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东忆父亲戴安澜将军





戴复东教授近影    李坚摄



将军和夫人及子女们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颁发的懋绩勋章



中国远征军路线图    李坚绘



戴安澜将军在昆仑关战役伤愈后留影



戴安澜将军塑像



芜湖小赭山戴将军墓



    本报记者李坚

    5月10日,一直到中午12点半,戴复东教授才回到办公室。上午他正忙于一个设计项目的论证。

    戴夫人吴庐生女士和助理小于为他端来一些饼干和牛奶。但几乎是一落座,戴教授顾不上用餐,就向记者讲起了他的父亲戴安澜。

    戴复东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他的夫人吴庐生也在同济工作,是一位建筑设计大师。

    他的父亲戴安澜,原名炳阳,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后改名安澜,自号海鸥,以明其志。抗战时期戴安澜担任中国远征军200师少将师长。在缅甸东瓜和棠吉两次战役中戴安澜率部重创日军,后陷入重围,壮烈捐躯,时年38岁。去年11月25日是戴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旧地重游 老泪纵横

    4月29日到5月5日,应香港凤凰台之邀,戴复东和他的弟弟戴澄东一起去了云南的昆明、保山和腾冲,重温了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

    当年,戴安澜将军正是沿着这一线,率部从畹町出征缅甸。

    1942年初,戴复东在云南保山,父亲的指挥部里住了3天,然后随同父亲去昆明。戴安澜去昆明是为出师缅甸而与夫人及4个子女告别。事过63年,今天戴复东仍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车子停在哪里,他怎样打开车门,怎样跨入车子,怎样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向他们挥手的。这是将军与家人的最后一别。

    当年,200师师部设在保山的一幢老房子里。现在,记忆已被一家超市覆盖。旧地重游,戴复东禁不住老泪纵横。

    戴安澜有4个子女,戴复东为长,后面分别为藩篱(女)、靖东、澄东。戴将军为子女取的名字,均蕴含抗日救国之义。

    同住破庙 耳濡目染

    赴云南之前,戴安澜部曾驻防广西全州。戴复东告诉记者,1939年,他曾在将军身边生活了几个月。戴将军给儿子一身小军装,一副小绑腿,有意让他体验军旅生活,他认为紧张艰苦的、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有利于孩子今后的成长。

    父子同住在一个破庙里。破庙中间用于开会,他们就睡在后面。“他睡一块门板,我睡一块门板。盖的是一块薄军毯和小被子,条件十分艰苦。点的是菜油灯,用的是两根灯芯,他一根,我一根。我在灯下做功课,他也在灯下做功课。父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军人应当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英语、机械。好几次我醒来,他还在灯下做功课。”

    “早晨天不亮,父亲就叫醒我起床。两名卫士一前一后,我走在第二,父亲在第三,就这样我们4人摸黑走在乡间的田埂上。经过不短的路程,每天来到一个部队宿营地,在军官住房前等着起床号吹响。起床号一落音,父亲马上跨步进屋,如果部下还在酣睡,他会不客气地揪住他们的耳朵,拉他们起床。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蛮好玩的。部队操练时,我就在一边玩耍,等到操练完毕,我们返回住处,洗脸刷牙吃饭。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是这样。”

    戴复东还亲眼目击年轻军官的晋级考试。在一张长桌旁,应试者被黑布蒙眼,把一挺轻机枪全部拆散,然后再将拆散的零件一一装上。不少应试者过不了关,有的甚至急哭了。

  儒将风骨 铁血忠魂
    戴安澜的第200师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主力,绝非偶然。戴复东告诉记者,1940-1941年国民党部队的两次实弹检阅,这支部队都被评为全国第一。

    戴安澜参加过北伐,抗战之前,他率部由皖入冀,在河北古北口战场与进犯日军对垒。当时的战士由于不谙战术,死伤很多,戴安澜十分心痛。为弄清日军机枪与步枪如何协调作战,他登上长城实地考察。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对他足足封锁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在战斗中戴将军手臂受伤。他在养伤期间写了《痛苦的回忆》一书。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用鲜血写就的一部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的军事著作,用于士兵的训练。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我们的士兵应当如何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具体操作方法。

