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2

前現代生活並非地獄，時或簡直天堂。沒電視，但五十年代全國的小朋友從無綫電聆聽慈藹的孫敬修老爺爺(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貧家沒有收音機，但隔壁弄堂的板車夫大叔常在家門口給大家講桃園三結義，聲若洪鐘(七十年代誰敢當眾講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無邊的乘涼人群，人人裎膀露腿，無耻而坦然。不過革命少女當街熟睡，深宵時分被人剪開瀣褲的遭遇，時有所聞，肇事者的下場當然是逮捕槍斃。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間淪為慘劇的舞台：這裏那裏的人家，門窗洞開，晝夜抄家，鄰里屏息諦聽：呵斥、咆哮、嚎哭、抗辯，沉重的家當連續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毆打的聲響驚心動魄。幾乎每天聽聞誰家有人失踪或自殺：上吊、割腕、開煤氣..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頂，爬着，尋到羞辱她的那一戶頂層，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頭走過，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對門那位穿旗袍的母親當眾發瘋，聲若游絲，緩緩移步，緩緩煽動展開的雙臂，一臉令人驚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見殘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個門洞後有過甚麼故事。記憶是該搗毀，如今京滬的神奇，是除了我黨恩賜的傖俗繁華，看過去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

歷史在原來發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裏時常望見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燈時分，熄滅希望的家家戶戶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燈泡照亮，團坐吃飯，溫馨而淒涼。六十年代末的暴亂已告緩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張被輪番痛打的臉，寧靜了，漸有活色。公園店鋪熙熙攘攘，愛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裝，電影院停業多年後開始放映幾部革命電影，閣樓或天井傳出小提琴聲，不事聲張的體育比賽恢復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時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變後的莫大事變，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繼訪華，美帝國主義長驅直入。我小學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錦江飯店，「上海公報」即在那裏簽署，沿途所有住戶因此招致嚴厲監管，包括晾曬的衣褲不得移出窗外。外賓被指定經過的街市一時貨品充盈，春節才供應的全豬全鷄密匝匝堆出來，通體冰霜，只給看，不賣，美國人一走，當夜撤回——今歲京城舉辦奧運會的全套把戲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預演，只是琳瑯道具可比那時闊氣太多了。

統治，監管，如今的招數與七十年代相比，各有勝擅。父親，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節不許出門，於是大年初一將自行車扛到樓上，拆一地，細細擦拭——五類分子總算廢除了，現在被各地官員層層扣押者是前仆後繼的上訪人員，再就是管不勝管的盲流人口，數千萬。前幾年坐火車北上，尾端兩節車廂擠擠挨挨坐滿民工，據說沒有暫住證，集體遣返，年紀最小的十三四歲，看守的武警也是農村孩子臉——九十年代上海黃蜀芹執導連續劇《孽債》，一開頭便是橫七竪八擠滿乘客的昏暗車廂，幾位被知青遺棄的小孩混票上車，北上尋親，被查出，逮起來。鏡頭移出窗外，黑夜，車聲隆隆，呼嘯轉彎：這一刻，我猛然撞見常年流離的七十年代。

現在車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從紐約初次回國，若有所失：車窗改成封閉式，送者寥寥，每一車門下站着女列車員。這就對了，但於老知青卻是記憶的錯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別永遠是在列車無聲啓動的剎那，人群轟然暴哭，無數手臂扯緊又掰開，同時吵鬧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樂..電影可能是火車生涯的最佳敍述，除了畫面，車輪的密集音響才是記憶的神助：闊別神州十一載，那年回國頭一次坐火車，清晨六點我被列車播音吵醒：雜音喧囂的起始樂「東方紅」，接着是播音員傲慢的誦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聲勢虛張，和過去一樣，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調給我近乎刺痛的親切：不是記憶，而是感官，我發現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質。

七十年代的記憶被火車貫穿：文革十年，億萬人民不准遷徙，沒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證明，除非政治或商業性質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國大地」往來南北的群體，是上千萬知青：被賦予光榮的革命身份，卻沒有戶口和單位的人。那時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車混票，出得山來，路近省城一眼望見鐵軌，思家之念洶湧難抑。籌劃票錢是父母的大筆預算，貧家兒數年回不得家。贛州，寧都，地方知青也得下鄉，也想回家。與我同村熬着一對贛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麼事故，哥哥暗中籌劃離開，沒錢，決定一路幫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過村，遠遠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辦法走啊！」同時淚流滿面——贛南山區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磚砌涼亭，予人歇息，牆上殘留紅軍時代直到文革的標語。我久在山中學會長途跋涉，走啊走，人會平靜堅毅。荒徑草長，蛇！驚人地美麗，瞳仁與我對視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聲，遺下一窩蠕動的小蛇。

