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部门很大，总共有将近一百来人，大部分是女士，而且有工会保护，所以很多人只和跟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人说话，其他人等只是打个招呼，不过你可以想象一早上打一百个招呼是什么滋味。我们部门是在一件warehouse的楼上，每人一件小隔，经理们则在四周的封闭办公室里办公。最初我和她的座位靠的很近，高傲的她很少和我这个新移民搭讪，我也不卑不亢，从不理她。在她与旁边人的交谈中，我大概知道她有两个孩子，都上高中了，丈夫也有很好的工作，我可以感受到她很满足于她的生活。
一年后，我们部门调来一位澳大利亚的专家约翰，来当我们的大经理，他是一个典型的澳洲白人，很有绅士风度，年龄恐怕有六十了，说话带着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约翰还从老家带来一位三十出头的“乡下丫头”琼来直接做我们的supervisor。刚开始大家都很不服气，加拿大没人了，非要从外国请人，很多人对他们的到来也很冷淡。可没过多久，我们的业务明显见效，而且每月还额外有奖金，部门也多次被评为“先进部门”，大家在开心之余，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这个老头。约翰喜欢演讲，一讲就是大半天，很有风采，也赢得部门不少女士们的赞扬。从他那里，大家真的学到不少的东西，也感受到他独到的思想与理念。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珍妮总是跑到约翰的办公室里，一聊就是大半天，公司里也顿时传出好多风言风语，我一向是比较迟钝公司的小道消息，可有些也飘到我的耳朵里。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珍妮的变化，她开始把自己打扮的很时髦性感起来，每天都穿着超短裙，脸上洋溢着自信与微笑。一天和我搭档的伊莲凑了过来，她问我知不知道珍妮的事，我装糊涂说不知道，她大吃一惊，“You’re silly girl! Everybody knows!”， 我问怎么啦？她摇摇头说：“你知道我和珍妮关系很好，她什么都和我说，可这件事她做的不对，人家也是有家庭的，他们这样会毁了两个家庭的，我劝过她，可她陷得很深，她已经狂热地爱上约翰，根本听不进去。” 我听了这话，不知道为什么，反倒“佩服”她，老外真是敢爱敢恨，毫无顾忌啊。
没过多久，我们被告知珍妮已经提升为supervisor，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表面上还是配合她工作。可好景不长，在一次与工会头目交谈中，约翰大发脾气，并把工会的人统统赶出办公室，这在加拿大是个严重的错误，这个老外根本没把工会放在眼里，可他低估了工会的力量，没多久，上面的CEO就找他谈话，他不能再呆在这里了，接着是调他去美国的annoucement。
在约翰的欢送会上，我们见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专门从澳大利亚赶来得，而且他刚刚做了外公。 我当时心里挺不是滋味，他的妻子可能还不知道，我真的从心底里看不起珍妮。约翰选择了离开，不仅是这个公司，而且还有她。
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珍妮大病一场，休息了半年才回来上班。她的supervisor位置也没了，只能从头做起。她的变化很大，人整个苍老了许多，比以前胖了不少，尤其是大大的肚子。我问伊莲她得了什么病？伊莲偷偷跟我说：＂你还不知道哪，他们的事让她老公知道了，老公痛打了她，把她打坏了，她精神上也受了刺激，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好像肾也坏了，要打激素，所以搞得大大的肚子。＂ 其实她已经和老公离婚了，两个孩子也拒绝见她。她现在住在娘家爸妈家里。
回来后的珍妮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她了，她会经常傻傻地坐着发呆，有些无聊的同事经常有意无意地取笑零落她。因为我们俩的午休时间相同，她有时也会跑到我这和我一起吃饭，聊聊天，这时的她已经不介意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移民，她还常向我介绍主流社会的一些文化。在她生日的那天，她兴奋的对我说她的孩子们会来看她，她已经有半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她要领他们出去庆祝一下。 第二天我问她生日过的怎样？她很痛苦地告诉我，两个孩子都没有来，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两年前一天，她哭了，我连忙问怎么了？她对我说：“她们当着我的面问我是不是怀孕了，这样太rude了，我不能在这儿呆下去了，我真的承受不了她们了，我要换工作。”
没多久，珍妮真的走了，悄悄地，没有同事的欢送与拥抱，没有祝福，她走的很凄凉，甚至在她走后，还是有人在拿她的事开玩笑。我很同情她，她现在一无所有，众叛亲离，那个老头子在哪？没有人为她负责。
这就是爱的代价吗？经常听人说爱是赌博，赢者开心，输了的人哪？要承受所有的后果吗？爱与道德象两把利剑，外遇则会使所有人受到伤害。而伤得最深的不还是女人吗？在她不顾一切地去爱时，她有没有考虑她爱人的感受，孩子们的感受，她有没有想到孩子们也一样受到很深的伤害，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后来我收到珍妮的email: 我已经找到另一份工作了，我要到不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回复道：Good Luck to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