实力的政策。“911”以来就是这种情况。
对铁杆民族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承认这种极限意味着战线的收缩或不可逆转的衰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承认美国实力的极限是遏止近几十年损失的前提，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数代人来之不易的成果的前提。继续假装美国无所不能只能加剧美国面对的问题。美国人忽视依赖性的意义，决策者继续认为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管理世界，这种状况持续越久，当账单到期的时候，美国将下滑得越为急速。
另一方面，现实地认识这些极限会创造调整政策、补充资源甚至更新机制的机会。极限会让美国重新思考古老的真理，推动创新思考，释放创造能力。
以外交政策为例，莱因霍尔德 尼布尔曾把治国的精髓描述为寻找“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交会点”。这一表述抓住了启蒙现实主义的核心。尼布尔知道自我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睦邻爱人适用于人际关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尼布尔曾经评论道：“要求一个国家‘自我牺牲’不属于道义责任的范畴。”可是尼布尔也知道，当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时，一个国家才能更容易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处理与重要盟国的关系时，美国坚持了这一理念，尽管有许多不完美。在美国领导下，西方实现了有限、有条件但同时是真实、可贵的团结。虽然破坏盟国团结的事情经常出现，但美国及其伙伴修补了分歧（或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从来没有让争论导致彼此彻底疏远。许多因素促成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西方团结的显著持久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政治家愿意严肃对待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同伴的关切。对付苏联的威胁是首要任务，但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也是重要使命，这就是利益交会点，它成为盟国团结的基础。在对待伙伴时，美国不只是发号施令，还与之协商谈判。简言之，美国之所以能够领导西方，是因为它避免了滥用领导权。
“911”之后，布什总统抛弃了这一做法。他确信美国实力无人能敌，对寻找交会点毫无兴趣。相反，他开始发号施令。以前没有哪位总统顽固坚持要求众多他国政府“必须”做什么。布什却要求各国作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共戴天。通过其自由议程，这位总统甚至发誓“清除邪恶世界”，声称他的政府有权惩恶扬善、替天行道。
毫无疑问，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无比。但是，考虑一下过去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这位总统“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显得愚蠢了到极致，他消灭邪恶的诺言也显然荒谬可笑。他的政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然而，尼布尔的交会点理论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承认布什的自由议程不能奏效、不可持续，就不难设计出另外一种战略手段。
例如，恐怖主义是一种绝对现实的威胁。通过夸大这一威胁，布什总统让美国陷入了无限期全球反恐战争，但这一战略不可能成功。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想让美国人相信除了发动全球战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一种替代方案是遵循遏制战略。这一战略曾经效果不错，而且针对的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它同样能够再次成功，成为建立有效国防的框架。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挫败克里姆林宫扩大影响的努力。今天，遏制战略的目的应当是防止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扩大影响。
这一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防御性的，但其最终目标不是容忍而是征服。冷战时期的遏制创造了苏联不可能获胜的竞争。时间一长，这一威胁逐渐消亡，苏联最终因内部问题而崩溃。新的遏制战略应当有类似的目标，让恐怖主义自己暴露不足，让这一威胁消亡的日子来得更早一些。
重新确立遏制战略不意味着创建新的北约或资助新的马歇尔计划，而是意味着加强对恐怖分子活动的监视，维持多边警备，防止恐怖袭击，清除恐怖主义网络。它也应当拒绝给予恐怖分子避难所，切断他们达到目的所需的资金来源。
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不排除与对手的选择性接触，今天也是如此。遏制战略应当允许甚至支持双方之间的教育、文化和知识交流。它应当为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学生提供在西方学习的机会。它也应当包括公共外交内容。但是，不管多么有用，这些倡议顶多只能产生有限效果。美国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看法和态度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
更进一步说，美国人应当放弃自以为是的想法，他们以为有义务在自由问题和政教关系方面指导别的国家的人民。