七十年代沒有國道，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車，沒有任何人擁有私家車，火車、公車、大卡車、拖拉機，全部屬於國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車司機還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對象)。軍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類被嚴格保密的移動群體：多年後，我從境外書刊獲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數度出行：忽然起意備車，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車廂逐一招見當地省官——「你們要對我說實話」，這位偉大的謊言家威脅並懇求他的屬下——這些屬下有吉普專車，不過與今日玩高爾夫球的省官們的進口車，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飛機的故事嗎，現在首都機場仍然保留周恩來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機場。那時幾乎沒有民用航空業，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薩，當天機場的全部業務，只有一班飛機。

遼闊、貧荒、昏沉，七十年代遠未夢見日後中國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變局從未如此密集，接踵而來，以持續阻斷的形態聯結七十年代——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農村的大規模遣散，啓動了，世稱「幹校」，名單中囊括當時全國重要的文人和藝術家。上山下鄉號令經已發佈一年，數百萬老三屆初高中生以半數比例發配邊省，我所屬六九屆的遣送比例，則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春橋定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與數萬名初中生被發配贛南、皖北、雲南、黑龍江，三月註銷戶口，四月初塞滿一系列專程火車，喧嘩哭叫，離開上海。

一九七一年，當毛主席將他的專列停靠南昌郊外約來省委書記進車廂秘談時，我在當年他和紅軍盤據的深山學會砍柴做飯，認定此生將永遠落戶農村。九月，林彪事敗。

一九七二年初，我從蚊帳收聽到美國人來了，局勢緩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復歌舞表演和全國美展──同年，全國人民在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出訪北美四國的紀錄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樓和二次現代化的種種景觀。

一九七三年，各省出版業漸次恢復，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調繪製連環畫，走出山溝，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兩位才子：描繪《開國大典》的內控右派董希文；描繪土地改革，來自延安的革命畫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一九七四年我被告知仍須回鄉務農，鄧小平被安排去井崗山做革命「懷舊」之旅，意謂復職在即，年底，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斗膽宣佈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為觀看全國美展。首都空曠寧靜，古意蒼蒼，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許入境拍攝《中國》期間。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施政展開，其中包括有限放寬並調整下放人員政策，我的私人變動是轉赴江北落戶，趨近上海，南京就在長江對岸。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來死，三月鄧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繼爆發龐大騷動——我目擊金陵城數十萬工人借周恩來之死游行抗議，一路花圈高及樹頂，浩浩蕩蕩——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開始的一幕。不久華國鋒上台，十月，四人幫就捕。

一九七七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國恢復高考。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中央適時正名，歷年積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閃現希望：毛終於走了，為文革時期乃至上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數百萬舊案的一舉重議，在是年中央文件中顯露契機。

一九七八年秋，北上就學。深秋，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一份民間政論，並呼籲鄧小平復出。冬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宣佈告別政治運動。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鄧小平訪美紀錄片公映，中國人看見了白宮與曼哈頓，並聆聽由丹佛演唱的輕型搖滾樂鄉村歌曲。

一九七九年春，中越開戰，西單牆被封。文革末期臨刑時被切斷喉管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忽然成為是年被隆重宣揚的人物，中國美術館為之舉辦專展，紀念活動隨即被抑制，相關連環畫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藝術團夥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這是一份被重複無數次的大事記，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無不仰賴國事的鬆緊與寬嚴，攸關億萬人的命運：命運就是公章——平反、出獄、回城、復職、退賠私產、准予高考、作品開禁..工人的獎金、農民的集市，終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瑣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帶輾轉錄製鄧麗君的歌聲..離散的人團圓了，到處是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劉少奇平反大會遲至一九八○年)，控訴、涕泣、失態、過度驚喜、卑怯的感激——總之，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公章和准許蓋章的命令。農場朋友曾描述這等傳奇：場部抽屜鎖着公章，如玉壐，萬難啓用。一九七七年允許回城的國家指令下達了，為一撥撥申請人分別蓋章，不勝煩，場部用一根長長的橡皮筋栓住圖章，吊起來，大門洞開，四鄉來人隨時進入，一把扯下，自行蓋章，蓋妥了，命運的皮筋隨即彈回原位。

自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期間，雖然各省舊案的審斷仍將案犯執行槍決，其中許多怨鬼稍後便屬革命英雄。然而那時國家陶醉其間的總情緒可以概括為獲頒大赦令，而黨的語言甚至將一九七六年喻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二次解放」——若非嚴厲的諷刺，顯然這是全黨共識：當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須隕滅、身死，這才換來二次大解放——「解放後」的成年人個個揚眉吐氣，悲從中來。久違的文藝名流陸續出台，蒼老、衰敗，動輒哭笑，引吭高歌，近於瘋癲——我們的好總理啊！你在哪裏——扮演白毛女的老區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幾度哽咽，收音機長時間錄播她的泣不成聲，還有超長的不斷被自己打斷的感言。一九七八年，華爾茲舞曲帶動第二次解放感帶來的集體暈旋，在場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歲上下，我輩不會跳，對這一延安時期和建國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唯貼牆圍觀。第一學期的課外記憶是終日尋看內部上映的西方電影——凡事略微開禁，中國人的活力火速竄升：文革末期各省已悶着偷看若干「內部電影」——第一次目擊全裸女子的彩色電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褲檔登時鼓起；卓別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腸胃抽筋，我强忍絞痛，以全部體能繼續狂笑。