    之后,在河北漳河保卫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江西保卫战和昆仑关战役中他都负过伤,获过奖,历次战斗他都表现出众。可贵的是,在浴血奋战中,戴将军不忘著述,及时总结,他先后写成用于军事训练的《磨励集》《磨励集续》和加强自身修养的游仙体小说《自讼》。

    戴安澜出生在安徽无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好学,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与道德教育,又在陶行知办的南京安徽公学中学到了不少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考入黄埔军校三期,他亲聆过孙中山、周恩来的教诲,“打倒列强,除军阀,救中国”的革命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

    受命危难 时穷节现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二次大战进入决定性阶段。12月23日,日机空袭仰光,拉开了侵缅的序幕。

    英国军队在东南亚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寇凶焰,而且使中国的大后方暴露无遗。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的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包括全部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和90%的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这唯一的联系通道,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3个月。

    为挽狂澜于既倒,中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缅甸。戴安澜部受命于社稷危难之秋,1942年早春,行军千余公里,直抵东瓜城(又译同古),顶住了北犯的日寇。

    此时,英军不敢留在东瓜,慌张离城,往曼德勒方向逃退。只有戴安澜的200师孤军镇守东瓜。

    3月20日起,200师与5倍于己的日军三个师团在东瓜城激战12天,歼日军5000人,我方牺牲1000人,以1:5的战绩挫败日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日军不断增援,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戴安澜要求部属一级一级立下遗嘱,准备一死以报国家。将军在遗嘱中对夫人王荷馨说:“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但是他放心不下的,一是老母从沦陷区到贵阳,无法伺奉,另一个就是妻子带4个孩子什么都还没着落,生活将会非常艰苦。

    说到这里戴教授再也无法控制感情,泪流满面。

    12天后戴安澜率部突围,之后又遵命攻下棠吉。东瓜、棠吉两仗成为二次大战远东战场上的两个亮点。毛泽东后来为戴安澜写的挽诗中这样写道: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马革裹尸 万里魂归

    中美英三方本来准备在缅甸中部与日军展开大会战,后来由于英军一翼的败退而全线崩溃。戴安澜奉命率部突破敌五道防线返回国内。1942年5月18日在越过最后一道防线时,他赴一线直接指挥,遭伏击胸腹连中数弹。部下们用树枝编成的担架抬着他行走8天,由于缺少药品又遭受雨淋日晒,26日抵达缅北茅邦村时,戴安澜自知不行了,要部下将他头扶起,在地图上指明了回国的路线,然后深情地向北方——祖国的方向凝视片刻后倒下。

    戴安澜牺牲之后,他的部属仍抬着他的遗体行走多日,后因遗体发出异味,部属们忍痛把将军躯体火化,而将他的遗骨用布包裹带回祖国。将军遗骸经过云南腾冲,一位70岁老华侨被戴师长精神感动,献出自己的楠木棺材,将戴师长的遗骸置于棺内。

    戴将军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国人无处不哀思”(朱德、彭德怀挽词)。将军灵柩从云南腾冲、昆明返回广西全州时,沿途各城都摆设供桌,倾城祭奠。国共两党领导人纷纷撰写挽联、挽诗、挽词以表哀悼。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戴复东告诉记者,将军墓现在安徽芜湖小赭山,墓里葬的并不是父亲的完尸。这个情节他始终没有告诉母亲。戴将军牺牲后,夫人把政府奖予的特恤金20万法币悉数捐赠给了当时设在全州的安澜学校。

    同年10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将专门授予二战中外国同盟军杰出将领的懋绩勋章(又称军团功勋章)颁发给戴安澜将军,他是第一个受此殊荣的中国军人。现在这枚勋章保存于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10月3日,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署名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芜湖市民政局为烈士墓立了墓碑,此后,又多次对戴将军墓进行扩建与维修,现在戴将军墓已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广大群众纪念、学习、瞻仰。

    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台北的忠烈祠内也供奉着戴将军的牌位和事迹介绍。台湾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中有“安澜楼”,楼内有介绍戴将军事迹的壁碑。 (历史照片均由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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