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阿姨和刘师傅曾经是我们里弄里的红人。康阿姨十二岁时被卖到上海一家纱厂里当包身工，刘师傅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俩人每年都要被附近的中学请去作几次忆苦思甜的报告。两口子生了二女一男，都只读到小学，就进厂当了工人。后来又招了一位解放军女婿，从此家中工农兵三位一体，是不折不扣的“二十四 K” 的无产阶级家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刘师傅就提早退休了，因为腰椎间盘突出。那是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时受的伤。由于神经长期受压，右腿渐渐萎缩。刘师傅退休一年后，康阿姨也退休了，因为得照顾男人。两人都退了下来，日子仍过得无忧无虑。退休工资够用，看病有劳保，医院离家只隔一条马路。退休后康阿姨闲不住，就到居委会当顾问，成天戴着红袖章维持交通秩序，挨家挨户检查卫生。邻里看了无不笑着喊一声“康阿姨”，那滋味自然是美的。
然而那滋味没有美多久，就开始变味。国家时兴改革开放了，提倡发家致富了。那左邻右舍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不少人一晃眼都发了财。他们装修房屋，开摩托，还有人买了一辆“桑塔那”汽车，喇叭按得嘟嘟嘟地震天响。康阿姨去管教，说夜班工人要睡觉，不能这样按喇叭。那小青年白了她一眼，呼一下就把汽车开走了，喷了她一身废气。
再说刘师傅厂里以前每隔两三个月都会来慰问一次，送些水果饼干。礼轻情意重，只要领导记得他，有这颗心，刘师傅腿萎缩了，心不抱怨。谁知这两年厂里竟无人来问津了。康阿姨到厂里一问，才知道厂里生产下降，亏损得工资都发不出了。好端端一个国营资产，听说都要拍卖给私人了。领导自己将来干什么，都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为退休工人买饼干？
又过了些时候，国家时兴下岗了，他们的一儿一女，同一天被刷了下来。康阿姨对她那么熟悉的社会，突然感到陌生了。她瞪大眼问道：“怎么能下你们的岗？咱可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女儿委屈地说：“现在谁看你出身？能有机会被人领导就不错了！”
说来还更有甚者。往常刘师傅医药费报销，不论多少，送到厂里，立马就报了。现在不行了，上个月两三百元医药费，厂里竟说没钱报销了，叫他等几年再说。刘师傅气得用拐棍捣着地板骂道：“我都七老八十，快翘辫子了，能活到那天吗？”康阿姨一边安抚老伴一边说：“以前毛主席的时候，医药费报销，一句话也没有。现在国家不是富了吗？怎么没钱给工人看病了？要是毛主席还在，能这样欺侮咱工人吗？”
【注】此文写于七年前。现在康阿姨和刘师傅都已不在人世。康阿姨四年前因中风去世，刘师傅二年前也死于膀胱癌。原来国家分的工房，也已易主。上次回上海，旧地重访，真有点感慨万千。昨天读到上千人去参拜毛主席纪念堂的新闻，觉得很有些令人深思的东西，尤其对那些身居要职的所谓人民的公仆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