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吸引到了微不足道的国际支持。结果，在“解放”大中东时，美国发现自己深陷其中，承担了大部分重任。旨在遏制暴力极端者的战略对美国盟国本应更有吸引力，也能够说服它们承担更多工作。
布什总统坚持认为战争是恐怖主义最好的解毒剂，这让他难以找到美国与他人的交会点。其他国家同样认为恐怖主义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不同意见。总统甚至不愿意承认存在其他重要问题，让“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产生交会点，这进一步破坏了通力合作的基础。要修补布什时期留下的遗产，的确需要美国再次关注这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更为迫切：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对美国来说，废除核武器应当是一项紧迫的国家安全重点。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也是重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巨大挑战。解决这两个问题必定需数十年之功。但是，消除核武器比消除“邪恶”更为可行、更容易实现。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将影响人们每天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比改变大中东地区更困难，因为后者需要改变10多亿穆斯林的思维方式。
作为布什总统误入歧途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替代，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交会点，成为正确战略的基础。在每种情况下，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不是社会改革主义而是自我利益）提供了行动的动力。其中心思想不是拯救世界，而是确保美国人民的福祉。
核武器是无法使用的。在任何情况下，它的使用都是政治和道德灾难。对美国来说，即使是作为威慑手段，它也正变得没有必要。而且，核武器不可能阻止敌人对美国使用这种武器，尤其是恐怖分子正急切地想获得他们自己的核能力。
其实，事情正好相反。通过拥有处于战备状态的战略核武库（而且坚持认为1945年向日本两座城市投掷原子弹是正确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坚持认为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合法的作用。在这种时候，竭尽全力防止未来使用核武器，最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
而且，这一天正在临近，美国不必依靠核武器，也能威慑俄罗斯和中国等核国家。现代常规武器有可能成为更有效的威慑基础，它们具有致命的、准确的、灵活的二次打击（甚至首次打击）能力。精确制导常规武器也不像核武器一样具有道德复杂性。因此，它们可以使用，有更大优势，从而增强了可信性。
冷战结束时，美国已经储备了约2.3万件核武器。到2007年，这个数字约是5 736枚各类核弹头。虽然削减数量好像令人难忘，但这只是一种姿态，算不上什么成就，就像一位长期吸烟者把吸烟量从每天三盒减为两盒，就错误地认为这种习惯已经得到控制。即便有人认为核武器具有实际功效，那么什么目标需用100多枚核弹头来摧毁呢？对美国核武库进行更大规模的削减，将总数量降到至多几百枚，才是合适的。
就核武器而言，狭隘利益与全面利益的交会点非常清楚：这种武器应当全面销毁。从哈里8226;杜鲁门时期到现在，历届总统都哀叹核武器的存在，不断誓言要全面消除这种武器。现在也许的确到了践行诺言的时候了。
同样，气候变化也是美国福祉乃至世界福祉的潜在威胁。在这里，国家利益和国际公共利益的交会点好像不言自明：更加有力地降低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排放水平。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之一，这是当前美国行使自由所带来的不幸的副产品。单独行动，美国人不可能遏制气候变化。但是，除非美国行动起来，否则有效应对这个全球威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保护环境意味着削减全球矿物燃料消费规模，开发替代能源。在这个领域行使领导权不仅能够拯救地球，还会增强国家安全。削减石油进口还可能减少美元流向诅咒美国的恐怖分子，这应当是遏制战略的基石。完美的安全只是一种幻想。但是，谈到将安全问题置于可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给自足比拥有大规模军队更有意义。
无疑，进行严肃、长期、全国性的努力，开始转向后矿物燃料经济肯定是代价高昂的想法。然而，与其花费数万亿美元强迫伊斯兰世界民主化而收效甚微，不如投入几万亿美元进行能源研究，或许后者能够真的产生一些有用的东西。从曼哈顿计划到太空竞赛，再到互联网开发，大规模技术创新一直是美国的强项。相比之下，涉及大力推动国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美国的记录顶多是好坏参半。自从2001年9月以来，这一记录简直就是糟糕透顶。
共同努力削减核武器将招致一些风险。共同努力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意味着很多不方便，至少在近期内还会有些牺牲。但是，那些将自由等同于消费和自我实现的人们，对风险或牺牲没有任何胃口，即使今天的无动于衷意味着明天承担更大风险、作出更痛苦的牺牲。
只要美国人依然掩耳盗铃，坚持认为美国的实力没有极限，他们就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相反，在政治领导人的教唆下，他们会继续幻想某种形式的全球战争能消除恐怖主义。美国将改进并提高其核打击能力，而对其他国家寻求类似能力表示无比愤怒。美国人将把气候变化当成鸡毛蒜皮的问题。他们将大量消耗进口石油，无节制地消费进口商品，沉溺于帝国梦想。华盛顿将始终发布傲慢的声明，证明民主即将取得全面、永久的胜利。
同时，美国人民将不理会账户结算的限令，不去平衡预算、控制消费、付清债务。政客们在不必要的战争上浪费美国军事力量时，他们将依然温顺服从。他们将允许为政策失败负责的官员逃避责任。他们将容忍首都令人惊讶的无能和混乱，指望新总统处理好上届总统弄糟的问题。用尼布尔的话说，他们将坚守“把‘生活水平’当成美好生活最终标准、把技术完善作为文化和社会道德价值观保障手段的文化” 。首要的是，他们敬奉自由，但不去评估其内容，计算其成本。
