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
邓小平这样说了吗？
【１９７３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④
http://www.eduzhai.net/jiaoyu/573/jiaoyu_170884.html；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第１１６页。 】
【实际上，以上说法值得澄清， 根据 《毛泽东撤销邓小平职务始末》一文，并无毛托邓作决议一说。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9/3/9/100893980_3.html?coluid=6&kindid=26&docid=100893980&mdate=0222095049】
这个决议要做也是党代会党大会来决议， 而非政治局可定。而且，
也得笔杆子康生，张春桥等下笔， 而非邓小平所能。
发动文革，反修防变是毛泽东自诩毕生亲躬奋斗的两件大事之一，
而且是比夺取全国胜利更重大的大事。
毛早已自有 “三七开”之说，何须他人结论！？
聪睿智慧的毛泽东 早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每个人对文革的真实态度，
何须多此一举。（勿语故意考验为难之类的儿语！）
历史人物邓小平的古文学历史修养功底不得而知，然，未闻未见他引经据典之作。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似非出自他口，
疑是后来的笔吏捉刀溢美之词。
近有人传转所谓 作者：白水处士 的《内战与分裂（X）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更涂道:
林最后五年，邓又一直处于被打倒状态，用他自己话讲，就是
"只知有秦，不知有汉"。则更文浅辞陋，文理欠通，
且让我们看一下此话的真实源头出处：
桃花源记 东晋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jiā）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shè）俨（yǎn）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qiān)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zhuó），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tiáo），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yāo）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
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yì）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焉，
遂（suì）与外人间（jiàn）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此人一一为（wéi）具言所闻，皆叹惋（wǎn）。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yù)云：“不足为（wèi）外人道也。”
一代田园诗祖陶渊明不仅因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品折服了后代文人，也因自己的“以文为诗”开创了古代诗歌的新时代。“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如是说。晚清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先驱龚自珍也由衷推崇：“莫言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最早与陶渊明交往甚密的莫过于当时的“浔阳三隐”中周续之、刘遗民等。广为流传的便是虎溪三笑中的东林住持释慧远，陆修静。释慧远在东林结白莲社时，当时东晋著名山水诗祖谢灵运曾一心想加入，被慧远以“用心不一”为由婉拒。而对同他宣扬的佛学思想相左的陶渊明却一再力邀，甚至允许其带酒而往，陶渊明却不从。从中对当时陶渊明在东晋隐士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早在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纷纷效仿陶渊明，在无数诗歌中尽情抒发对陶公人品文品的一片景仰之情。诗仙李白就曾说“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见《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实际上陶诗朴素的风格对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比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描写的都是最真实，最朴素的生活本色，不带一丝雕琢的痕迹，就像后来李白形容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又如：白居易谪居江州（今九江）司马期间，曾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留下《访陶公旧宅诗并序》：“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即使是在诗人谪居浔阳期间，每到一处诗人总会想起陶公来，在《题浔阳楼》中就有：“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
诗中的陶彭泽就是曾任83天彭泽令的陶渊明。诗中的另一位诗人韦江洲就是曾任江洲刺史的韦应物，唐代著名诗人。韦对陶渊明也颇为倾慕，不但作诗“效陶体”，生活上也“慕陶”，“等陶”。因其善写田园诗，故人称“陶韦”。在其《效陶彭泽》中，作者尽显陶公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唐代另一位与贾岛齐名，有“郊寒岛瘦”美名的著名诗人孟郊也对陶公钦佩有加。一日孟郊乘舟过彭泽，油然而生想起了曾在此任县令的陶渊明，写下了《过彭泽》，“扬帆过彭泽，舟人讶叹息。不见种柳人，霜风空寂历。”陶渊明曾作《五柳先生传》，所以人称之为“五柳先生” 。刘昚虚曾在一首咏陶诗中有：“种柳长江边”，所以诗中称其为“种柳人”。唐代最著名的山水诗人王维也把陶公和隐居庐山悬壶济世的董奉相提并论：“董奉杏成林，陶潜菊盈把。”足见陶公的人品与文品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到了宋代的苏轼、苏澈也皆留下许多对陶公仰慕的诗歌。苏轼在《渊明祠》中写道：“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表达了作者对陶公“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气节的赞许。与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澈亦在《不到东西二林》中写道：“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作者把经常远送陶渊明的二林高僧慧远与慧永连在一起表达出切切思念之情，足可见陶公的历史地位。
而师于苏轼与师齐名，有“苏黄”之称，北宋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今九江修水人），写过《宿旧彭泽怀陶令》，陶令即陶渊明。在《东林寺》中也肯定了陶渊明的“清风高洁”的气节：“胜地东林十八公，庐山千古一清风。渊明岂是难拘束，正与白莲出处同。”东林十八公即白莲社十八闲人，当时东林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从力邀陶渊明加入白莲社，甚至破例允许陶渊明饮酒，但是因为观念不同，陶公攒眉而去。黄庭坚真是赞赏这种类似“归隐以明志”的气节。
做过侍御史的南宋王十朋在《渊明祠》中有：“渊明耻折腰，慨然咏式微。闲居爱重九，采菊来白衣。南山忽在眼，倦鸟亦知归。至今东篱花，青如首阳薇。”诗文中借用陶诗中的诸如采菊东篱，倦鸟恋林之类句子和典故，抒发怀古思今之情。
南宋的另一位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曾任南康军（今星子县），更是将对古人的崇敬之情化为实际行动，他在任期间，建陶公归去来馆，在陶公醉酒卧眠之处的一块大石之上欣然泼墨“醉石”两字，有明代嘉靖进士郭波澄题写的《醉石》一诗：诗云：“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下醒泉深。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五柳今何在?孤松还独青。若非当时醉，尘梦几人醒。”
元代著名书画家马轼等根据陶诗意境作了《归去来兮图》，画面极其生动地再现了陶渊明从彭泽任上解印还家，“问征夫以前路”、“ 临清流而赋诗”、“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或命巾车，或棹孤等情形。此外何澄的《归庄图》， 赵孟（兆页）在《靖节公讃》中抒发出对陶公弃官忍穷之贤，同为旧朝皇族贵胄，则有与众不同的由衷感慨。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旂一生崇敬陶公文品人品，曾题留“陶靖节祠”立匾，至今镶嵌于陶靖节祠门额。清乾隆皇帝完成了《四库全书》等的编撰，对陶诗非常热衷，常常抚陶琴，读陶诗，感叹：“不独学彭泽，自取琴中情。”晚清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先驱龚自珍也由衷推崇：“莫言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将陶诗与诸葛亮、李白作过的《梁甫吟》、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赞扬陶诗的高深造诣。
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登临庐山，举目远眺，楚云吴浪，尽收眼底，油然想起了就生长在庐山这奇山秀水的东晋陶渊明来，不禁叹然发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千百年来，陶渊明以他的人品、文品和桃花源而流芳百世，连同历代咏陶诗一起构成了九江灿烂文化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