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北京探亲时，曾乘车从天安门广场东侧路过，看见广场上设了安检站。安检人员在检查游人，包括机检和手检。几日后，走着去那儿，安检依旧。安检站是由白色帐篷搭成。环视广场四周，能看见好几顶白色帐篷。广场设了安检早就在网上看到了。奥运时安检升级，到共产党60建国日安检再升级。网上看安检，与身临其境看感觉不一样。北京变了，也许百姓变得不安分了，也许当局变得不自信了。在天安门广场，我没看到盛世，没看到和谐，到处看到的是戒备的眼睛。
看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广场上的安检站，让我想起童年少年时光或非常年代的天安门广场。从那时到现在，天安门广场一直存放在我的记忆内存磁条里，永不衰退。无论我身居何处，任何广场的影像、图片和文字都会触动我的神经。在洋人印象中，广场是中国政治是非之地。在我的印象中，广场是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载体，萦绕着我以后几十年的梦境，记载着我的顽皮、愚昧和骚动。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疯野的地方。它伴我度过荒唐岁月里的骚动少年期。那时家离广场咫尺之遥。从家到广场走正道不到十分钟，走歪道如过河（菖蒲河）翻墙也就三四分钟。平时，除重大活动，广场游人不多。夏天的晚上，附近居民喜欢到广场乘凉。在广场，有边扇蒲扇边拍打蚊子的大爷大妈，有坐着马扎围成一圈玩扑克的老少爷们儿，有在灯底下抓蝲蝲蛄的男孩儿，有到处疯跑叽叽喳喳的女孩儿。那时的广场，除了东西两侧长安街路口安全岛上的交警外，很少见穿制服的警察，更没配警械的警察。便衣警察倒是有的，但不多，北京人叫他们“雷子”，也有叫“条子”的。“雷子”属中性词，“条子”是侮辱性称呼。那时的广场没围栏，人们随便进出。不像现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加无处不在的雷子、警车、警犬和电子眼。从幼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广场上警力倍增，警察已武装到牙齿，但那儿的治安好像还不如以前。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踢球的地方。那时离家最近的球场是东单体育场，可那场地总被大人占着，轮不到我们这些孩子。我和同龄孩子只好选几乎空荡的天安门广场作为球场。在广场踢球费鞋、费球、无水喝，老捡球。赶上艳阳天，一会功夫人就能晒脱层皮。后来我们选择一街之隔、广场东侧的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在叫中国历史博物馆）前面的空地。那空地两边是小树林，有水源。踢累了，就到小树林里喝水。林子里水源是浇树木用的，平时水龙头的手拔被园林工人摘掉，以防他人用水。我们是聪明的孩子，用自带工具拧开。没工具时，用砖头把龙头砸开，然后像做俯卧撑那样趴下对着水管喝水。从小学到初中，无论春夏秋冬，我一直跟同龄的孩子在广场东侧踢球，踢坏了好多双球鞋和布鞋，踢坏了好多个大家合伙买的足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广场上已不允许踢球了。现在即使允许踢，那也是不能了，因那里游客如蚁。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放风筝的地方。广场上空没障碍物，有风但不大，是玩风筝的好地方。正经玩风筝的人放着的风筝千姿百态，有飞禽状，有昆虫状。我们这些孩子放的是自制的长方形风筝，高不过两尺，宽一尺多，尾部坠着两或三条尾巴。这风筝有个不雅名字，叫“屁帘儿”。正经的风筝许多是用“皮宣”糊制的，我们的“屁帘儿”多是用旧报纸或偷来的彩色大字报纸糊的，骨架是用秫秸秆或削薄的竹劈儿制做。竹劈儿取自自家或邻家挡蚊子用的竹帘子。大人发现被毁的竹帘后，干坏事的孩子自然要遭一顿臭骂。糊 “屁帘儿”是男孩子的活计，不少男孩都能糊，只是手艺上的优劣。记得一次在广场放风筝，我的“屁帘儿”被风刮破了，一头栽了下来。于是我就把放风筝的线接到小伙伴的“屁帘儿”风筝线上。线长了，“屁帘儿”飞得越来越高，在天上变得越来越小，一直飞到天安门城楼上方。少年不再，那种自己制做、试飞和放飞的成就感，当今的孩子已享受不到了。听说现在广场上允许放风筝，但不知有孩子放自己糊的风筝吗？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广场上再也见不到旧报纸糊的“屁帘儿”了。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参与作秀的地方。我们曾被忽悠为祖国花朵，多次在广场参加庆祝共产党节日的组字活动。那时学校就在天安门附近，也许是近水楼台之缘故，每次活动，我和许多同学都被要求去组字。孩子们身穿白衬衫蓝裤子，站在有编号的广场方砖地上，拿着可翻页大本子或可折叠的纸花，根据指挥信号，翻、举本子或纸花，组成不同图案。动作简单枯燥。正式作秀前，我们要放弃许多上课和课外时间，在指定场地反复练习。赶上大热天，有些人因中暑而晕倒。训练时是没吃的，只在彩排时才领到点吃的。记得一次领到的面包和香肠都长了绿霉。天热时学校会抬来几桶化学兑的“汽水”给同学们喝。没“汽水” 时，许多同学就喝自来水。彩排都是在晚上，长安街都戒严。除广场组字外，长安街上也有其它形式彩排，包括工农兵方队，陆海空方队，还有彩车方队。记得节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要到广场集合，在哪里坐一夜。一夜下来，很累很伤神。其实，庆祝活动也就两三小时。当时我们都很认真，生怕组字时翻错页数，那可是不得了的政治问题。组字是政治任务，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参加的。