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三部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诞辰的主打节目隆重推出后，便以几近完美的艺术形式，气势磅礴的恢弘景观，高亢激昂的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歌舞场面，以及洋溢着彤红大色的时代情怀，成为中国文艺巅峰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如今已度过了40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通过岁月的风霜打磨，历经光阴的沙海淘金，她丝毫也没有褪色，《东方红》不愧是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文艺经典作品。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64年，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整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经过党中央及时扭转乾坤，终于“人定胜天”地突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重围，依靠广大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齐心协力共闯难关，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种种负面的严重影响，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1964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颇感舒畅的一个国庆，因为这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十年大庆，五年小庆，摆脱了昨夜噩梦般的阴影，15周年的庆祝，就在周恩来总理的事必躬亲的提前悉心操作下，将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非常庆祝”，特别是总理深爱着的文艺界，有了一项暂时秘而不宣的大动作。
1964年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应邀访问非洲，非洲人民用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场面，作为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时此刻，周恩来的眼前豁然一亮，咦！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吗？歌与舞的大联合，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一定的气势，受到非洲人民的歌舞相迎，周恩来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阳春三月，周恩来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陈毅外长出访斯里兰卡回国后，途经云南，昆明军区用文工团演出的歌舞节目表示欢迎，在演出现场，周恩来望着舞台上演员们动人的舞姿，无形中打开了他感情丰富的闸门，不久前置身于非洲歌舞场景当中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又一次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周恩来对着陪同观看演出的随从领导，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周恩来的胸臆间始终荡漾着一种歌舞相连、歌舞连天的浓郁情结。
一个月后的第八天，周恩来抽出身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获奖舞台话剧作品座谈会。他对身边和周围到会的夏衍及获奖的《激流勇进》、《一家人》、《丰收之后》等剧的编导胡万春、黄佐临、蓝澄等人，就有关文艺作品如何很好地反映时代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意见:“文艺作品的主流，还是要写工农兵;还是要下去蹲点，而且要长期地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生动、深入。”顿了顿，周总理又接着说:“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不长期摸索，是说不出内行话的，总是有些隔靴搔痒的。”最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主要是帮助，不要责备，使它逐步地丰富起来。”座谈会无疑收到了实质性的效果。
1964年的6月23日，周总理在接见参加当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的时候，再次掷地有声地重点强调:“‘戏剧革命’首先还是要做人的工作;普及与提高，二者不能偏废，但是，重点在普及，要多注意从普及中提高;要多强调思想性，然后来提高艺术性;要强调生活实践，深入生活，生活到工农兵中去，然后来提高艺术实践。”高屋建瓴的指导性话语，进一步把文艺创作的宗旨意义和发展方向表露清楚。
早在一年前的1963年，陈毅外长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外长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名为《亚非拉》文艺晚会的专场时，塞古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他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的孟波同志说:“……你们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上海市的主管领导特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真可谓用心良苦。在上海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上，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3000多人演出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充满革命激情，气势恢弘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宫、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新闻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
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借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演变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综合艺术的形式，着重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阶段。这样庞大规模的大型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广场演出当中，整个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场，由“东方的曙光”、“井冈山上红旗飘扬”、“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迎风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成，音乐全部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以及解放以来的一些优秀革命歌曲串构，其表现形式用合唱、齐唱、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并用朗诵或乐队演奏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首气派豪迈、鼓舞飞扬的鸿篇巨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史诗般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庞大的气势，对以后的中国歌舞表演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恰巧此时，陈毅外长又在上海。6月18日晚，他陪坦桑尼亚总统卡瓦观看了大歌舞的演出。在演到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扬子江码头工人”这场戏时，陈老总心想:北京正在酝酿建国15周年的晚会，上海这台晚会不错，应该可以将方案推荐上去。其后指示道:“歌舞班子不要散，我请总理来看一次。” 盛夏时节，周恩来和陈毅外长结束对邻国缅甸的友好访问，同样，好客热情的缅甸人民也是以富有地域风情和民族传统的特点，以群众大歌舞的盛大场面来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来访，置身于花海、人海之间，周恩来流连忘返，他对各国文化艺术的渊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悟出了这些与非洲人民一样的歌舞，既来自于民间、又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深刻道理。
正在为演出紧张布置工作的孟波局长，突然接到陈老总的一个电话:“你准备一下，我和周总理明天就来上海，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晚会。” 7月12日，周恩来一行转道上海回国。次日，周恩来和陈毅约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针对目前台海风云和整个东南亚形势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战略性的重要会谈。
政治会议进行了一天，周总理明显地面露疲倦的神态，“东道主”们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为了活跃气氛，缓解劳累，他们似乎是早已准备充分，亮出了招待贵宾的“底牌”，通过曾经首任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外长，特别邀请周恩来前往剧院，观看上海排练不久、将要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周恩来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当即点头应允。陈毅外长心领神会，表示愿意“舍命陪君子”。一行人在爽朗的笑声中驱车来到演出现场。
