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宗教」的進一步說明（三）

前已舉證，孔子傳承的三代禮教，是宗教；孔子將此禮教有之于己，予以實踐出來，亦是宗教。
真正的宗教，是活出來的，不是靠說出來的。孔子一落到禮教這核心的問題，便是篤行，見諸踐證，不尚空談，故為一無言之教。
由于孔子本人的宗教，注重的是在人生遭遇裡，如何去真切體驗天、命、仁的宗教實際，不為建構思想體系，所以每每為人所不察。
這一篇便是要由《論語》的字裡行間，再去發現其不言之教之實實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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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一定要說教，大講特講嗎？》　　　　吮露鶴

先秦古籍天、人二字出現頻率之比，約在一比一至一比二之間，可見當時「天」是個非常普遍的觀念，邊言人事，幾不忘同時也要談談天。唯獨《論語》，孔子不多提到「天」，這在先秦的語境裡，確是個極其特殊的現象。人人都要說天道地，爭著把六合之外的奧妙弄明白，孔子毋再贅言，唯存察在心，不輕論辯。人生範圍裡那外在人際的文教、政教，他言而又言，誨人不倦；人生範圍裡那內在心靈的宗教，他付之實踐，見諸行事之真切。他同代的人，聽其言，是他有所稱言的禮教；觀其行，是他無所言的禮教。故我們今人，當結合孔子之言與行，才看出一個完整的孔子之教。

翻開《論語》，我們讀到的是孔子的言教，但我們若果真要了解孔子，還要領會字裡行間的無言之教。《論語．述而》有一段記載是這樣的：「子疾病，子路請祷。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祷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這裡是說，有一回孔子病得很重，不只「病」，而且是「疾病」。孔門中最年長的子路，這下子可就慌了，暗自為孔子請求、祈祷。後來孔子或聽人說起，便去找子路查證，問有沒有這件事？子路答說：有的，《祷辭》也說過：「代你向上天下地的神祇祈祷。」孔子於是就道：「其實我自己久已在祷告了。」原來祈祷為孔子內心世界的常事，這連最接近夫子的徒弟，也曾不夠清楚。

孔子這種個人與超越世界最隱私的關係，平時是不慣拿來張揚的。現在孔子說出來，不為自詡虔诚，也非想責備子路的祈祷多此一舉，孔子並不是這樣子的人。孔子是位好老師，他提起此事，當是應機施教，為子路上一門宗教課。祈祷該是經常的心靈習慣，不是禍到臨頭才用來救急消災大顯神通的伎倆。祈祷是人與天的常態關係，丘之祷久矣，但仍不免會得重病，所以祈祷是高過一時禍福的東西，福亦祷，禍亦祷，無事亦祷。凡生命外在之或順或逆，不是天、人關係之原因或條件。反之在祈祷之天、人關係常態中，定住生命的無常。唯一使天、人關係斷絕的，是孔子所說的「獲罪于天，無所祷也」。人一旦有過，得罪了天，于是不再能坦然祷告下去了，唯有改過，再打通斷絕的關係。孔子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獲罪于天，無所祷也」，是孔子另一次透露他天、人關係看法的談話，此事見《論語．八佾》。那回有位當大臣的人問他，俗語裡有句話：「與其討好那位屋子西南角的神明，不如巴結燒飯灶頭的灶君」，說得對不對？古人以西南室角之位最尊，其神明叫「奧」，但俗人吃飯要緊，以為不如改多點巴結司命的灶君更實際些。問者也許想知道拜這位神、或拜那位神怎樣才好的答案，或根本不是要理解信仰，只為藉這句俗話，看做人臣的應該是奉承君主還是乾脆去奉承君主身邊有勢力的人？但孔子的答案，竟然是這個「獲罪于天無所祷也」，完全超出利害的機心。在他看來，不管是人事還是神事，都不該是整天谋計怎樣討多點好處的問題。做人有一基本，乃是個以诚事天的問題，人若果得罪了天，于心有愧，無所祷也，斷掉了天、人的關係，其他一切問題，甚麼這神或那神，這人或那人，就都是其次又其次，不必再說了。孔子看你做人或辦事，利與害的問題並非最重要，反而我心安嗎？與天相契嗎？這天人之際的常道，首先應弄清楚。「獲罪于天，無所祷也」，表面像答非所問，其實是把來者問問題不到題的缺點給暴露出來，孔子這裡所做的，不僅是答題，更加是正題。

祷告是去做而不是去說的事，孔子就是有這麼一個無言之教！《論語，子罕》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直接用白話把這句文言繙出來，就是「孔子少說利、命、仁。」人或說不對，論語裡少說利是對的；命也不是不說，最多算是不多說；但仁卻絕對未少說，有人數過，共提起了一百零九次。所以這句話或許該這樣斷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重新讀之成：「孔子少說利，卻贊許稱譽命，贊許稱譽仁。」此說亦通，但不必一定會比前譯更準確。所謂「子罕言」，應該是包括孔子一生所少說的東西，無須單獨指論語一卷中孔子之罕言。論語言利六次，言命九次，言仁過百，仁是孔學成德之總綱，弟子記言，留下的較利、命多些不足為奇。相對孔子平生所言之種種，「利」「命」不過十、「仁」才過百，自然是「罕言」，如相對孔子終其一身那成千上萬之言，不過十為罕，過百之數一樣是罕。但不管這句話細節當怎樣理解，利、命、仁三事對孔子有特別的意思，故一併提起。罕言利，因君子喻于義；罕言命，因命是體驗，不是概念；同樣他也罕言仁，係因仁是人與人主體間共同存在的狀態，而非為言談的客體。利之于義，利不值得多說，所以罕言。命與仁，皆實踐中之事，所以也罕言，或稍加贊譽作提醒，要人行事時注意，點到即止。所以可見，不僅「天」是個無言之教，「命」與「仁」也屬于無言之教，宜于多做而少說。

