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国民党的，也不看共产党的，看看美日写的中国抗战史。

[转贴]从美日资料看国民党抗日和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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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作战以八路军为主要目标 　　


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就认识到，这样扫荡只能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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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中华民国史》 下册　　


解放区的建设　　


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但到了1944年已达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与此的籽棉。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术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成就是通过更好和更多样化的组织。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册　　


国民党国家危难时候还很腐败，政府准备不足造成混乱　　


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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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381页　　


　　


美国人眼里的国军抗日很无能　　


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理论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1）蒋介石把美国援助不分给别的派系的军队，这自然会造成战斗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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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 页。　　


（2）让黄河决口意义不大　　


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　　


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　　


（3）在上海打仗有一部分用意是为了引起国际调停，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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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以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依然宣扬蒋介石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的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　　


《剑桥中华民国史》 　　


（4）国军指挥很差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而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而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军官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5）国军抗日时候非战斗减员这么多，国军很多士兵死亡都是因为腐败造成的，还有一个因素，国军有很多领空饷的，比如有一个士兵，当官的却报上去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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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征兵的军官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种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指定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似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2~653 　　


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为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靠小差，他的1.1万人中有6000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官方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6页 　　


（6）因为腐败造成食物短缺，造成士兵死亡，国民党抗日时候因为腐败造成士兵食物短缺，造成战斗力下降。那么国军的美国援助都被谁拿走了？大家看共产党当时条件那么差但是没有发生下边看到的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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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共军的政治工作比我方巧妙得多。他们以怀柔、威压相结合，牢固地掌握了农民阶层。我军进驻时，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都有八路军盘踞，土匪也在各地横行。由于我军多次讨伐，士匪逐渐溃灭，而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渐扩大。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 页。　　


日本的《华北治安史》里描述的共产党和国军，那时候共产党刚有迫击炮就击毙了旅团长阿部龟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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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军战斗力差，人心倾向共产党　　


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的同时，也稍作整备，以败残兵为基干，收容了曾在“CC团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团，编成10个团，由匪首或旧军官担任指挥官。该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　　


当时，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日本《华北治安史》 　　


（1）八路军军纪好 ，得人心　　


共军的宿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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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在村庄宿营时，部队首长或其代表先与村长商洽，说明人马数目，做为准备工作的参考。部队在商洽之前，不得进入人家，村长不得借故拒绝部队宿营。　　


村内若有公共设施，应先利用公共设施，军队不得撇开此等设施而在民宅宿营。但有时村民可以收拾公共设施安排少数民族战士宿营。军队在民宅宿营时，只能在指定的民房住宿，不准强制民众移居他室而独占好的房屋。　　


军队不准强夺民众食物，不准强行交换。 　　


军队需要粮食和马料，政府可规定一定价格，军队应按规定价格付款，不得向民众提出不当耍求。 　　


　　


当时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后为大佐)的回忆如下: 　　


一、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拥有根据地，曾经认为可以逐步判明其情况。但是，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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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虽然采用在满洲施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三、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四、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部队，均过于笨重，因而无法追踪行动轻快的共军。　　


（2）刚刚有迫击炮就击毙了旅团长阿部龟秀，共产党装备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