7月中旬的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广场屋面是用厚厚的铁皮围成的，不但简陋，而且闷热。主办方一面组织演员重新排练，一面进行清扫降温，消防车分段、分时间不停地往屋顶上洒水，另外还从上海市机关事务局借来了许多电扇，分别对着观众和舞台吹风，并采用土办法，在周围安放大量的冰块进行防暑降温，以确实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被陈毅外长拉着，一起观看了这台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3000人发扬协作主义精神创作并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
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大型歌舞演出，取名点意，不言而喻，这台集音乐、歌曲、舞蹈和诗歌于一体的歌舞，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主题，那就是用舞台艺术的崭新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打碎旧世界，迎来新乾坤的革命奋斗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此外，便是在舞台除了总体把握的音诗歌舞画之外，还在布景设计上独树一帜，不仅设置了品种繁多、各式各样的道具，而且还采用了幻灯投影，作为每一个主题的背景，多样化的独特形式，再加上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歌舞场面，让周恩来看得简直是入了迷，浑身的热血在飞速地奔腾着。善动感情的周恩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慨良久。观看演出当中，周恩来的心中突发一个大胆的创作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来临，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一部像样的大型歌、舞、诗相结合的晚会，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供国庆献礼演出，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大歌舞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特别受到鼓舞。 当天晚间11时许，周恩来与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了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和担任大歌舞艺术指导的副局长许平，共进夜宵，每人一碗绿豆汤。席间，周恩来爽朗地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停止为好;第二点，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俗话说:客走主人安。但是，在这一夜，作为客人的周恩来却失眠了。 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喜讯传来，周恩来异常兴奋地喝了茅台酒而难以入睡的话，那么，今天、今晚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歌舞演出，虽然并没有喝酒，但同样激起了他本不平静的心房。当时，在观看演出的时候，平时一直是以沉稳镇定见长的周恩来，实在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侧身对身旁的陈老总附耳道出自己内心埋藏已久的设想:“你看，这不正是长时间以来咱们想要寻找的一种艺术形式吗？！这种史诗般的作品，正好能反映出我党几十年走过的光辉历程，你说是吗？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伟大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伟大作品表达出来。”陈老总也同样是深爱这种有气势、有思想内涵的歌舞，他一个劲地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和设想。
午夜时分，周恩来仍然沉醉在眼前没有消失的歌舞场面，尽管演出的节目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改进，但总体的演出效果和编创水平足可大加推广，此时，一个宏伟而庞大的演出计划，在周恩来的胸中运筹帷幄、渐行渐近了！如果说三年前部队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大演唱》，是重点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发展行程为着眼点，而现今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内涵，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过两个月，马上就是建国15周年的庆典了，这样一部荟萃音乐、歌曲、舞蹈、诗歌于一炉的大型文艺作品，应该搬上首都的舞台，并且还要推广开来，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排练演出，从而以宏大、完整和系统的磅礴气势，来形象化、艺术化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所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想着，想着，周恩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索性起床，信步来到窗前，推出窗户，迎着夏夜的风，望着远处江水滔滔映衬着大上海不夜城的灯火辉煌，转念又想，要想搞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在短短两个月内，绝对不是那样简单，因为整台演出既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的波澜壮阔，又要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手笔，不能弄成生硬教条、生搬硬套的教科书，凭借着对艺术知识长期的积累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了解，周恩来深知这其中的难度绝非一般，为此，他决定自己身先士卒，亲自主抓，以北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另起炉灶，组织和调动北京、上海和部队的相关文艺团体，共同合作，集中最优秀的“兵力”，上演出一台空前绝后的舞台精品大戏。
周恩来成竹在胸，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大型晚会，当然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欲明，只待破晓。周恩来的一番见解和道白，立即得到了陈毅外长的肯定和赞赏。 回京后，周恩来首先找来中宣部、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畅谈设想和总体思路后，得到一致赞同，大家群情激奋，各抒情怀。于是，周恩来当场拍板，此事具体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会同召集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人一起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始筹备。
7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在以纵论国际形势为主题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向关于大歌舞演出的方面，他心情振奋地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一语道来:“我们这次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多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中，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周恩来侃侃而谈，上下纵横，扬长避短，踌躇满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歌舞演出抓好。
两天后，周恩来在约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当中，除了批评有关人员对在北京举办音乐会演和亚洲文化艺术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所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再次重点部署了有关大歌舞的具体工作:“在国庆15周年之际，以这样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提出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出一台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以供国庆演出。
会议之后，周扬马不停蹄地会同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的负责人，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操作倒计时阶段。参与大歌舞筹备工作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深深地明白，这是一场重大政治任务的攻坚战，也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向共和国15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有关人事组织、人员调动涉及到北京、上海两地，牵扯到国家级、地方和军队各文艺团体，线索繁杂，阵容庞大，必须按照一个排练大歌舞的总计划报告，方可由中央来统一协调。
