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彳亍
第一部——恆秉斯章
缘起
民国十一年，岁次壬戌，农曆六月十八日，父亲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后官县前来魁里十号老家。
这是自戊戌变法后迎来的第三个戌年，满清虽已覆亡，民主中国却还陷在各处军阀割据和列强环伺的动荡不安之中，是中山先生所说的那个“革命尚未成功”的时代。
一个平凡的中国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父亲的故事，和千千万万他那一代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那就是烽火离乱——在敌人砲火和国家内战的交相摧残下，造次颠沛，饱嚐流离之苦。
无数默默离世的人与事，已经不可追载，而劫后馀生的人，至今也都已是苍苍白髮，垂垂老矣，历史的顿挫与差池，固然道不尽动荡漂泊中他们委屈无奈的一生，更弥补不了战争在他们生命里留下的巨大遗憾，于是面对残生及眼前这个他们无力追赶的世界，大部分的老人选择沉默。
历史或许无从还原，但不会就此沉没，无数个相似的个别记忆，无数条相彷的迁徙路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一代人艰苦备尝的生命历程，并以他们宏毅坚忍的生命光华，佐证历史的真实面貌。
百年彳亍（彳亍，读音如chì chù 或赤处，有小步行走，时走时停之意），是根据父亲的口述历史，及对照百年来家族中三代人在各自生逢的时代里，所经历和所见证的历史，而写的三部曲——第一部：恆秉斯章；第二部：立修齐治；第三部：爲邦家光——分别以父亲、我、和我的下一代爲第一人称，来记述百年来一个平凡华人家族的迁徙和流变。
沧桑世变中，回顾百年历史，父亲留下这些真实的声音和纪录，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而传写这些真实的故事，是爲了护持住这份血脉相承的秉性。
前言
我今年已经八十八岁，算是长寿老人，我比我的父母活得都久，兄弟姐妹七人，到现在也只剩一个比我长两岁的姐姐，和一个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其馀的弟弟妹妹们竟然一个个都先我而去，使我觉得不公平，好像排队要鱼贯而入，先到的也该先走，可能他们从小就老不爱排队，也可能他们受了耶稣教的洗礼，早早地就到天堂享受永生去了。
妻子没有怨悔地替我生儿育女，还伺候我一辈子，我对她的感激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我对他们该教诲的话也已经说过，至于裡外八个孙儿孙女，最大的已经成家，最小的还在襁褓，我所能留给他们的，希望能是一个慈祥的爷爷形象，而慈祥的爷爷，通常只是说好好、乖乖，并不多说什么话的。
环顾四周朋辈，访旧已多爲鬼，知交泰半零落，我并非活得不耐烦，只是在敬候天命。
最近女儿买了录音笔来，要我说说从前的事，读大学的外孙也在网路上架了网站帮我说故事。这是他们的孝心，我就从善如流，也趁便把我匆忙庸碌的一生做一个回顾，留下一些真实的记忆和真实的声音，或许很多事情年迹久远，确实记不清了，但是能留记到现在的，都是挥之不去的经历和所感，而所有这些，我想要不了多久，它们自会同归于历史，同归于寂静。
兰桔巷
我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侯官县前（后改爲道山路）来魁里（后改爲兰桔巷）十号老家。
那是民国十一年农曆六月十八日，时序虽已是立秋，却因那年五月带闰的关係，天时仍酷热如火。
我是家中长子，父母在我之前已有一个长我两岁的女孩儿，就是瑞姐。祖父得了我这个长孙，高兴得不行，爲了替我起个响亮的名字，据说还把我的八字交给懂得易经和紫薇斗数的五姑父去批算了一番，我大概因此得了一个带火的名，和一个带火的字。