“面对令人困惑的问题，真心实意地接受错误的解决办法，”尼布尔在半个世纪前写道，“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更添了一分凄楚。”这个判断今天依然正确。如果顽固地坚持认为这是历史上大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美国将重蹈那些国家的覆辙，无视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
尼布尔曾评论道，对任何国家来说，“试图获取短期自我利益会危及其最终利益。如果承认这个事实，他们也总是承认得太晚”。这句话的两个部分都适用于今天的美国。为了扩大此时此地拥有的一点点利益，美国人越来越会毁掉未来。所以他们就这么继续下去，不顾及哪怕给自己带来的后果，那么就更别提对儿女和子孙后代的影响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就这样无情地走向终结。“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我们的预言家曾写道，“社会秩序将在努力证明自己不可毁灭的过程中自我毁灭。”如果顽固地坚持认为其他国家必须服从的规则不适用于自己，美国人看似决意是要再次证明尼布尔的自我毁灭预言了。
致 谢
本书出版之时正值我在波士顿大学工作10周年之际。出色的学生和同事们使我在波士顿大学的教学生活成为一段脱胎换骨的经历。我尤其感谢系主任查尔斯 德尔海姆和埃里克 戈尔茨坦的慷慨支持。
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还获得了其他各方面的帮助。我想感谢大都会图书公司的萨拉 伯什特尔给予我的信任和信心。我的编辑汤姆 恩格尔哈特简直棒极了，不论大主意还是小点子，他都如同是智慧的源泉。我不仅吸收了他的观点，也受益于他永远充沛的能量与精力。维基8226;哈丽很漂亮地完成了书稿审读工作。
我还要感谢老朋友比尔 阿金、克里斯 格雷、劳伦斯 卡普兰和戴维 沃尔什让我借鉴他们的想法。我也对乔 布朗、康纳尔 萨沃伊等几位研究助手及时的贡献表示谢意。干得很棒，小伙子们！
我也许不该这样讲，但我已不再把约翰 赖特看做代理人了。他成了我的挚友，是智慧和建议的源泉，在这个时候还是一种慰藉。
我亲爱的南希在迄今已算得上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一与我风雨相伴。2007年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不易。一年来，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大度和尊严。她永远是我灵感的不竭来源。
我将本书献给我们的儿子安德鲁 约翰！巴塞维奇。他于2007年5月13日牺牲在了伊拉克战场上，成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约4 000名美国军人之一。对他的朋友和家人来说，他留下的记忆永远神圣。作为他的母亲和父亲，我们将永远思念他。
美利坚帝国项目”简介
《美国的极限》是“美利坚帝国项目”中的一本。
在军事力量无人能敌的时代，美国这个全球超级大国的领导者们越来越具有帝国野心。这种目标和政策的显著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条道路的前景又将会如何？
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军事经济态势发生了许多变化，“美利坚帝国项目”则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帝国一向被认为是对美国民主遗产的冒犯，现在却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的界定带来威胁。“美利坚帝国项目”出版质疑这一状况的著作，旨在考察美国帝国追求的根源，分析它们对美国国内外的影响，讨论取代这一危险趋势的方案。
本项目的策划者是汤姆 恩格尔哈特和斯蒂夫 弗雷泽。他们是资深编辑，同时也是历史学家、作家。在亨利 霍尔特公司的支持下，大都会图书公司（Metropolitan Books）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包括：诺姆 乔姆斯基的《霸权或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 by Noam Chomsky）；查尔默斯 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The Sorrows of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詹姆斯 卡罗尔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 by James Carroll）；埃尔 菲斯根的《如何在全球化中成功致胜》（How to Succeed at Globalization by El Fisgón）；迈克尔 克莱尔的《血液与石油》（Blood and Oil by Michael Klare）；瓦尔登 贝洛的《统治的困境》（Dilemmas of Domination by Walden Bello）；彼得 埃伦斯的《战争大国》（War Powers by Peter Irons）；罗伯特 德赖弗斯的《魔鬼游戏》（Devil’s Game by Robert Dreyfuss）；杰里米 布雷彻、吉尔 卡特勒、布伦丹 史密斯合编的《以民主的名义》（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Jeremy Brecher, Jill Cutler, and Brendan Smith）；诺姆 乔姆斯基的《帝国野心》（Imperial Ambitions by Noam Chomsky）；阿尔弗雷德 麦考伊的《质问酷刑》（A Question of Torture by Alfred McCoy）；诺姆 乔姆斯基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 by Noam Chomsky）；格雷格 格兰丁的《帝国的工厂》（Empire’s Workshop by Greg Gran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