那年最莊嚴的單項記憶是中央電視台首播李德倫指揮貝多芬第五交響樂。雖然早就偷聽古典音樂，但中國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錯覺中似乎只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聽——此刻這些弓弦在中國奏響原本發自它的語言。不久，傅聰與小澤征爾被鄭重請到，以亞洲臉作為視覺過渡，在七十年代初開國門面對西方時，可謂入情入理，我接連三場混在紅塔禮堂聆聽排練《第九交響樂》，當「四海之內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來，忽然我想起贛南的村民與荒山。那時，貝多芬已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七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太多劇情，很久以後才知道，才了解：當我在山溪沖洗那隻無頭死 貓，巴黎五月學潮、美國嘻皮士運動、胡士托露天搖滾樂大會、安迪.沃霍遇刺、畢加索逝世、薩特全瞎..這些人事均在一九七○年前後發生，哥普拉的《現代啓示錄》、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機》、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譚》、貝特魯奇的《一九○○年》等經典電影均攝於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長串的名單，他們，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與知識和藝術的可憐糾纏，當我後來去到域外，總算明白自己幾乎是野蠻人。因此一九七八年上學後的發現值得一說：原來京城文革期間竟有詩人團夥、地下藝術家，以及早就試圖謀反或治國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關傳說，最集中，最傳奇，幾乎獲得唯一的敍述與被敍述者，是北京群體。他們在七十年代的流傳書單，江南聞所未聞：《麥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條軍規》，還包括貓王與約翰.連儂的唱片..首都文藝高幹子弟可能是這個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亂世聚散，他們是共和國第一撥青苗，也是頭一代忤逆的人，他們和父輩一樣，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份，誠哉居江湖之遠而思廟堂之高，看來儒與我黨的混合基因，不絕如縷——在幾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憶中，他們研讀內部刊行的西方政治、歷史與經濟譯作，年紀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國務院的眼光思路，在邊村油燈下擺弄未知的國家棋局了。而當時代轉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懷抱純淨的絕望，熄滅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穆旦寫出七十年代無可替代的詩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該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對墳墓」，還是「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我默念，不像讀詩，而是面對死者的遺物：放回一九七六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極深處的真實，以性命承受這真實感，並非我輩，而是上一代人。

諸位：倘若我們當年不是十七八歲，而是身為父輩或祖父輩的老人，該怎樣講述七十年代？會不會願意講述？在各種文革回憶文字中，我留心受難者的年齡和死去的年份。淹滅的平民算不清，沒人說，廣西河灘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卻說拿天下的一代，一九七○年前後，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相繼恨恨而死，火葬時不具名姓，唯有編號。問題不在壽數，而是：有誰在七十年代進入晚年麼？那是老來遭遇的大劫、地獄、沒頂之災，且無可逃遁。穆旦，還有不及活到一九七六年的顧準，當他們在七十年代寫着詩與文，正是我們現在的年齡：現在，七十年代早已退遠，我們苦盡甘來，但對於穆旦顧準，那十年是迎面而來的深淵：並非死亡，而是覆滅，「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

馮友蘭、梁漱溟、胡風、周揚、沈從文、巴金..不少高壽的人物活下來，經落實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個院子或公寓深處，但看晚歲照片，給很深很深的絕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鬱結為神色，顯然難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惡與毀劫；他們過去各自守護的主義、志業，似乎無助於七十年代給予的大絕望。嚴厲整人從無笑臉的周揚，晚年詞彙總算出現「人道」，這遲來的良知，等同空話，令我厭惡，其實和以上幾位曾在他鄙視與掌控範圍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壞：秦城監獄蹲了九年。

「這世界會好嗎？」在生命終點，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雙目，如是說。

如今回來分羹的海龜人士有福了。懸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蘇聯回來報效祖國的前輩，除非會弄核子飛彈之類，老舍、傅雷，即選擇自我了斷，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現在知道他們在外面黃油麪包吃過，回來是甚麼意思，甚麼感覺，他們真的愛國家。我輩的品學怎與前代比呢，他們中有人便這樣收場了。