孩提时候的事，多半记不清了，还有印象的几件，一是记得我们家大厅上面有个皇上钦赐的诰封匣，那是满清乾隆爷颁赐给我们东林射房第二十九世祖林枝春公的。
大人们老说依据匣内诰文的记载，枝春公是丁巳年恩科殿试榜眼，这个光耀门楣的诰封匣，百馀年来就一直在大厅高悬。家裡上下大小几十口人，谁也没见过匣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只把它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甚至连我们小孩子经过门厅时的大声喧哗，或抬头张望时的指指点点，都会让长辈训斥。
也听祖母说过枝春公的故事，说他自幼失怙，是由长嫂一手拉拔长大的，枝春公后来官拜尚书，且爲官清正，所以祖母说这个诰封匣其实是颁给枝春公的嫂嫂的，是皇上对林家妇德的明令褒扬。
祭如在
再一件就是记得我们这一房的祠堂，在离家不几步的怀德坊射房里，年节清明或祖先忌日时，同房宗亲就要聚集在这祠堂裡祭祖，祖宗牌位上刻着“濂江东林射房历代元祖宗亲香位”，一旁还刻有列祖列宗的名字，从枝春公之长兄瑞仁公起，第三十世是义笃公、三十一世礼俊公、然后是我曾祖父长秋公。我出生不到五个月祖父就过世了，所以祖父声登公的名字也在其列。
祭祖仪式开始前，各家把牲礼祭品摆上祭台，小孩子要事先以红色纸张剪下一方方菱形纸片，置放在每件祭品的上面，这叫做贴红，然后通常由射房族长带领大家在摆满祭礼花果的供桌前焚香祝祷，在祠堂的香烟缭绕升起的静穆中，行三跪九叩礼、敬酒三巡，我记得那时是恆泉叔公先带领男丁祭祀，后是女眷，这在当时已是一种进步，据家里的长辈说，民国以前，已进门的媳妇和未出闺阁的女儿们通常是不能进祠堂的。祭祀时大家按照辈分，没人会弄错自己该站那儿，更别说有小孩胆敢在这时撒野哭閙。
仪式结束前会在祠堂前焚烧纸钱，这是我这个家庭长子必学的事。如果父亲不在家，刚开始时是三叔、后来是五叔带着我做的，先将祭祀过的酒绕洒在焚烧纸钱的火炉旁，这个动作叫做酹，除了慎终追远以外，也将酒杯举起，酹敬天地及诸方神佛的意思；烧纸钱的时候，纸钱上的金箔、银箔要朝上，这是爲了让祖先容易辨识使用；一曡拿在手上摊开，用右手拇指向外抠折，三、四张成一小曡，从火炉的旁边轻轻放下纸钱；不可一次放太多张、或厚厚一曡往裡扔，那样会窒息火焰；先烧大张的，再烧小张的，不可把绑纸钱的草绳一起扔进火炉…..；最重要的是记得不要站在下风处，以免火苗太盛时熏伤了自己的脸。
幼时丰富的祭祖经验，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观察到不少和家族伦理、人情礼俗、时令节庆、和世代传承有关的小小道理，至于那些藏在四时变幻和日升月落间的对大自然的小小领悟，更啓迪我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
长辈们总是说，这些都是规矩，是从我们家世代祖辈的经验中累积出的智慧或奥妙，以此规矩，可成方圆。
林浦忆旧
兰桔巷的家，是自我祖父的曾祖父义笃公那一代起，从祖地濂江搬来福州城裡的。濂江又称林浦，在福州南台岛东北端，那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林浦人的祖先，是在五代闽王王审之期间（大约公元九百年）从河南固始迁来，在这个河浦交错，洲渚连绵的灵秀之地，世代繁衍成一个大家族，到十二世纪间自第十三世先祖的六个兄弟起，师法孔门六艺之教，分传礼、乐、射、御、书、术六房，至二十一世先祖时，爲使家族中人辨尊卑，重彝伦，又以“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恆秉斯章，立修齐治，为邦家光“廿四个字，作爲子孙敍辈定字之用，传到我这代正是射房第三十五代，斯字辈。
我很小的时候跟五叔去过一次我们在林浦的家庙，记得我们是坐船去的，船上还有个讲评话的老先生，就是说书的，说的什么不记得了。
