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案》打碎了蒋经国传位给蒋孝武的美梦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戒严长达38年，只鼓励发展经济，严禁人民自由组党，严禁民间办报办刊，人民毫无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台湾岛上，万马齐喑。六十年代，蒋经国长期掌控国民党情报系统，崇尚特务政治。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仍任“行政院长”，继任“总统”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此时的蒋经国，已经羽翼丰满，牢牢掌握着实权，严家淦有名无实，“总统”宝座已经非蒋经国莫属。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蒋经国就任“总统”。

　　在上任的最初几年里，蒋 经 国仍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

　　掌握了极权，那种说一不二、一呼百应的感觉，是令人陶醉的。蒋 经 国如果沉浸于这种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湾经济实现了腾飞，他也只是偏安于台湾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坛上的匆匆过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离推动历史发展的伟人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庸才看来，守住前辈留下的“基业”，这是头等大事。无论怎么说，不能做“亡国之君”啊！不能让国民党在我手里倒掉啊！退一万步讲，不能失去已经到手的权力啊！蒋经国在掌权之后，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有这种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后的七八年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继续镇压党外运动，禁锢言论，以巩固其“威权政治”。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在蒋经国时代，关于台湾的前途，大约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满足于偏安一隅，将祖国统一大业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条是与大陆合作，接受“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名义上的统一，而他继续在台湾执政。

　　当然，蒋经国没有也不会走后一条道路，无论大陆如何向他摇晃橄榄枝，他都不予理睬。他仍沿着父亲蒋介石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条道路，“以不变应万变”。

　　到了八十年代，蒋经国开始考虑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和台湾的前途问题。

　　大凡独裁者考虑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当时台湾人曾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有可能成为“蒋家太子”。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长子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蒋孝文到美国留学，数次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怎么能成为未来台湾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因为，蒋经国似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之后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为了不使兄弟争权，蒋经国没让三子蒋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

　　但是，江南事件，却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被杀事件，对蒋经国的影响至关重要，实是台湾民主转型的重大契机。

　　作家江 南（原名刘 宜 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开始撰写《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 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 南的三个凶手。石破天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顿时，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虽然暗杀江 南之事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蒋经国亲自授意的，但舆论矛头纷纷对准蒋经国及其儿子蒋孝武。

　　蒋经国之过人之处，在于处乱不惊，并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蒋经国继续捂盖子，封锁舆论，只会激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谴责和制裁。他在短时间内公开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舆论由对他本人的谴责，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虽然三个凶手和胡敏仪、陈虎门等人经审判皆被判刑，但舆论揪住蒋孝武不放，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好将蒋孝武“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蒋孝武从此淡出政坛。

　　此事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chun货”。“江 南 命 案”之后，蒋家子弟名声扫地，蒋经国这才彻底打消了让儿子接班的企图。

　　据《蒋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蒋介石在位时，为了防止蒋纬国与蒋经国争位子，一直让蒋纬国坐冷板凳。蒋经国即位后，蒋纬国仍受其兄压制。蒋经国晚年健康恶化，问蒋纬国：“怎么，你来接班吧！”蒋纬国回答：“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这段兄弟之间的对话，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实性大可存疑。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后，蒋经国开始重新考虑身后问题和台湾的未来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台湾领袖将依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并不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并不想放开言路，并不想从上到下地搞普选，总之，并不想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制度。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热衷于大做“亲民秀”。

　　据李敖《论定蒋经国》一文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可谓“一生劳瘁”、“力疾为公”。

　　其实这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与其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眼泪，不如将精力和时间花在如何改良制度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观察蒋经国此时的所做所为，充其量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的形象，与大政治家无缘，更与伟人无缘。

　　而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蒋经国认识到，他在当代的名誉声望，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连“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丢了，弄不好还会被后世戴上一顶“独裁暴君”的帽子，在历史上甚至会沦为一个阴险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数十年的“亲民秀”，他的接班人计划，也随着暗杀江 南的枪声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