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学习书法

六十年代底，年轻的我欢天喜地从中学分配到了本地一个大工厂。在那个年代里，中学生们大多数都是上山下乡，去了遥远的边疆，农村。我在当时算是运气好的了。

当时去工厂要看出身，看表现，看身体。我可能一样都上不了台面。那么这块大馅饼是怎样从天上掉到我头上的？说出来也挺可笑，全凭我写的一笔字。

文化大革命中，先是红卫兵打人抄家，再是武斗，不瞒您说，我都没资格参加。学校里风声鹤唳。校领导，老师们都被打得打，死得死，关得关，消遥得消遥。家里的大人们也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就象一群散羊，没人管我们。实在没事干，就在我家的东跨院儿里，找到几大屋子书，天天看书。

这东跨院儿是五八年时，街道上逼着让给书店的。红卫兵抄家时，把门锁给砸烂了。一看是满屋子书，就撕了些。但是书太多了，又听说是国家的书店仓库，就没了兴趣，扔下不管了。书店也多年没人来看看。书都一捆捆的摞着，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我们就象守着个大图书馆一样，看几本，还几本。那书真是丰富，从古希腊的普羅米修斯到欧洲的古建筑风格；从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丛书，到二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从大卫的裸体像片到性生理解剖图；什么江青是兰萍，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明清史，红与黑，哈克贝利8226;费恩历险记，等等，等等，都是当时新华书店和图书馆里被禁的，是红旗下长大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看得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目瞪口呆，应接不暇，又害怕，又兴奋，没日没夜地攻读不已。

一天，我看到几捆历代碑帖，里面有各代名家的书法。有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的历代书法碑帖精品。记得清楚的有王羲之的《远宦帖》，《兰亭序》；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中兴颂》；柳公权的《神策军碑》，《玄秘塔碑》。我看着这些碑帖，不禁悲从心来，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着。因为我的妈妈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颜体字。妈妈非常喜爱书法。平时连记账都用墨笔小楷。妈妈却英年早逝于37岁，留下孩子们孤独无助。妈妈生前常常督促我们练习书法。还说颜筋柳骨，说我脾气倔，适合写柳体。想着妈妈，我下了一个决心，练字。反正也没事干，权当解闷吧。

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时，同学们大声地惊讶着我的字体全变了。军宣队的军代表，工宣队的工人师傅都让我写些标语/布告之类的东西。

市里有个几万人的大工厂来学校招工，名额非常少，但指明要招几个能写的学生。就这么我被分配到了国有大工厂。招工的事我谁也没敢告诉。直到三个月转正后，我们街道的革命老太太们才得知。有人捶胸跺足地后悔怎么没能早知道，好去搅局。可惜为时已晚。

我到工厂后，工人们对我非常地好。我不但努力工作，还负责写黑板报，开会作记录，帮老师傅们写信，帮车间写生产总结。因为书法，我很快地被提拔到技术科去。当时技术科的老师傅们很多都是从系统内的大专院校下来的老师教授们。他们热心地悄悄地义务教我微积分，物理，材料力学，制图等等课程。有个胡老师，看我有时不读书，下班后跟着朋友们去吹拉弹唱，偷偷地和我谈话，告诉我文化技术迟早还会有用，不可荒废青春。这些金玉良言使我终身受用。党支部竟然还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心里明白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哪里敢轻举妄动？口里答应，坚决不写。后来上面发现我作记录时，总是给那些上纲上线的语言轻描淡写，挨了一次批评。此事才不了了之。可是上上下下还是对我非常地好。知道我运离父母，工人们都把我当作自家的小妹子，女孩儿似得看待。有时我生病，有老师傅们经常将我从宿舍叫到他们家，帮我熬中药，炒小灶增加营养。很多老师傅那时其实穷得有时吃饭都困难，还送给我很多自家产的大柿子和烤得香喷喷的红薯。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非常温暖，感激。

有时想，这书法可能起了不少作用？

人生就像一道桥，我们自彼处来，往那头去，一边走，一边不住叹息，因憾事太多。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不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