倒是上了岸这段还记得清楚，走了好久才来到林浦，一路上看见好多庙宇似的建筑，它们多半白灰粉牆、漆黑樑柱，五叔说这是林浦人教育子孙做人要一清二白的意思，我又见屋宇的燕尾微微跷起，五叔说那是表示人向天礼敬前张开的双手，我对这些事很好奇，像私塾裡教书先生教的那样“入太庙每事问”，五叔也有问必答，每见一祠一庙就对我说，这是某某林公家庙、这是某某林公祠、这又是另外一个林公家的祠堂，他们家又都有些什么事迹等等，我奇怪爲什么姓林的都跑到这裡来了，五叔说：福州陈林天下半，王郑满街排，林浦林浦，当然是林姓之浦囉。
我快走不动了，五叔说话就背着我走，他说前面不远就是我们世宫保尚书林公的家庙了。我看到一个好大的牌坊，石头砌的，抬头看牌坊上斗大的三个字，五叔说这就是尚书里了，还把两旁石柱上的对联念给我听，他用福州话念出两长串句子：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三代五尚书。还识字不多的我，哪里弄得明白什么进士尚书难不难贵不贵的，只知道老祖宗们很多都是读书作官之辈。
长大后陆续听长辈讲述“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典故，原来我们的祖先中，曾经有父子孙三代人于官拜尚书之前，均任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现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我也才晓得长辈们挂在嘴边的难能可贵，不是我们家出了多少进士和尚书，更不是那些刻写在牌匾上的文字、华表上的事迹，真正难得的是我们历代诗礼传家的家风，真正珍贵的是祖先们清正廉洁的官箴，因爲只有这些才足以垂范子孙。
父亲年少轶事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从祖父和他的六个兄弟起，三代人都住在兰桔巷这间“两进一倒朝、七柱五间排”的旧式宅院，全盛时期这屋子总共住了八十几口人。
祖父声登公行二，和祖母共育有六名儿女，父亲行首，是祖父长孙，又因大伯公声通公早夭无子嗣，所以父亲自小名义上就过继给长房承继香火。父亲有两个姐姐，就是大姑妈和二姑妈，两个弟弟，就是三叔和五叔，一个妹妹，就是七姑，这是射房从曾祖父以降男女有别的大排行。
民国十年春，父亲才结束爲期五年在吴淞、南京、通济等地的舰课学习，自马尾海军学校完全毕业，第二年夏我出生时，他刚入中国海军服务，派驻海容楚泰等舰练舰，后三年又陆续派调吴淞海岸巡防处，随舰赴青岛、北京及上海徐家汇各天文台考习气象。三叔那时则从隶属海军的艺局（后来的勤工学校）毕业，也进入海军任职。五叔自幼身体孱弱，在家里私塾读书，也顺便负责我辈孩子的童蒙养正，可惜他三十出头就生病去世了。
从小到大，父亲连过年过节也很少在身边，我们与父亲的联係就是他定期给家裡写的信，我是从信裡头的笔迹和内容认识父亲的爲人处事和行事作风的，它比父亲的相片，甚至比偶尔还家的真正父亲，还给我更亲切的感觉。在母亲和我辈兄弟姐妹的心目中，父亲素性内向温和，是个不多言却又不失幽默、爲人正直、热心助人、又无所争求的君子。
母亲对许多父亲的年少轶事近乎崇拜，说他在北伐以前就曾是个长年在海上看天吃饭的人，大海上面颳什么风，下什么雨，天顶上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星移斗转，他全知道。我们长大后才知道，父亲早年在海巡处的考习工作，对不识字的母亲来说，简直就是通天包海，也是我们一大家子人那时候赖以爲生的要得本事。
还有一件母亲说过的故事也一直记在我们的脑海。父亲少时家贫，祖父年轻时开铺卖米，然秉性鲁直，不善经营之道，长年奔走，尚不足以维持家计，家中食指浩繁，只得让父亲在家塾读书识字，并帮助家务。时值满清末年，各地方都设有新式师范学堂，且当时师范学校的学费膳食均由官给。父亲十岁时，祖父始将他送入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十三岁升入师范初级中学。