首先，项目组负责人员对大歌舞的名称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争论和探讨，最后，当然是舍弃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既冗长、又口号式的名称，最后经过群策群力的费心思考，初步将之定名为《灯塔颂》，最后又由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确定下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其演出总名称。
时隔三个夜与昼，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扬就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递交上一份名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之外，还完整地分类注释说明了这个大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分工明细。周恩来接过报告，逐字逐句进行细致审看，仔细审阅和修改。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寓所里，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做最后拍板。就周扬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召集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我们要争取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恩来欣然在修改后再次呈报的专题演出报告上，郑重地写下“同意”两字，并随手签下自己刚劲飞洒的名字，正式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随即，雷厉风行，周恩来亲自“点将”，起草和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总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即刻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和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一致盛赞。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创作成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周恩来早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说道:“《东方红》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从1964年7月中旬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各抽调文工团即刻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 8月5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后，提示和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8月12日，该项节目的创作与排练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齐集首都，解放军和政府部门各方面的艺术人才和业余文艺骨干也加盟其中，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集中和分头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1964年国庆前的第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然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
从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经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排除排练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新问题，还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就各个情节和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亲自斟酌，反复推敲，并将由他亲自审改后的方案和朗诵词，在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手里时，郑重其事地说道:“《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9月25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整理出《检查工作简报》，周恩来在过目之后，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对自己亲自主抓的《东方红》一事，更加慎重，同时，也坚定了排演成功的决心。在排练现场，他坚决不同意有表现“南昌起义”的演出场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点地突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但对于此处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最后方才勉强同意解说的朗诵词上加上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后面伴随着述说“秋收起义”的朗诵，拉开了表现该剧情的舞蹈场景。
长期对文艺进行基层调查、并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艺界尽管出现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但并没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更没有都已经“烂掉”，本着“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所以，他力图以《东方红》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实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周恩来也时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无理纠缠和多方干扰，把江青曾打入“另册”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演员，重新公开地请到舞台上来;对于演出的整体质量，他再三强调交代“总指挥部”，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写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此外，在歌曲挑选上，周恩来同意启用一些早已经在民间流传、在大众中传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曲目，针对江青否定的由贺绿汀作词谱曲的《游击队之歌》和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尽管创作者当时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而“靠边站”，但是，由他们在那个非凡年代里充满革命激情所创作、且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的时代最强音，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艺精品。故此，面对江青的淫威，周恩来把手一挥，果断而坚定地说:“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几经反复的回合，《东方红》在排除江青的种种刁难和许多并非艺术本身所带来的难题，终于按照周恩来用心良苦的总体构思、全程策划和具体指导，“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东方红》一剧，犹如东方红日，黎明晨曦中，终于在云蒸霞蔚中，喷薄而出，放射出万道金色的霞光。
《东方红》成功了，参加演出的所有演职员们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虽苦犹甜的由衷感受，联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自然会让参与者形成对比，感触良久，感想颇深。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 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中国外交军事最高长官，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剧《三千里江山》。整台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加工而成。全体专业演员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将士共计3000多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令酷爱文艺、在军中享有“能歌善舞文司令”之美誉的刘亚楼，情不自禁，喜上眉梢。
刘亚楼在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又观看了沈阳军区招待他的一场文艺晚会，侧耳聆听着晚会上演唱的4首革命历史歌曲。不知道是观看当中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还是让他在感觉上与朝鲜的大歌舞相互串联在一块，刘亚楼不禁若有所思，浮想联翩，是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20多年，在此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长期的战斗当中，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在民间也很流传。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出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和改变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刘亚楼想，用大歌舞的艺术形式正是宣传和落实中央政策以上的最佳诠释。