穆旦還參加過抗日遠征軍，並曾留學美國。比穆旦輩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約四十多歲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嚴，得享晚年，但我記得一九六六年文革風動，父親日常答非所問，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書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歲了，一事無成」說這話時，文革才剛開始——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無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儀表非凡，學生時期即地下黨員，文革初被侮辱痛毆時年僅三十多歲，幾乎死，而父兄俱死。一九七八年初見我，他端詳片刻，說：你們可沒給耽誤啊！

是的。一九七六年後的中年長輩與悲觀和時間展開持續博弈，或委身才學之外的去處。但那種奮然豁達，在深處，仍出於七十年代無可挽回的失敗感——上一冊《八十年代》叫來我輩談論，這本書的敍述者仍是我們，這是一種權利麼？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說，本書不過滴水。然而尋求別種輩份的敍述，卻也為難：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確，中南海幾代主事者則大不情願，他們苦心給政權換一副面孔，即巴望甩脫七十年代的陰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輩，那是無盡淒慘，臨了個個不得歡顏：從南昌井崗山一路鐵血，那是他們的最後歲月了，幸有鄧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後來。他曾以七十高齡徒步登攀黃山，可是請鄧公談談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聽南昌郊區來人說，親見鄧小平鎮日在被迫蟄居的院子裏負手踱步，團團轉，小孩跨牆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聲，繼續走。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乾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不是說不像，而是如今敍述七十年代的人即當年失學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鬧的青春戲，竟可以是天堂。

談論七十年代就是談論文革。我們迄今尚未獲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識，尤難找到準確的語言——西方反芻歷史的思想工具，嫌太豐富：譬如漢娜.阿倫特剖析納粹文化，頭頭是道，以賽亞.伯林痛陳民粹主義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廣——他對阿倫特不以為然——在海德格爾、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那裏，同一歷史公案持續展開强勁的道德緯度，緊張而飽滿..然而西方的訓誡總難契入我們的痛感，更與中國七十年代的災相與禍源，大有所隔。我讀《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的故事，無話可說，然而勞改營和焚屍工程，畢竟呈現為一種人類罪惡的「行政架構」和「專業景觀」，足使後人的指控有根有據，揭示歷史脈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國人三十年來的渾渾噩噩若無其事，簡直億萬活神仙。

而納粹與前蘇聯的罪孽在西方無論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與銳變的大前提——舊時代的賬目遠未結清，簇新的時代改頭換面，出發上路了：這偉大的民族真會「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寢陵停在首都心臟，供人瞻拜..中國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類似的歷史修辭，他們沒有。而中國修辭的古老歷史，及這修辭所能涵括的道德與人文，自先秦到民國，經五四開裂，也還殘破苟延至於五六十年代初，進入七十年代，行至終點，徹底潰滅。

此後，種種「底綫」的大規模喪失過程，于焉開始，直到現在。現在，這民族的萬般活力與事功，已令世界瞠目，這倒是幸賴七十年代的大教訓與催逼，然而，圖强求變的活力，和國家的元氣，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這樣地將七十年代匆匆表過，淹在書肆裏，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歲月人事，如何打發？那都是歷史的壞賬濫賬糊塗賬，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後果的後果，我們活該世代幼稚——實在說，七十年代的人質無分年齡，那十年的癌細胞早經內化為眾人的心理與生理結構，深藏而細膩，並抓住每一種理由，對內心說：忘卻七十年代。

不是麼？有關文革的講述久已在芸芸多數那裏，乖悖時宜，我聽說近有高端學術論壇中的少壯豪傑，西裝領帶，當面申斥在場人士省思文革的發言。難怪，這類國家主義邏輯，早經根植於將歷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嶺，鷓鴣聲從深壑間歇傳來，燈油盡了，熄滅前，火苗忽然那麼一亮，輕輕炸響，還有，雨後暴漲的山溪——在私人記憶中，我從未停止懷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濁紛亂的描述，假如我有過銘心刻骨的優美體驗，全在那十年。甚麼能替代一個人在少年時分的所見所感？當我躺在板床上凝視法國巴比松派的風景畫片，村口的大樟樹亦如畫中那樣，亭亭如蓋；油燈下讀到《戰爭與和平》片段——羅斯托夫的弟弟與軍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見，顫聲叫道：你在哪裏？——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頭的溪，蜿蜒出山了，匯入兩條寧都縣境的清流，單是名字就多麼好聽：琴江與梅江，「秋來江水綠如蘭」。

刻劃承平歲月的種種惡，容易，講述罪孽時代的片刻歡悅，很難，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說，另有田園詩意，而自强的過程日後總會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時段是在青少年時代，倘若爭氣，賠得起，看得開。回顧七十年代的艱難是在個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細節與國家悲劇，兩相重叠，難分難解——這篇長稿的命題不是私人履歷，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贛南或蘇北兀自懷舊。好在是十六七歲上遭遇流放，不懂事，僅有命運的觸覺。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終於拿青春沒奈何。幸虧年輕！這題目，是為我輩僥幸，也為那時代無數被吞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