当他念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和几位同学在宿舍裡看另四位同学打麻将，正好督学进来查房，溷乱之中打牌的四位熘了三位，在场看牌閒聊的四位和排桌上剩下的一位就都被督学带走，学校要他们供出打牌的人，他们几个怎么也不肯招供出自己的同学，结果他们一整个班的学生，就被学校以风纪败坏不足以爲人师表爲理由，给全部开除了。眼看就要毕业，却遭到连坐而退学的父亲，受到无辜的冤屈，仍觉得是毕生奇耻大辱，于是回家闭门思过。
这一年正是宣统三年，几个月后，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帝制，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元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同时间，孙中山在南京也颁佈了临时约法，结束五千年专制的中国，从此表面走向南北共和，而各地却仍是军阀割据的溷乱局面。
这年大概三月底前后，父亲随祖母到北京，说是去拜访她的髮小，此时的父亲，一个刚遭退学、在家悔过的十七岁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卜的命运，就如同这个新国家的一切，将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重新开始。
祖母是大户人家女子，她那髮小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海军部长刘冠雄，祖母此番带父亲上京，也正是爲祝贺他的荣任新职而来。刘见父亲仪表堂堂，相貌俊秀，又不避讳地将自己遭退学之事实情禀告于他，于是建议他以同等学历投考马尾海军船政学校，福州人管这所学校叫八年四，父亲从其意回家苦读，于民国二年如愿考入八年四，读了三年海事毕业，后随舰至各地学习舰课枪砲轮机等课程，又历五年四个月完全毕业，最后成爲海军军官。
童年纪事
父亲少时的退学事件，后来让父亲严禁林家子弟打牌，连看牌也不行，这叫做隔绝法，不让看牌就无从学牌。但是祖母很喜欢打牌，只要父亲出门在外，祖母常常会邀母亲和两位婶母、或是七姑姑到她房裡陪她玩牌解闷。而我的房间就在祖母房间隔壁，读小学时放学回家只要听见洗牌的声音，我心裡就不高兴，心想她们每要玩到大半夜，我这个晚上岂有清静可以念书，为此时常跟母亲撒气。
母亲不好违逆婆婆邀排的美意，又得顾及父亲交代的身教，怎么办呢，后来就老是以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爲由，让老人家成不了局，最后还是五婶聪明，她去和婆婆的妯娌、手帕交结拜姊妹、还有她娘家的舅姑姨表的女眷们交游并交涉，邀请她们在婆婆不吃斋的日子（每月除了初一十五之外，每旬逢三、六、九，祖母都要斋戒吃素），时常来家走动，陪婆婆聊天或听戏，而礼尚往来的结果，母亲和妯娌们有时也陪祖母出门到亲友家裡听讲评话或玩牌，这样一来，家裡的麻将声就减少多了。
可大家庭里却从不乏孩子们的嬉闹之声。母亲在我之后先后又生了五个弟妹，加上三叔和五叔的孩子，光祖父一房以降，我们斯字辈的堂兄弟姐妹总共一打，前后之差也只十岁，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平常日子，也过得动静常有，热闹非凡。
孩子们最喜欢逢年过节了，我们尤其盼望祖母寿诞，因爲每年这一天，五姑姑都会带着表姐弟们回来，我和杰表弟年龄相近，相处一向融洽。我和他常被特准躲到祖母房间里玩，祖母的房间里总是充满一股子茶油味道，眠床旁有一个五斗柜上，长年摆着一个精美的福州凋漆糖果盒，里头经常会藏些糕糖饼子，那是祖母的私房小吃，天潮的时候，祖母会放置一小碟清水，将糖果盒子给隔绝起来，以拒绝蚂蚁成群结队的光顾，每次我和杰表弟来到她屋里，她就轻手轻脚地从盒中拿出些许分给我们哥俩儿吃，还作势让我们噤声，否则被其他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只怕她盒子里的东西不够分了。母亲总说在众多的内外孙辈之间，祖母私心最疼的就是我和杰表弟，但是她从不在人前显示她的偏私。我记得后来瑞姐也和我说，她和森表姐也常躲在祖母房里吃特许零食，我们不服气，又去问其他年纪较小的兄弟姐妹，一问之下，发现大家都有独获祖母垂青的滋味和经验。五婶就非常佩服祖母，说她是个既懂得如何爲少爲小，又懂得如何作长作老的女中丈夫，她就是大家庭的主心骨，家有她在，就能手足相亲，上下和睦。
