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治国、治军理念中的日本情结到退守台湾,蒋介石对日本的感受是复杂的……1906年,19岁的蒋介石踏上东渡日本的海轮。在日本,初来乍到的他亲眼看到“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征工业力的烟囱冒起黑烟”;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并指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日子非常不好过,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蒋介石一年之内经历了下野回老家、被桂系相逼的局面,面对解放军的势如破竹,他优先考虑迁居日本,其次才是台湾。
日本买房记:东京寻觅豪宅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下野,把包袱甩给副总统李宗仁。1月21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
1949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请他赶快回国,有要事相商;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呆,径直前往奉化溪口。4 月15日,朱世明回到上海,在简单处理了一些事情后,匆匆赶往浙江奉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过去,蒋介石接见部属时,身边要员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贴身侍从均参与。这次接见朱世明,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他说:“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匪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国军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决心、精神。这说明,我们国军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匪,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国政府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 (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又屡逼我出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干脆就长住日本了。”
具体要求方面,蒋介石提出,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出来后,正好碰到了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周宏涛将朱世明拉到一偏僻处打听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朱世明犹豫再三后料定周宏涛不敢对外人讲,何况又是蒋介石最信任的贴身秘书,便将蒋介石交代的两件事说了出来,并嘱他不要对任何人讲。
朱世明之死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问题。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
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前闲院宫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设计新颖,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万美元。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几家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大骂朱世明泄露国家秘密,损害了他的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在这期间,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发生了“挂旗事件”(悬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为报复朱世明,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由,电召朱世明回台。朱世明感到凶多吉少,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哪知,蒋介石仍不放过,担心朱世明投奔大陆,于是派特务追杀朱世明。据说朱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蒋介石在台湾苟延残喘,未去成日本。不久,蒋介石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个新贵。
蒋介石阴谋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与极少数幕僚知道。此事过去五十多年之后,才由其心腹周宏涛在台湾说出来。
蒋介石放不下“日本”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除了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被宣判无罪之外,蒋介石最终与日本签订和约,放弃了日本战争赔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盟军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在东京湾横滨港口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受降仪式,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中国代表徐永昌出席受降仪式。9月9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叙述签字投降时的感想时称:
日中两军迄今已缔结过三次停战协定。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事变结束时的《协定》;第二次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第三次是这次投降签字。
……
第三次却陷入了率领一百二十万大军(包括台湾、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签字投降的命运。
盟军在东京湾受降的当天,蒋介石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日志(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蒋介石在8月15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更加明白地说: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特别注意的。
这个讲话的主旨后来被人们理解为“以德报怨”,它成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关系的指导方针。“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不记别人的仇,反而给他好处。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对此做简要说明,大概与“打了你的右脸,还要把左脸送上去”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