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还不让参加。有幸的是，我家祖辈几代从没机会剥削他人。因此，我从未拉下过一次组字的任务。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共产党庆祝6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上也有组字。跟同事炫耀，我在那里也组过字，而且是好几次，不比这些组字孩子们做得差。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目睹荒唐红卫兵革命运动的地方。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时，我都在广场附近，但进不到广场里，因长安街两旁的街口都被军人把守着，只能隔着军人身体间的缝隙观看路过的成千上万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只有在活动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才能进入天安门，进入广场。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活动结束，广场上一片狼籍，除了垃圾，到处是丢弃的鞋子、帽子和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看到最多的是鞋子，成堆成堆的鞋子，多是布鞋和胶鞋，是红卫兵的鞋子。许多穿着一只鞋的红卫兵围着鞋堆找自己的另一只鞋，有的红卫兵两只脚上都没了鞋。他们的鞋子是被踩掉的。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顿时涌向天安门城楼。许多红卫兵的鞋子就在人们的前呼后拥、高呼万岁中被踩掉的。听大人们说，被踩掉鞋是次要的，有不少人被人群拥倒，之后被人践踏，甚至被人踩伤踩死。
天安门广场曾是我学外语的地方。上初中时，赶上尼克松访华和随之而来的英语热。学校那时开俄语和英语课。我被分到开英语课的班。这一指定影响了我以后的四十年的生活。从小我就争强好胜，坏事没少干，功课也不甘落后。如成绩排第二，我就觉得受了奇耻大辱。那时学校秩序混乱，除学文革式英语外，根本学不到什么。于是经常找些课外读物，包括到学校附近的八面槽外文书店买过期刊物，如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和《中国文学》。至今，我母亲还保留着这些刊物。如果没记错，那书店是当时北京唯一一家书架开放的书店。因兜里没钱，常站在书店里蹭书看。除英语外，还自学过日语和法语。学英语，却没地方听英语，家里没条件买留声机和短波收音机。我便跟大点的孩子学装收音机，装成的短波收音机可听到美国之音、苏联和台湾的广播。短波带来外部信息，也提高了我学外语的速度。那时中国闭塞，但北京还常见到老外的。我有时也到天安门广场找老外练嘴。记得1972年，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两个外国人，便向他们说hello套近乎，他们回应了我。于是我们开始最简单的英语交流。老外是来北京玩的丹麦人。几句话交流后，他们就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被一个雷子截住，盘问我为什么跟外国人说话。我很惊惶，跟他说我就想知道一下我在学校学的英语人家能听得懂不。雷子记下我姓名和学校后，就放我走了。之后几天我一直惶恐不已，生怕学校知道这事。好在等了好些日子，没人向我提及这事。
几十年过去了，过去的记忆有些模糊了，有些仍很清晰。我记事时，广场没现在大。据父辈说，五十年代广场经历一次扩建，东边的长安左门、西边的长安右门、南边的中华门（曾称大明门和大清门）和中间的千步廊被拆除了。陪我度过童年少年的是那次扩建后的广场。之后的广场经历的修缮和扩建我看到了。毛泽东去世前，广场南止纪念碑。纪念碑后是通往前门大街的通道，两边是树木和花坛。毛泽东去世后，从纪念碑后面一直到前门城楼及东西两侧的马路都被占领了，在上面建了纪念堂。纪念堂在修建时，东西两侧的树木被砍得精光，与之相接的两边马路也被划到广场内。原来的马路没了，车总是要走的，这样纪念堂东西两侧的一些西洋建筑物变成了两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消失的西洋建筑物有天安门邮局、医科院宿舍、解放军兵营（七六年民众抗议时曾被烧毁）、外国使馆等。现在天安门广场旁留下的唯一西洋建筑是广场西南方、西交民巷东口上一座带钟楼的罗马式建筑。那是老中国银行总行。据说那银行是清末建的，民国时也是银行，共产党占领北京后，它仍是银行。现在那建筑物的东家还是中国银行。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到过这家银行换29美金。那一年，报名参加托福考试，报名费需要用美金，便去那银行换美金。
几十年年间，天安门广场亲历许多大事件，包括六十年代的疯狂、七六年的镇压、八六年的学潮和八九年的屠城。最为惨烈的是八九年。自那以后，被血洗涤过、被坦克碾过的广场成了洋人眼中的中国永久地标。自那以后，所有洋人词典和百科全书里增加了一惨烈词条，外加带血文字和图片。自那以后，许多国内外的国人像郭沫若一样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德：为命为名为利，选择沉默、低头、奉承、忘却和自宫。更可怕的是，他们讥讽那些反抗者，冷漠着看着反抗者走进牢房，却一再为开牢房的人唱赞歌。自那以后，天安门广场一词一直触痛我的神经。有人在我面前提起它时，会令我眼圈发红。天安门广场是我的童年少年记忆载体。一旦原本天真的记忆被轰鸣的坦克、刺耳的枪声和血腥的空气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您眼圈会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