祖母有三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姑妈、二姑妈和七姑姑。大姑妈适朱，与大姑父婚后多年无子嗣，就从朱家同宗过继一子名朱宝惠，大姑父过世后，宝惠表兄常随姑妈回来娘家，祖母亦视如嫡亲外孙。
二姑妈适郭，二姑父郭芝轩是福州天源金铺的少老闆，商贾之家虽然富庶有馀，然与我们家却少有往来，我至今想不起二姑妈的模样，生平也只见过二姑父一次，是在祖母过世时，他家所献街祭的祭台前。
七姑姑命苦，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十八岁不到，就嫁给一名体弱男子叫戎文增的去冲喜，结果第二年戎就死了，幸留下遗腹子戎治权，尔后七姑姑就长年抑鬱，带着治权表弟一直住在娘家，靠家族父兄照顾，这是祖母心头的另一大憾痛。
另外我还有个五姑姑，她是我五叔祖之女儿、我父亲之堂妹。五姑姑倒是嫁得不坏，五姑丈余琦魁，祖辈虽也是仕宦之家，可后来家道中落，近亲零落，因和祖母娘家有远亲，故亲戚间走得更近些。五姑丈是个饱学儒雅之士，喜欢作诗，还懂易经，爲人谦和，那几年他在中学教书，但从不见他摆那教书先生道学的架子，据说我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可见祖父在世的时候，就很倚重这个侄女婿。五姑姑一家人也和我们甚爲投缘，五姑姑对祖母倒比祖母己出的二姑妈还来得贴心。五姑育有七个儿女，其中森表姐和杰表弟和我年纪相彷，小时候常随五姑来娘家走动，儿时的相处融洽，后因战乱，姑丈带着五姑姑和七个表姐弟，辗转流离于闽南闽西之间，最后更丢了教职，由父亲介绍到湖南辰溪去谋职，而我们表兄弟也于风云变幻间各自颠簸数十载，如今回头想起来，不甚唏嘘，这是后话。
总之，我记得民国二十三年以前，家中每逢喜庆的那些大日子，三叔还常请福州的戏班子来家演戯，在天井搭戏台，演出的时候请亲戚和街坊邻里都来同乐，我们孩子则喜欢在戏班子下台时，跑到后台去看他们脸上的化妆和身上的戯服，要不就是在锣鼓喧天的时候，也瞎起哄似的，在台下学着龙套跑来跑去。
小时候我曾经觉得这种无忧无愁的日子过得好慢，或者以爲它循环不已，年来月去会永远这样陪着我们长大，确实，到最后也是这些日子裡无忧无愁的那些记忆，陪着我们长大，而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垂老。
三山来去
很多人都知道福州又叫榕城，但她还有一个别名叫三山，则只有福州人知道了。三山指的是乌山、于山和屏山，但福州不只有这三山，她是个多山的城市，有句形容福州多山的谚语说：三山现、三山藏、三山看不见。藏起来和看不见的究竟指的是哪几座山，因爲它们藏得太好了，所以我就记不太清，好像有罗山、灵山、还有玉尺山、丁戊山等。
我读的省附一小学就在乌山脚下，现在已经改名叫乌山小学了。乌山又叫乌石山，山上有座砲台，据说是清代五口通商时就有了。我们小时候，每日正午时都还听见来自砲台的炮击声，乌山上那时候是否有军队驻扎不得而知，当时大人们听见砲声就说：十二点了，食中餖（福州话吃午饭的意思）去。可见对附近老百姓而言，太平时节这砲声就不是什么军事信号，大概就是爲了报时。后来日本鬼子来轰炸，这个砲台在空袭的时候就会有连发的炮击声，这样大家就知道是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或解除警报。但这就说明乌石山至少确曾是座军事堡垒。
