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小民的想法：从刘晓波的判刑说开去

刘晓波判刑了，香港为此上千人游行，自由西方世界的人权机构、政府大员、议员义愤填膺，中国地下人权人士私下里折腾，而官方人权学者更是纷纷慷慨激昂，为法律的正确性判决辩护、互连网上，更是争论得一塌糊涂，个人攻击在各论坛上比比皆是，五毛党、JY等帽子满天飞…..。一个刘晓波的被捕，把关心中国政治的各类人物的都调动起来了，好不热闹。

按网上说法，俺能在这发个帖子，也是爬墙头出来了，而爬墙头这一事实，正说明刘晓波等人要求的正确性吗？

非也，我这人属于榆木疙瘩，认死理。我对这么热闹的事基本上冷眼旁观。

从中国历史看，这种热闹场面，在中国大地上，已出现多次，自孙文同盟会发动起，100多年来，这种对中国体制的争吵从来就没有停过，估计今后也不会停。

我们可以理一理中国为民主争闹的线索，并探求一下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经历过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迅速衰败，洋人在强大军力的支持下，在中国大地找到了无穷的利益，滚滚的白银西去，无数的鸦片和洋货东来。层出不穷的各类条约如雪片般，飘向中华大地：青岛归了德国、香港归了英国、台湾归了日本….，此时，在中华大地底层的百姓，生活在现实的地狱中。而当时，文艺复兴后，崇尚“自由、民主、博爱、宪政、人权”的西方世界，未见有哪个人权组织、 官员、议员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大声呼吁，他们都忙着数自己从中国获得的白银呢。

20世纪初，皇帝下岗了，中国民主了。西学东来，中国有了议会、有了议员、有了选票，但更多的是有了军阀混战。中国底层百姓虽然在民主、自由的太阳照射下，但日子没有见好过，依然过着赤贫生活。而西方世界的政府、官员，也未大力向中国宣贯美好的“自有、人权”思想，而是忙着，用非自由的武力手段、非民主的军事措施，瓜分欧洲、瓜分世界。于是有了“凡尔赛公约”，并造成中国一些对“民主、人权、博爱、自由”懵懵懂懂的学生，折腾出了一个“五四运动”。而对于这个“五四运动”，西方的政府、官员、议员和人权机构，并未像他们后来全了支持的“六四运动”一样，给与全力的支持配合，他们未谴责中国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而是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条约，将青岛交给日本人。

再往后，蒋中正用学生军统一了中国（后来，塔利班把蒋委员长这招学去了），中国进入了训政时代。虽然中国的“民主、自由”比民国初年有了严重缩水，但西方世界的政府，从未加以谴责，有的只是给委员长借钱，帮助他巩固政权，有的只是炮轰南京的事件，有的只是九一八事变。而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在江西山沟沟中，打土豪、分田地，用从富人手中抢夺来的财富，收买赤贫农民，酝酿轰轰烈烈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了抗战时期，蒋中正和毛润之握手言和一起抵抗日本人了。此时，欧洲的世界也由于德国的奥地利人领袖，剑拔弩张，正准备大大出手。在中国，自由、民主的旗帜，鬼使神差地插到了共产党割据的延安，中国无数向往自由、民主的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到共产党的怀抱中。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亦然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代言人，连正在成长的未来西方世界领袖－美国的首脑、精英，不少人都承认这点。

抗战胜利后，国共大战立刻从暗转明，而此时蒋中正先生，背负着独裁、腐败、专治、白色恐怖的巨大包袱，虽然西方世界也认为国民党腐败、专治，西方正在成熟的人权斗士，也曾对委员长专治、独裁，轻轻骂过几声，但由于对欧洲铁幕的恐惧，他们对作为当时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代言人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憎恶，西方世界政府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蒋委员长这边，给钱、给枪、给炮。

此时此刻，中国亿万农民，在共产党分田、分地的激励下，在“保护胜利果实”的口号的鼓动下，纷纷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更有无数城市青年，在“民主、自由、人权”的激励下，在国统区投身到反对委员长统治的行列中。短短的4年，委员长就从大陆销声匿迹，转进到台湾卧薪尝胆去了。中国共产党举着在“民族、自由、独立”旗帜，在中国大陆正式掌权。