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的时候，特意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设想，当作布置的一项工作任务，将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这一特殊使命，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团长回到团里，迅速召集会议，提到演唱革命历史歌曲，总团党委负责人员当然清楚事情的背后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那是在1959年6月1日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当中，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一时间，在全国和全军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全军文艺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司令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总团党委负责人员自然是不感丝毫怠慢，并以总团党委的决定下发红头文件，具体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来负责，让文工团先放下所有其他的工作，集中力量演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全团上下铆足了劲儿，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首先，团里制定规划，依据线索，摸清事情的原委，他们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当年朝鲜演出的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这样以来，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大家统一思想，下决心创作出一台与之相同的以演唱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来。
然后，领导班子成立，编剧组有牛畅、佟承杰、朱正本、张士燮、姚学诚、胡大德、谷娣、孟兆祥等人联合组成。整体演出方案确定后，1960年年底，团里迅速就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奔赴江西等革命老区，系统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
张士燮等一行风尘仆仆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发秀，也能够十分准确地唱出《送郎当红军》。1961年的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赶上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的业余演员所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给张士燮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歌曲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和方言，极富地方特色和区域风情，旋律婉转优美，琅琅上口，容易学唱，歌词充分表达了当年老区人民送别亲人当红军的真挚情怀。在演唱现场，张士燮、朱正本等人有感而发，当即把歌词和曲调的大意抄写下来，并且如获至宝般地连夜整理笔录和曲调，并将之收入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当中，名为赣南民歌——《十送红军》。
作为有功之臣的张士燮等人，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文工团创作的舞蹈《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群舞《飞夺泸定桥》(即《英雄战胜大渡河》）、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都进行了有机的加工再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再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最后都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面。
所以，后来文艺界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们，一致地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建国15周年演出《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为建国35周年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可谓是《东方红》的“后续篇”。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为《东方红》的“过渡篇”，四者的题材、体裁和类型同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鉴于时隔20年后出现的《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整体内容的重叠和演变，故此，称之为《东方红》的“延伸篇”更为恰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与《东方红》三者之间，在四年当中的层层递近，相互关联，名副其实地共同构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高潮迭起、激情交响、遥相呼应的“三部曲”。
当初，演出单位的空政文工团对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个大歌舞的名字，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总感到名字太过于直白，没有文学和艺术化的色彩，在这之前，有关主创人员挖空心思地另给起了一个名字，名叫《狂飙曲》，其中的“狂飙”二字，出自于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是，在报送定夺的时候，当即被刘亚楼以“太抽象”给一言否定了。临近公演之际，主创人员仍不死心，本着为艺术负责的态度，又欲提出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名字，刘亚楼得知情况后，颇感纳闷，便质问总团党委负责人员:“我让你们唱的是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成大歌舞了？”在此之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曾得知空政在赶排一个由300人组合的大歌舞，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所以，刘亚楼发火了:“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沉默寡言。半晌，还是牛畅打破寂静:“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剧，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当时，团里四处派人，闻风而动，分头行动，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已定演出的节目单，全部都给改为统一的名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歌曲教唱。该剧选取了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46首革命歌曲，并配上舞蹈表演，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描绘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全景图画。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共为9场16景，分为“序幕”、“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长征途经娄山关/途经彝族民区”、“勇夺泸定桥/爬越雪山/三大主力会合”、“过草地”、“胜利到达腊子口/渡黄河北上抗日”、“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欢庆抗日战争胜利/革命队伍成熟壮大”，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始，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整台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送郎当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娥）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延安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主要演员秦万檀、孟兆祥、罗棠因、罗棣因、鲁艺显、宋世珍、苏海玲、辛佩文、王金山、刘治普、张毅、高国栋、李光、陈小曼等演员均来自于空政文工团，独唱秦万檀、马玉涛、潘天惠，解说白景晟。在演出形式的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以及众多电影的创作当中。
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们说道:“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嘛！”成绩面前，刘亚楼也自然是感到脸上有光，他笑口常开，高兴地说:“你们改得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一曲《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为了普及对广大军民的传统宣传和思想教育，让更多的人们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林彪的这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式的指示，却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播一时犯了难，因为当时按配额比例，八一厂每年只有一部进口“伊斯曼”的彩色胶片供应，而当年八一厂的这一彩色胶片，早就配给了李俊导演的重点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故事片《农奴》。无奈，林彪的批示下来后，只得临时将彩色胶片用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拍摄，而《农奴》则改由黑白胶片代替。