还有一座鼓山，在连江县，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各去爬过一次。大人们都说一句谚语：未去鼓山汝莫怅，去了鼓山汝莫怨。小学那次老师带我们远足去爬鼓山，果真到了山下才知道上山的石阶多达三千八百阶，大家爬不到一半就开始后悔了。其实老师事前就说了另外一句谚语来鼓励大家往上爬，说是：三千八百崁，崁崁有黄金。结果一个淘气的同学还爬不到几十崁就做势往回走，他说：崁崁嘛，就是第二崁，黄金在一定在那儿，我得去找找看。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最后大家还是往上走，但没有爬到绝顶峰，只到了涌泉寺的莲花池畔就回头了。
鼓山上以多石刻闻名，中学那次和同学们一起去爬，就记得比较清楚，一路上山，两旁好像共有七座亭子，每一座都是一个登高揽胜的景点，走到了第四座时，大概正是半途，亭前石刻上刻着“欲罢不能”四个大字，非常能道出登山人带点儿矛盾的心理状态，因爲一路上来，确实一亭比一亭高，一亭比一亭看得更远，虽然爬得很累，一面气喘吁吁，但却还是不能“罢脚”，谁都知道欲穷千里目，必得继续更上一层楼。
从涌泉寺继续往上走，还有一个地方也很有趣，叫喝水岩，大家以爲可以在这儿喝口乾淨的山泉水，却只见一块石头上刻着喝水岩三个字，并不见泉水流淌，原来相传古时有个道士在此念经，因爲嫌一旁潺潺的水流声打扰了他的清修，便对着流水一声喝斥，说也奇怪，水流被这么一喝，便自动地流往他处……。
直到两岸再度开放后，民国七十七年（1988），我和妻一起回福州探亲，再度去爬鼓山。那次看到另外一个石刻，上刻“其介如石”四个大字，一看就是蒋介石题的，但其中的故事却很少人知道，原来这个主宰我辈许多人一生命运、曾经叱吒风云的人物，和这座名山也有渊源，北伐前他还在福建永泰做过县长，也曾是某个军阀的手下败将。有趣的是，年轻时他那次小小的失败，和后来丢掉整片江山的失败，其实正前后呼应着蒋坚硬如同一块石头般的性格。
老来爬山又不服老，欲罢不能的感觉特别强烈，当晚我们在山上的迴龙阁旅馆住宿一宿，半世纪后再登此山，所见景物映照年少时爬山的点滴回忆，一个晚上萦绕在心。人生真像登一座山，许多奥秘和真意，只有到老时，回首向来萧瑟处，才见若隐若现，一闪灵光。
闽变
我四五岁起就在私塾读书，直到十岁才进入新式小学，那是民国二十一年。私塾里读的主要是四书，还有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和弟子规等，都是由五叔或宗族长辈带着死记硬背的古文。进入新式小学后，读的书就不一样，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国语文课本中，教的都是很简短的白话散文，每一篇都有配合文字的水墨画，是酆子恺画的，非常吸引小孩子。
再一点跟在私塾里读书很不一样的，就是要学习遵守团体生活规范，这提升了小孩子的公民意识，比如说认识自己的国家、国旗，在学校说国语，还有就是诸如排队伍、勤洗手这些生活习惯的养成，这些和国家荣誉、团体秩序、个人卫生有关的大忠小节，是私塾先生不教的，私塾先生只教入孝出悌和慎终追远。
我就读的是省立福建师范学校的附属第一小学，简称附一小，在乌山脚下。当时光是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在福州就有七所附属小学，很多新式一点的父母都开始把孩子送进私立的教会学校或师范附小读书。附小的老师们多半见多识广，首先他们穿着就很不一样，多半穿中山装或西装，在外表上就不像乡里俗弄里那些穿蓝布大褂、用方言大声讲话的人，他们多半是拿公费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有少数是从北方来的，还有本地人留学东洋回来的。
在我们小孩子眼中，他们都像黄花岗先烈林觉民、或者像我们林浦的福建同盟会领导人林斯琛那样，是充满热血和理想的爱国志士。印象最深的是上历史课，我一直记得那位戴着圆眼镜说起话来有着浓重福州腔的旗人导师，头一堂课他就讲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人怎样在东三省侵佔我们的土地，怎样处心积虑地想掠夺我们的资源，怎样奴役我们的同胞，他讲着讲着就流下眼泪……。