东欧共产党世界和共产党中国的出现，让西方世界充满了恐惧，从当时的经济上看，除了美国外，苏联的经济运行，比满目疮痍的欧洲要好许多，而共产党中国的经济，也正在不断得到改善，如何扳倒共产党国家、熄灭在世界迅速蔓延的共产主义建国运动，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要问题。于是在西方舆论的鼓噪下，“自由、人权、民主”等通用名词，被永久地贴上西方世界专用标签，“自由世界”成为西方国家专有名词，而“独裁、专治、集权”则成为共产党国家的特定标签，变成痛打共产党国家的狼牙棒。 从此，“民主、自由”与“集权、专制”之间的的宣传大战，在“集权世界”与“自由世界”中正式开始。西方人权组织、人权机构等一大批专业的团体，在西方国家和个人的大力扶持和支持下， 如“地里，浇了大粪的白菜”，猛然间长出一片来。对此，杜勒斯国务卿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宣传战：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争斗，处于胶着状态的三十年，虽然东西双方都举着“自由、民主”的旗帜，但地球的话语权还是在西方手上。虽然期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非洲去殖民地化运动、伊朗革命等一系列对西方不利的事件，虽然马丁路德金说了一个梦以后就被杀了，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统治正常运行着、J8226;埃德加8226;胡佛在FBI位置上也已呆了48年，但西方世界亦然是“民主、自由、人权”的自由世界。甚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西方世界都是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理由进行的。而此时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正在润之先生浪漫、飘逸而执着的领导下，进行着各种非常规的社会实验：土地在农民手里还没捂热乎就集体化了；商人自觉和不自觉的把生意公有化了；赶超英美把中国人饿趴下了；中国特色“四大自由”出现，反革命分子遍地开花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成为一个囊括了一切的专有名词，它包括了一切，更否定了一切。中国底层老百姓，在伟人的光芒照耀下，享受到了最怪异的自由、民主，也承受到了最极端的思想禁锢和专制。

1976年，中国的红太阳下山了，红太阳的理论，3年后也给小个子的猫论给打败了。从此中国在共产党二代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致富发财运动。其间，有人从反思的角度，用中国特色的“四大自由”的作为工具，重新在国内扯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由于对西方的东西，说的不透，又掺和一些个人报复与个人抱负的私货，让二代核心觉得干扰了中国刚刚开始的发财致富工作，一怒之下，把挑头的电工抓了起来，并顺手取消了“四大自由”。后来安徽的学生，又带头弄出不少事端，甚至致使一个名义二代负责人背黑锅下了台，但由于在那一个时期，苏联老大哥正在和西方自由世界顶牛干架，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解的非常透彻，对中国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西方的舆论更未对中国这些动作大肆批判和渲染。在大敌当前情况下，自由世界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处于一个战壕，即便思想体系不同，相互也基本将就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老百姓又见到了选票，人大代表开始被选举了，中国老百姓敢“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了”，一种叫伤痕文学的小说，让中国广大文学好者，舔着自己在大革文化命中受伤的肉体与心灵，泪流满面了。另外，个体户也在全国各地蠢蠢欲动了。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风云突变，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冉冉升起了一个“新思维”的超新星，他虽然生在俄罗斯，长在红旗下，但对西方“人权、自由、民主”社会认同至极，对由自己领导“独裁、集权”的共产党和共产政权的邪恶，深恶痛绝，于是在一批志同道合的党内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以东欧脱离、苏联分裂为代价，把东欧及苏联地区转变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的资本主义。他以自己的实践，打破了杜勒斯预言：和平演变不需要等到下一代，这一代会干的更漂亮！！！

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大部分老百姓，在热烈欢庆自己被自由了、被民主了、被人权了后不久，就发现执政党轮换后，自己的生活也轮换了，只不过政党是轮换上台，自己的生活是轮换着向下（当然，也有部分人，生活轮换向上，有些甚至迅速成为世纪级富豪），专制、独裁共党国家的平均主义时代虽一去不复返了，但自由、平等、人权的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新时期，也随之到来了。自从资本主义光复东欧和原苏联地区以来，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除极少数的几个国家经济情况还凑合以外，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国家迅速壮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队伍，50年不见的硝烟，又在许多国家之间飘香起来。原铁幕后的老百姓，终于切身体会到了裴多菲名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真谛了。

