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阿玲在我们那家四百人的小厂，绝对是风云人物。
与她一同进厂的青工八十人，其中有六个共青团员，只有她和我进了团支部。她冲得出，敢说敢做；其次，她的漂亮很有特点：皮肤特白，五官端正，眼睛大且特别漂亮，她要使劲盯着谁看，那杀伤力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工作岗位应该是全厂最好的，在技术科一间分析室，他一个人一间房间，工作也不忙。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有各种运动，斗争、批判的事情是很多的，小一点的，还有对个别职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其实，在职工中，特别在青年工人中，向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者情调是很普遍的，只是想在心里不说出来，真的要去批判，一般人都是走形式，只有这阿玲不留情面，说话无情，自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不用说，在阿玲的周围少不了追求者，有人还会特意在别人面前说一些关于自己和阿玲之间两个人的事情，以显示自己和阿玲关系的特别。面对这样的现实，在阿玲面前，我是不太主动的，阿玲似乎不介意，常常主动找我，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毕竟商量工作的事情比较多。夏季，被她找去她的分析室，是很有趣的，她的房间在一个独栋的两层楼房的二楼，相当安静，仅有的一扇窗对着空旷的田野，因有温度的要求，房间装了空调，门窗始终紧闭。每次进她的房间，她会拉一拉椅子，要我坐在她边上，她呢，常常边说话时便撩起自己的裙子——常常是一条黑色的裙子，露出她雪白的大腿，说实在的，那时的心里，是有些微妙感觉的。偶尔，我看见别人随她走进房间，我的心里也会掠过一丝疑虑。
在厂里，我是以半吊子的才华赢得领导和他人肯定的，负责企业的宣传工作：全厂干部职工的学习、专栏、画廊、广播，还编一份厂刊；那时，每周都要组织干部职工读报、读书、学习文件。我的处事风格和阿玲不一样，但我们相处的很不错，后来，我们似乎走得越来越近，从厂里走到家里。在她出事前的几个月，她几乎每周要来我家两三次，偶尔在我家吃饭，多数是晚上来坐一些时间，我俩闲聊。我前前后后去她家也不少，觉得她父母比较看重我，她父亲还把自己五十年代开始写的，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民歌和短诗的剪贴本拿给我——让我带回家看。阿玲有个哥哥、有个妹妹，说来奇怪，我去他家前后不下几十次，就是没见过他去了农场的哥哥，就像现在网络上说的：她哥只是个传说。通过我介绍，我的几个朋友也和阿玲熟识了，其中个别的朋友，像地区房管所的俞力，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甚至和阿玲的父母也熟悉了。
不久，文革结束了。一直根据上面的指示领导和主导企业各项政治运动的我们，又开始领导和主导企业全体职工拨乱反正，批判我们不久前还声嘶力竭呼喊的革命口号，并深挖思想和路线的根源——四人帮。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越来越少了，发展生产，提高效益，逐渐成为我们的工作中心。
一个平静的下午，传说有人看见阿玲在不远的商业街，那家寄卖商店寄卖旧衣服——三天前一位车间女工遗失的上衣，当时，该女工因怀疑是另一女工所拿，打了那位女工一个耳光，此事还未解决。虽然没有互联网，厂子确实也不大，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厂。几乎没人相信，那个看见阿玲的人搞的很委屈，要求领导去调查。领导去了，当时寄卖衣服要签名的，查签名，是那位被打的女工名字，但笔迹，毫无疑问是阿玲的，阿玲在厂里写过多少批判稿、发言稿，认识她笔迹的人不少。
事情真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领导眼里的红人，团干部，平时总是理直气壮批评他人的人，做出这等卑劣的事情，阿玲的形象毁于一旦。写检讨，受处分，似也难平民愤。为全面了解阿玲，厂里派人去了阿玲毕业的学校，了解是否有前科，确定没有。我们平时几位要好的，相约到她家去，劝慰她，也安慰她父母。
因有好多天不去我家，我父母也问起她。一天夜里，我将阿玲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父亲，并征求父亲的意见，我可否进一步和阿玲确定恋爱关系。父亲说，如果她确实是初犯，你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正经的约了阿玲，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去我外婆家，那里没人。我和阿玲谈起我们俩的事情，我说：“你是否愿意确定我们俩的关系？”阿玲回答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个厂不好，再说，我们企业的性质是大集体，今后生下的小孩没有全额的医保。”（当时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子女享有全额医保）我无语。自此，我们俩的关系逐渐淡化。
大约五年以后，一次见到朋友俞力，告诉我，他昨天坐公车碰到阿玲的父母，对他说：“阿城（我的名字）是很不错的，当初阿玲要跟他，多好，这小姑娘不听话啊！”
我听罢，心里一怔：是这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