天、命、仁三者，皆孔子的無言之教，都是在個人心中可以呈現的細膩情理，起之踐證。要使此無言之教全幅呈現在社會人生，便需通過「禮」。把禮弄好了，人心呈現的天、命、仁，便可以在人際關係上發揚出來，在人生現實中順利實現，所以孔子極之注重禮的研究，要把禮弄明白。他自小陳俎豆設禮容為遊戲，長大後入太廟每事問，時人皆稱孔子知禮。孔子魯國人，魯是制禮作樂的周公之後的封國，周禮盡在魯，孔子之世猶秉周禮，孔子在魯，故熟悉周禮。不過他的學問，並不僅僅囿于周禮。「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要孔子講夏禮、殷禮整體大貌，他是信心十足蠻有把握的，他還能夠指出夏人之後的杞國，與殷人之後的宋國，並沒把祖先的禮保留完好，因他們的歷史文件和治史學者不足。「文、獻」在這裡當是二，文是指典籍，獻是指熟習歷史掌故的人物。如果文與獻都充足，孔子一個人就能把夏、商兩代禮的細節都徵驗檢證出來。

孔子精研禮學，但非為考究而考究，繁文褥節，不是孔子的興趣。他驚異于郁郁之禮文，考訂禮儀細節，為要從中尋找其所以然的原因。有一趟子夏問孔子有關繪畫的詩句，老師總結其旨為「繪事後素」。子夏再追問：「禮後乎？」孔子立即讚嘆道：「你啊，一問反啟發了我呀！以後我可要好好跟你談詩了！」（見「八佾」）孔子說「繪事後素」，是說該詩主旨，講出絢采倩美的描繪所以漂亮，乃因在素潔的畫絹上，才得到淋漓盡致發揮的道理。子夏由「繪」與「素」的關係，馬上觸機聯想去到「禮」的問題，馬上接著就追問「禮後乎？」──在「禮」文華熠熠的背後，難道不會還有像「素」這類的東西嗎？孔子沒想到教學生學詩，學生舉一反三，竟問出深刻的東西來，啟發他想到禮之後的大學問。他一直究心禮文，其實就如欣賞繪畫，奪目的是繪畫，但其實繪畫是由許多更基本的素質襯托反映的。「禮後乎？」禮背後有甚麼？孔子的回覆，只說以後要和學生多討論詩了。他沒有立即答弟子問，不是不想答，只是答亦未必一定有用，因為那並不是言語可以完滿解釋的東西，那是個無言之教，你們和我都要去實踐體證。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謂：「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禮不過是形式，但你依形式做，克己以從禮，禮恢復了，仁也呈現了，人就堂堂正正立于天地之間了。人人肯由自己做起，從禮的形式體證仁道，禮恢復了，天下也歸仁了。他又說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人廟堂之上有禮，習慣成自然，便連出門辦點小事，也把事做得像接見大賓一樣的慎重；差使人做些小事，也不會隨意呼喚，自己充滿責任感，好比擔當著大祭一般。自己有诚懇盡責的態度，待人如同待己，自己不想要的，也不便強加于人，無論身在邦國，或跟家人相處，你不埋怨了，人也不會埋怨了。

正因為孔子所追求的，是「禮後」的精神意義，故他雖重禮文細節，卻並不拘泥于外表。談到禮的實際應用，弟子問他應當如何治理邦國？他答三句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論語．衛靈公》）曆法用夏代的舊曆，交通靠殷式的老車，禮帽戴周人的高冕。孔子對于禮，不光看表面，更是看實質，故能夠取捨裁適。要知道孔子本人是個周公迷，又是位周禮專家，但取捨有道，完全不會憑個人的好惡和才識專斷。周曆建子，以舊曆十一月為一年首月、冬至為一年首日，這是測天象進步的成果；但夏曆建寅，按照春夏秋冬的自然現象安排農時，應用時當更合適，近乎農業社會的需要，所以他寧取不太「科學」的舊曆。殷人大輅，簡樸實用，方便运輸，故棄周式的摩登豪華型。廟堂之上，盛禮莊嚴，為隆重其事，周人的禮帽再是高，亦毋須害怕鋪張浪費。這裡就是真真正正的孔子：「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因知以禮為教的禮教，擺在眾人面前的這禮，是孔子所盛言卻又不拘泥形式規條的文教、政教，然而在禮之後，還有一個無言的教，其內容當為下學上達，以踐履實現的天、命、仁。天、命都有超越的一面，仁有內在的一面，但對于孔子，皆為既超越，又趨之內在，最後都通通應落實于當下主體，而在人生裡具體呈現的心靈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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