由于苏联“新思维”领袖导致的苏、东地区的变化， 80年代末期的中国，陡然变成为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最后顽固堡垒，共产主义的所有邪恶再次一下子全部聚集到共产党中国的身上了。原来身处同一对苏战壕的西方世界战友，爬起身，抹去共同战斗的记忆，忘却在同一战壕建立的友谊，挥舞其“民主、自由、人权”的狼牙大棒，猛烈地向中国砸来。而在当时中国，一大批在“新思维”影响、激励下的文化人，也带领中国各大学校园崇尚“自由、民主”的学生，开展一场后来被鲜血染红的学生运动。 于是，学生与政府对“动乱”一词的争议，引发了一场持续3月留血的动乱：未经选举就产生的学生代表，代表学生向政府递交请愿；对民主权利的追求，又一次转化成大民主下吃饭不要钱，免费乘火车的串联漫游；对自由结社的权利争取，变成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领袖争夺内部主动权的表演；踌躇满志的青年文人与学生领袖，用广场口号声大小，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走…….，在世界面前，中国似乎就要成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戈氏 “新思维”的国度了。不曾想，二代核心一声令下，用百条人命的代价，造就出被载入史册的37位共和国卫士，造就出领到终身有效美国通行证、从此扬名世界的21名青年文人和学生。更有甚者，在西方世界的一大批的华裔青年男女，也从此，获得了一个无可辩驳、快速入籍的理由。

从89年到92年， “民主、人权、自由”在中国成了禁忌语，“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堡垒”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词汇。参加了半年以上军训的大学生逐渐成为了大学主力，崇尚自由的青年文人，或噤若寒蝉，或在西方的国度里，大声疾呼。虽然西方的舆论以最强的声贝，持续对中国进行着谴责，但三代核心在二代核心的指导下，带领中国共产党，“韬光养晦”，一声不吭。正当西方世界预计中国共产党的大厦，必将不久倾覆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带领下，终于率先拆了自己已盖了九十年的房子，并把房下地皮都分个一干二净。在西方世界的欢呼声中，倒塌的铁幕后，几十个新的民主国家陡然诞生，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唱诗班，终于在91年人散曲终了。

东欧和苏联的巨变，给了西方世界巨大鼓舞，但给中国老百姓却是严重的警示和提醒。民主化的东欧与原苏联国家随即遭遇了经济巨大危机，这些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如倒步下楼梯－不断在降低，他们的老百姓，家常日子也如晚期的肿瘤－持续在恶化。中国老百姓大吃了一惊，中国大多数人都深深疑惑，漏网的民运分子、激进的大学教授、死板的政府官员、普通的小老百姓，心里都在问：“这是为什么呢？

呵？”不是民主了吗。不是人权了吗？不是自由了吗？

随着，东欧经济局势持续恶化，突然有一天，中国所有老百姓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子醒悟了，从此后，他们既不理会“民主、人权、自由”的鼓动，也不遵从三代核心建立“反和平演变堡垒“的要求，而是根据二代核心南巡讲话精神，高唱着：“向钱、向钱，向钱”，义无反顾地纵身跳入全民经商的海洋，一去再也不回头了。也是从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商品一下子极大、极大的丰富了起来，粮、油票淘汰了，电视机彩色了，股票买卖了，房子商品化了，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开始有资本主义特色了。

光阴似箭，18年过去了，在这18年了，掉到钱眼中的中国老百姓，把所有心思都用在赚钱上了，无论西方世界如何鼓噪，说的天花乱坠，中国人只是一边在全世界奋勇挥舞着钱耙子，一边用客气的语调与他们打着哈哈，而在内心深处对财富的追求，更是岿然未动。于是乎，中国富了，中国老百姓富了：中国人开始出国旅游了，中国人开始购买欧企了，中国开始和西方争夺非洲资源了，中国人开始载人航天了.中国人又要造航母了……..。终于，西方舆论把对中国“集权、专制、独裁”指责，转变成对中国带恐惧的嘶喊：中国威胁来了。18年的时间，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就这么从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共产主义堡垒，变化成到对西方构成威胁东方大国，西方舆论抨击中国的内容也从“专制、集权、独裁”，演化为“倾销、贸易保护和G2”了。

18年，反观民主化的东欧和苏联地区，原东欧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下，并未取得惊人的发展成就，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当年，“民主、人权、自由”叫的最早、最响，也实现最早的国家，其现在在世界的经济地位，至多与当年共产党执政时代的类似，两极分化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有太多的提高，以至于东欧人权斗士元老哈维尔、瓦文萨，对中国进行抨击，都只敢聚焦在他们熟悉的“民主、自由、人权”专业领域，而对他们从事过，但以失败告终的国家经济管理专业领域，从未敢漏说过半个字。再看苏联最大的残肢－俄罗斯，对失去10年的反思，一直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重要话题，而通过西方世界18年来对俄罗斯的打压、欺辱，老百姓已把对西方自由世界的顶礼膜拜，转变为对被西方世界玩了一把后的恼怒和怨恨了，国弱被人欺，被欺心有怨，也属正常嘛。