八一厂以拍摄军事题材故事片见长的华纯，他所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剧的歌舞精华，而且还利用电影艺术的视觉效果，把整个演出贯穿的大量音乐舞蹈，以非常简洁、明快、紧凑的镜头和画面，进行洗练的情节处理，以原剧已经设置男主角声情并茂的演唱统领全片，还适当以双胞胎当兵和战地重逢的细节，进行恰当的点缀，从而使全剧更显得生动。更为可喜和勇于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摄跳出有限的舞台，在摄影棚和实景当中进行游刃有余的穿梭、铺延，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涛翻卷、云山雾罩、霞光万道等绝佳秀美景色的空镜头，作为背景，以显示出影片的宏伟气魄和壮丽图画，这样一来，虚实相互结合，从而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志。影片于1963年12月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正式公映。
其实，在观看空政集体创作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的庆祝，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来鼓舞人民和增强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动机，便提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陈老总力主推荐周恩来到上海观看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以此促成了周恩来下定决心，为组织创作大型歌舞《东方红》，提供了客观的前提条件。担任“总策划”、“总指挥”、“总导演”的周恩来，的确为了《东方红》的创作，耗费了他许多心血，这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从轰轰烈烈的前台背后，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文艺界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的发表，使文化艺术界开展的整风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进行蛮横的批判和无理的责难，无疑对建国后文艺界的人员来说是心存芥蒂。为此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在这样一种令人压抑的氛围下，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一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和权威人士，参加到《东方红》当中来，为其艺术生命涂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以红色为主基调的《东方红》，是热情歌颂共产党、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这无疑是向内部敌对势力的巨大挑战。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画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其创作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重要检阅，演出效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 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另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舞台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组成;舞蹈编导组则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孟兆祥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明确表态:“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1964年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作训练用地，以供应演员分场次的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统一审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在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初露鱼肚白。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查，他对文艺界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完整地展现这一恢弘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周恩来亲自批准，同意《东方红》作为向国庆15周年庆典的重要节目之一，于国庆节期间，对外公演。
经过国庆活动组委会慎重商定，特别将《东方红》定于10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因为9月30日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的白天首都天安门有70万人的大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还有重要的观礼活动。而演出定在素有“万人大礼堂”之称的人民大会堂，也是几经深思熟虑，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广焦距地以最佳效果，来欣赏到这样一部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进行气壮山河、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巨作。
《东方红》从初创到形成，70多个文艺单位，3700多名专业和业余的演员，前后排练过程，实际上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区区45天，短短的1080个小时，《东方红》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树立起一座形象化的革命丰碑，而且在演出作风上也创造了一次突出的奇迹。这在绝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已经“前创”问世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过渡”成型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作为其坚实厚重的基础。全剧的歌曲和部分舞蹈均取自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个别几首来自《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因此，则直接加快了排练演出的速度和进展。参加演出的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约3700多人的演出队伍，整个演出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装共有4000多套，有的演员整场要换五六次服装，全部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政治热情，完全军事化管理，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无一点声息，丝毫不见忙乱的迹象。晚会结束5分钟后，外国记者到后台参观时，演出人员已全部离开剧场，这种严谨的舞台作风令外国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那时，无论前台或后台、分内或分外、直接或间接，在大歌舞背后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有近一万人。 1964年10月2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初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万名中外观众从四面八方，身披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来到被誉为祖国心脏的天安门广场，走进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在这万名观众当中，人们欣喜地发现和看到，红光满面的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盛情陪同特邀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也信步走进演出剧场。出席晚会的还有工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港澳同胞、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少先队员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万多人，晚上8时正，演出准时拉开彤红色的大帷幕……
