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 (46 - 48)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二篇 1957年--1965年 (46 - 48)

46xxx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于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里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我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春，安徽全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后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上分，也就足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比，曾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０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後效果不铅。安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後，毛表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下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何庆施（上海市长）。柯度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授华东局管，曾直接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何商量，何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日了然。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台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麽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饥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於支持包产到户的刀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台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未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後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议程结束後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後，受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浮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上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於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特公社化，无视於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要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此後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芸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白然有了乾饭吃。」

　　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取消人民食堂，在会中正式宣布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二人到农村，工业、钢产指标大幅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让任何人捣乱。

　　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忠实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主主席语录。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湖北省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乡）调查後，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

　　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出自己的真正看法的人。她们唯毛的马首是瞻。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吉记陶裙拿不定主意。他倾向於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指标。一切有利於说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於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善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０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辞令，他我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於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蒙神色活跃，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找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人。」随後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於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麽，你要做什麽，决定去做什麽，要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物。」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１）。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神精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大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找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足些行尸走肉。」

　　五年後，到文化人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注释

（１）毛於一九六一午又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毛邀元帅和他在长江共游，但蒙因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４８

　　毛很少出席庐山会议的讨论会。就在共产党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克服饥荒，而千百万的长民相继饿死之际，他从未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也不肯正视总路线所引起的大灾难。在这期间，他谈话很少，相当沉幽。毛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很明显，他仍渴望崇拜。在大灾难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林彪提倡学习毛思想和那些女孩子们的热情崇拜，正符合他的心意。

　　在庐山，毛与江青仍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楼。晚上天天开舞会，由江西省歌舞团的乐队件奏，歌舞团的女孩子们件舞。因为江青每晚都参加，所以散场比较早，舞场中也比较沉闷。

　　毛曾经为丁玲、杨开慧和那位身着民兵服的女机要员写过诗词，江舌很不平静。毛为了安抚江青，给她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时为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芸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有了这首诗极为得意，到处显示。并且自己作了一首诗，《五绝：自题小照》：

　　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

　　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将自己的名字夹在绝句里。这绝句正也是抒发其政冶野心不能得逞的抑幽之作。在文化大革命时，这句绝句被她拿来宣扬自己。

　　这里附带说一下，一九六一年，毛的一位女友送毛一封信，其中抄了陆游所作《卜算子：咏悔》，藉以表明毛已将她抛置了。毛看了以後，也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悔》给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独有花枝俏。俏也下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众中笑。」这明明是安慰她的一首词，可是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发表了这首词，报刊上纷纷认为这是申明：「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这是典型的将毛作的词「拔高」。

　　毛每天起床後，我们陪他到江西省委於一九五九年为毛在庐山造的新别墅旁的水库里游水。然後在别墅中「休息」，以避开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耳目。这时都是由庐山疗养院的一位护士（毛、护士两人初遇於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陪他。
毛为了不让江青撞见，有两次从山下乘车到九江，在长江游泳，然後到九江市委招待所和他的「女友」休息。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不能久停，只好匆匆又回到山上。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１）。那年春夏之际，贺子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王明一样的人害你」。贺在与毛分居後使发生了精神病，毛和贺从未正式离婚。贺是少数经历过长征的女英雄之一。但毛在一九三五年到延安後，很快便对贺共去了兴趣。一九三七年贺去苏联养病。二次大战期间，贺在苏联与她女儿李敏相依为命。毛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当时也在苏联。苏联精神科医生曾诊断贺子珍为精神分裂症。贺回中国后，精神状况也一直末见改善。毛安排她住在上海。多年来，贺一直未恢复正常。

　　毛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找身边绝无王明之流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安排贺和他见面。

　　毛将一条三五牌香烟，连同一千元人民币，让上海公安局局长交给贺子珍的弟弟，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贺敏学，转给贺子珍。

　　江西省公安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庐山。毛与贺子珍就在半山新修的别墅中见了面。

　　贺子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黄。除去刚刚看到毛时，眼色现出一丝狂喜而惊慌的神情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毛见到贺子珍进来以後，立即迎上去，拉住贺的双手。然后拉着贺子珍坐到身旁的扶手椅上。这时贺子珍两眼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

　　毛拍着贺的肩膀，微笑着说：「你看到我给你写的信了？钱收到没有？」

　　贺说：「信看过了，钱也收到了。」

　　毛便细问贺在卜海的治疗情况，和日常的生活情况。贺说话轻声低缓，每个字和每个字似乎都不连贯。可是时间越长，贺的神情越加激动，脸也现出淡红色。

　　毛留贺吃饭，贺摇摇头。毛说：「我们见面，你的话不多。你回去後，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我们还要见面。见向。」

　　江西省公安厅的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了。毛在客厅里，吸着烟，沉思不语，脸上显出抑幽的神态。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後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又回过头来问找：「是不是上次给江青检查身体的那位粟宗华院长给贺子珍看病？」

　　我说：「是的。」

　　毛问：「到底是什么病？」

　　我说：「是精神分裂症。」

　　毛说：「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呢？」

　　我说：「就是人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相相离。这个病的原因，还没有研究出来。在治疗上，一些 药的效果也不大好。」

　　毛说：「这不是同毛岸青一样的吗？」

　　我说：「是一样的病。毛岸青在大连，由保健局派医生和护士在治。」

　　毛说：「我看这两个人是治不好的了。这也足无可奈何啊！」

　　我只能沉默地点点头。

　　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我又瞧见他脸上有相似的神情。他那时把五十多年前他年轻时，在韶山老家发生第一次关系的女人找来见他。当年的年轻女孩如今成了白发老妇。毛给了她二千元叫她回家。毛说：「怎麽变了这么多。」

　　就我所知，江青一直不知道这次见面的事。　　注释

（１）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时曾见过贺子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