在这18年里，欲在中国继续进行“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宣传的人其实偶有人在，但除了成为西方媒体的聚焦点外，中国老百姓对他们已视而不见了。而是在国外的当年民运领袖，除了转行做生意的、嫁汉旁大款的外，剩下的几个人还分裂曾无数的派别，与老民运领袖们为一点活动经费，不断地连横合纵，内斗的眼都红了，相互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的甚至与藏独、疆独、轮子合流。唉，可怜了这些精英了，多好的做生意的胚子，活活给自己糟蹋了。可笑的是，这帮领袖自己都混成这般光景了，还大言不惭地要拯救受共产党集权统治的民众，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怜之人还有可笑之处。

在这18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村干部选举了，农业税取消了，农民土地流转了，农民养老保险了，城里失业低保了，公务员薪酬上涨了……., ，一批以亲民为名的笼络人心政策，让共产党统治下的绝大多数底层百姓，稳定了下来。现在，言论虽未完全自由，黄段子也可以漫天飞了，虽有金长城监控网站，百度也弄出“十大神兽”了；80后作为中国网络主力，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自由思想，一点都不卖帐了，“精英”与“小姐”一起，变成了歹毒的骂人词了。“大使馆被炸”、“银河号事件”、“西藏再次动荡”、“对北京奥运会小动作”，一系列有自由世界参与背景的重大事件发生，让中国年轻一代，没有变成和平演变的主流，倒是变成对反西方干涉中国事务的骨干。西方舆论和政要、及各类人权组织，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把中国的年轻的新一代造就成“民族主义的愤青”了。

弄巧成拙的西方政要和舆论，“种下了跳蚤，生出了龙种”，现在只要西方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作出任何批判，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提出一点指导意见，第一个跳出来反驳的肯定不是共产党政府，而是那些吃肯德基、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用黑莓手机、会一口流利外语，能流利运用各种网络工具的愤青。杜勒斯先生如果在天有灵，看到共产党中国如此光景，必气得魂飞魄散。

让我们回头，再说说被判刑的刘晓波。

刘晓波作为一代过气的精英，在80年代后期，曾叱诧风云，在中国政坛响当当的智囊型干才，六四运动后，因被中国共产党誉为“六四背后的黑手”而闻名世界。一个文学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国政治的泥潭中打拼到现在也实在不容易。虽然他多次获罪，在牢狱中摸爬滚打过几回，但依然是浪子不回头，痴心依不改。因此，在中国民运人士中算个偏执着人物。但正因为他未长期呆在国外，未能知晓中国驻国外民运人士的艰辛，加之长期呆在书斋的象牙塔中，虽然敏锐过人，具有极强逻辑思辨能力，但一介书生，只在文人堆里求真理，脱离一身铜臭味的广大百姓，弄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个让西方叫好、在中国并不卖座、空中楼阁的之类的玩意。殊不知中国共产党，自从把博士升级为黑手后，自己也升级过三代核心了，在充分的信息、充足的财力、不断升级的理论的支持下，共产党已通过不断变化基本适应中国的发展需要了。所谓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已是过眼云烟，在老革命、新愤青的支持下，共产党的执政的地位的稳固，非过去同日而语了。在这种前提下，刘博士一伙文人非要一份折腾出明显违反了当今中国的法律的宪章出来，这种主动授人以柄，伸着脖子等挨刀的英雄行为，共产党即便不想成全也必须成全啊。刘博士的牢狱之灾，虽将再次让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成为西方媒体的聚焦点，刘博士本人的命运也将成为中西对话，一段时期的重要话题，但对中国的愤青们而言，有了一次反击西方的大好机会了。

说句实话，就当今的中国而言，物欲化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会把刘晓波当五分钱数，前途未卜更无利可图嘛，中国老百姓就是实在啊。而中国有钱阶层，早已通过官商勾连，与现政权捆在了一起，既得利益在手，不可能再把身家性命，搭到虚无缥缈的刘晓波身上。而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正是膀大腰圆，财大气粗的时候，西方政要是仅叫唤叫唤，共产党可能懒得理会，但如果敢大力掺合这事，中国政府给他个白眼，就真够这些国家喝一壶的了。

刘博士不是点子背，而根本就不具备干政治行当的基本素质。 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不顺时，还非要抓个“憋十”当天牌使，除自找赔钱，还能捞到个啥。因此，他的这次入狱，也就是判了就判了呗，抓了就抓了呗，最好结果也就是几年后，美国又多了一个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摇旗呐喊的斗士而已。

说完了刘博士，再聊聊咱一介中国小民对崇高的：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看法。

从一个中国的小老百姓角度看，所谓“民主、自由”与“集权、专制”的争斗，纯粹是一种现代国家（或国家集团）糊弄老百姓的一种手段，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讨伐另一个国家集团的借口和工具。“民主、自由”与“集权、专制”的内涵其实与老百姓关联度不大，而这种争斗，倒是的确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