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开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共分为序目“东方红”和8幕，分别定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全部演出由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东方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农友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秋收起义歌”、“双双草鞋送红军”、“（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会师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即“红军不怕远征难”）、“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解放区大生产”、“南泥湾”、“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国际歌”等30多首和20多个舞蹈组成，90%的歌曲都是从《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拿来统一使用，此外，还新创作了“戴镣铐长街行”、“遵义会议放光芒”、“飞越大渡河”、“情深谊长”、“过雪山草地”、“坐牢算什么”、“（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赞歌”、“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10首歌曲，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首，革命歌曲39首，还穿插了18段朗诵，不同的场景表现和变换33处。王昆、寇家伦、邓玉华、贾世骏、郭兰英、胡松华、才旦卓玛等著名演员担任独唱、重唱和领唱，林中华、白慧雯出任全剧朗诵。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全场群情激昂，自始至终地沉浸在特定的演出氛围当中，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每一个演员的脸上纵横流淌着。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昂首挺胸地健步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祝贺首场演出取得成功。
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举办国庆晚会的方式，再次上演《东方红》，周恩来特别邀请毛泽东主席前往观看。毛主席在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人的亲自陪同下，与驻京部队官兵的解放军指战员们8000人一道观看。毛主席知道，这台大型音乐歌舞，是周恩来亲自主抓的，虽然全剧以表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为主，有许多地方明显地突出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但由于基本上符合历史的事实，再加上又是一部艺术化的作品，因此，毛主席看完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并充分肯定了这部划时代的音乐舞蹈史诗对当代人民群众的形象化的教育作用和由此产生出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深远的社会意义。还对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的“苦难的年代”中舞蹈场景的公园一角布景，提出加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典型牌子，以更好地突出当时的时代氛围。最后毛主席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演出同样是在热烈轰鸣、持续不断的掌声中欲罢不能。
10月15日晚，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团第三次观看《东方红》。当时，以团长清水正夫和副团长兼主要演员的松山树子率领的日本芭蕾舞团，正在北京进行访华演出，4天前，周恩来礼节性地观看了由他们演出的《祗园祭》，此番他特意想让日本艺术家们了解中国的艺术精品，并通过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向外宾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行程。演出结束后，好奇的日本客人对这部史诗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意犹未尽，请求到后台去看一看，试图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奇答案。演职员们夹道欢迎。日本客人对这场大型演出的每一个细节都倍觉新鲜，周恩来便当上了“义务解说员”，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其中，周恩来所回答的问题，不仅包括主题、内容、场景，而且还包括布景、道具，甚至灯光设置、音响处理、舞台调度等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听得都惊呆了，急忙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和演职员们，大家兴奋又感到自豪，并异口同声地回答:“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 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顿时明白了，他们俩激动地泪流满面，眼睛里噙着滚烫的泪花，声音哽咽、无比激动地说道: “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好总理！”
同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盛赞，认为这是以歌舞艺术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新范例，纷纷向周恩来等人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 一曲相思情未了（3）
10月16日下午5点，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专门亲自接见了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周总理一一将近300人的主创人员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对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大加赞叹: “总理，你真是好记性啊！”《东方红》成功的喜悦和领袖的褒奖，让全体创作人员欣喜若狂。
也就是在10月16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只见他走近话筒，激动地说:“在我们中国西部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协力配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在刚才，我们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一时间，全场顷刻像是炸开了锅，人们欢呼跳跃起来。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好不容易欢呼声才稍微小了一点儿，周恩来笑了笑，以诙谐的语气说:“大家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给震塌了呀！”顿了顿，周恩来又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同样是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了！”全场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像是凝结了一般，稍停片刻，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再次响起。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10月2日在北京首次公演以后，连演14场，正式公演前已经预演了8场。当时，场场爆满，观众多达十几万人，所造成的空前盛大的轰动效应，是其他任何一台晚会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也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在1965年迅速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全剧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观感等文字资料。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每一首歌，都成为人们嘴边上传唱最流行的歌曲;其各开场的朗诵词，都成为许多文艺演出节目中争相朗诵的串联词范本;剧中舞蹈也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先仿效、反复排练演出的保留节目;《东方红》中的许多歌曲，都以最流行的歌曲，通过广播、收音机和高音喇叭，时常传出人们所熟悉和亲切的歌声。
后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文艺团体也排演了《东方红》，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迫切要求观看的需要。
正是由于《东方红》所造成旋风般的极大声势和空前影响，后来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把1965年4月至5月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的部分舞蹈节目，以舞台纪录片的样式，拍摄成了两部彩色艺术影片，名为《旭日东升》和《东风万里》。前者包括了“旭日东升”、“洗衣歌”、“欢送会”、“比武”、“舂米舞”、“战三九”、“三千里江山”、“海上子弟兵”、“一网打尽”、“丰收歌”、“怒火在燃烧”等11个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音乐、歌舞和舞剧节目，都在部队文艺团体风靡一时。1976年，又有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而排练演出类似《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而意外地出现在几乎荒芜10年的中国文艺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