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继续南犯，进逼湘北。11月上旬，日军轰炸长沙、衡阳，12日攻陷岳阳，湘北门户洞开。长沙作为湖南省会，日军势在必夺，战争迫在眉睫。1938年11月12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关于火烧长沙的电话、电报指示后，即召集省保安处长和长沙警备司令研究布置放火事项，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当日深夜，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预先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火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和民房。刹时间，冲天的火炬接连出现，火光照天，热浪灼人，长沙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大火发生时，已经入睡的市民陡闻火起，初以为是普通火灾，不以为意，后见全城火起，方知情况严重，以为日军已攻进城来，遂在慌乱中扶老携幼，扛箱抬柜，像潮水一样往外逃奔，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建筑物燃烧时发生的爆响声，交织在一起，使全城顿时成为一个恐怖世界。据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灾后公开承认，在这次火灾中长沙市民与伤病员共丧生者达3000余人。

　　这场毁灭性的大火一直延续了两天两夜，使长沙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达5.6万多栋，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全是断壁残垣。据统计，一般建筑物和物资损失是（1）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2）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3）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10 余家；（4）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5）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千年古城，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长沙大火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实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而造成重大火灾进行了严正遣责。以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长沙大火的责任与善后问题，当面与蒋介石进行了交涉。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在整个大火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叶剑英和他们率领的善后工作突击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首先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对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因此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篾折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14年9月、1944 年6月二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日寇对长沙的军事侵略，首先是从空中的侵袭开始的。据记载，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如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第4次侵袭长沙。狂轰滥炸河西的岳麓文化区，把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全部炸毁，科学馆毁掉2/3，学生宿舍2栋被炸，全校精华设施无一幸免。校区及附近学生、职工、居民、游人死伤100余人。同年8月17日，日机18架第7次轰炸长沙，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中山路、宝南街及南门外投下炸弹120余枚，死伤平民800余人，炸毁商店、民居300余栋，1000余人无家可归。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一火中战”损失的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 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这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份损失。长沙这座历千年沧桑、百年构造的繁华都市经过从1938年的“文夕大火”至1944年6月日军陷城的多次毁灭性打击，其市政建设至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无复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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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场大火给长沙市民造成的大灾难，周恩来怒不可遏，要求严惩纵火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平息舆论，蒋介石派人“调查”大火原因，追究起火责任。结果枪毙了湖南警备司令文重孚等3人。实际上“文夕大火”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上海、南京，下旬又占了武汉，接着又逼近岳阳。由于情报不准，蒋介石误认为日军会立即进攻长沙。蒋介石惊惶失措，11月上旬在长沙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放火焚烧长沙以阻击日军。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唐生智、张治中等高级将领30余人。会上，蒋介石说：“我们面临日寇进犯，我们国弱，难以抗击强敌的进攻。以弱抗强，只有坚壁清野，才能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取得最后胜利。”接着他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不等张开口，他就横截道：“这还有什么可思索的？用火烧掉！我军不能住，敌人也住不成。粮食、器材，凡带不走的全烧掉。”并叮嘱说：“这是中央常委定的，谁也不能抗命！”于是，在长沙实行“焦土抗战”便成了定论。11月12日，蒋介石还不放心，又从南岳发来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勿误。”

　　军事会议后，文重孚即按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军警在各主要街道均放置汽油及各种易燃物，并决定在日军逼近长沙50公里时举火。最高指挥中心设在最高点的天心阁，只要此处火起，四面即刻响应。但奉命放火的官兵，却早成惊弓之鸟，怕自己无路可逃，日寇未犯，便盲目点火。天心阁一起火，顿时四处火起，长沙就成了火的海洋。

　　国民党政府的“焦土抗战”导致的“文夕大火”，不仅给长沙古城造成了一场空前的火劫，也震惊了中外，成了国民党政府极大罪恶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