首先以原来的两个德国为例：

“集权、专制”的东德，东柏林车间工人汉斯，只要不反对共产党，除了不能随便出国，干活、挣钱、吃饭，度假，一样不缺，他收入没有西德的堂哥高，但他住房免费，医疗免费，也有辆拉达车。虽然他选举权被共产党架空了，虽然没有大骂、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他的生活不能说不正常。

而拥有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柏林，汉斯的堂哥卡尔，有大骂执政党的权利，有投票选政府首脑的权利，但卡尔一贯弃权，因为有我无我结果一样。卡尔也在工厂工作，工资比堂弟汉斯高很多，但住房没有，买不起啊，医疗保险也高，怕生病啊，有奔驰车一辆，但出国旅游也困难，西柏林被围，机票贵，度假费用高啊。

后来德国统一了，汉斯获得了卡尔一样的“民主、自由、人权”，但房子得交高额房租了，医疗得花钱了，更要命的是，工厂倒闭了，得到西边去找工作了，此时此刻的汉斯绝不会再象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那样欢呼“自由民主”万岁了，他想的只是有工作万岁，有金钱万岁了。

德国统一了，但卡尔发现税得多交了，东德人蜂拥而至，大量非工会会员进入了工厂，工资基本不给长了，可能有失业的危险了，房租也上涨了，生活压力大了。

所以，对于汉斯、卡尔这种底层老百姓，生活满足、快乐是第一要务，而民主、自由、人权，对他们的影响不大。而体系的变化到倒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其次，再说说中国。

最近我与一个岁数差不多的台湾朋友交流时，没有觉得他因为有选总统和被选总统的权利而骄傲，也没有因为他有能大骂执政党的权利而自豪。大陆有贪污，台湾也有贪腐，大陆有王宝森，台湾还有陈水扁呢。台湾有言论自由，但你说的报纸不一定刊登，大陆没有言论自由，但我周围朋友、熟人破口大骂共产党的多了去了，包括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派出所长，但也没有一个被抓入狱啊。通过比较我发现：除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拽外，我们两人的所享受“自由、民主、人权”差别不大，即便是有差别，他也没有为此骄傲，我也没有觉得失去什么。唉，谁让咱们是小民嘛。

但是如果刘博士的宪章实现了，共产党被清算肯定是天经地义的，谁能保证中国不乱一阵子啊。那时候，我还会有工作吗？银行会倒闭吗？物价会上涨吗？台湾会独立吗？选个中华大总统，能保证没有贿选吗？这批民运领袖为活动经费就打得头破血流，今后当了议员、部长的，他们能不贪污腐败吗？ 我家隔壁的流氓二麻子人多势众，他会不会当上市长啊？

为自己能有选举中国一把手的权利，为能有在报纸上臭骂执政党的权利，为能有自由看各类网站的权利，我去面对以上这么多影响一个小民利益的不确定因素， 弄得不好俺更会陷入万劫不复之中，我要支持刘晓波，我肯定是疯了！！！

最后再举个很恰当的例子：

老百姓都要吃饭：中国人用碗，使筷子吃；欧洲人，用碟子使用刀叉吃，而印度人用盘子，手抓着吃，但不管你用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吃饱肚子。碗、筷、碟、刀叉、手，都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就是为了让你你更好、更方便的吃饭而已。

国家社会制度，虽然已给政客、学者们演绎成了神器，称之为上层建筑，其实这玩意对老百姓来说，如同吃饭用的碗、筷、碟、刀叉、手一样，这些东西存在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社会正常运行，让老百姓生活富裕，精神愉快。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斗士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说事，并上升到一个大是与大非的高度。但是，只有一副银碟和刀叉、还有一副绅士的做派，就是没有吃的，你还不是得饿死。而只要你有饭，你可以用筷、也可以用叉，就是用手抓都行。

可如今，由于舆论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对不用碟刀叉的否定已成为世界主流，而对如何才有饭吃的问题，无人过问，还振振有词。说好听点叫缘木求鱼，说难听点，就是别有用心。

刘晓波博士的理论就是：用刀叉肯定比碗筷好，西方人用刀叉就非常好嘛，所以不用刀叉就是集权的、专制主的。我生活的这个叫中国的家庭，只用碗筷不用刀叉碟，我就纠集一帮和我意见相通的人，连署一个刀叉碟宪章，要求把这个家拆了，分了，重新弄一个只使用刀叉碟的家来。

小样！不要说中国当家的共产党要判他的刑，就是刘晓波他爹当家长，也得整死这崇洋媚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