民国二十二年（1933）福建发生闽变，十九路军叛变。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大概上三年级，早先每天早上到学校朝会都要唱国歌、升国旗，有一天到学校朝会的时候，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被换作上红下蓝、中间有颗黄星的旗帜，国歌不唱了，孙中山头像也被拿下。
师长们都在窃窃私语，说是有人造反，造反的人扬言要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并宣佈福建独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发放传单，要大家火速出城，以躲避第二天的飞机轰炸。于是在溷乱匆忙间，我们家人都逃到苍前山姑婆家里暂避。
一路上“走反”（逃难）的队伍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后来说书的人形容福州人走反队伍的拥挤时，说是挤到了磨肩擦踵、一旦把手举起来就再也找不到空隙放下的地步。虽然有些夸张，可第一次逃难的经验，后来在脑海里留下的画面，确实就是人潮。
好不容易到了姑婆家，躲在后门口看飞机掠过天空，不久城那边就传来炸弹落地开花的爆炸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跟着惊叫之馀还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那么重的一架飞机，是怎么让它飞上天去而不会掉下来。孩子们啥事都不懂，还怀着股莫名的好奇和兴奋，只有大人们担心不已。
几天时间过去，叛军部队打到了建瓯就无法回师，省城随即光复，短暂的闽变就被蒋介石的霹雳手段镇压敉平。
我们步行回省城时，记得还经过我们在乌石山下的学校，这时调皮的孩子已经学着家里大人们用最新的顺口熘来讽刺时事了，我们用福州话唱：欢迎蒋光鼐，有鼐变无奈；欢迎蒋介石，跌倒伸了直。
学校里愈来愈多接受新式教育的儿童，每天省立师范的七所附属小学里，大家排着队上朝会，同唱着一首朝气蓬勃的歌：快乐呀！快乐呀！红的花，白的花，你们站在太阳下，没有风来吹，没有雨来打，小鸟飞来同你耍，牠跳上又跳下，同你说的什么话？快乐呀！快乐呀！……
新式语言谱写的简单歌词，简洁旋律奏响的新时代精神，宣告着白话文运动已经遍地开花，新生活运动也方兴未艾。闽变之后，不单是闽有所变，全中国也都在变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秋，我自附一小毕业。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民国二十五年春（1936），我刚考上福建省立理工学校。理工学校和省立一中、福建师范，是当时福州三所最好的学校。
理工学校是个清一色的男子学校，在南街（现爲八一七路）出城门往南台岛横山的方向，一个叫舖前顶的地方。从兰桔巷家里走路去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这所学校是清末时由陈宝琛创办的，最初名爲苍霞精舍，也是现在福建工程学院的前身。学校那时已经创办三十五年了，它的教育宗旨，就是为国家培养工业建设的技术人才，学校设有土木、电机等和理工相关科系，我考入的是一个新增才第三年的科系——高级机械系，本为五年制，次年获省教育局的许可，改制为六年制。那年投考这所学校的人数高达一千多人，高级机械系这一班只录取了六十一人，竞争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高考。
刚进初中，做了童子军制服，穿上身自觉很神气，在学校良好的学风熏陶和严整的纪律要求下，一股庄严伟大和求新求变的理想，更开始在我们这群新学生的心中萌芽。半年后，经过学期考的甄别，全班只留下五十人。
那年十月底，蒋委员长五十大寿，全国各地都发起了献机运动，福建也一样，全省的中学生都参加了祝寿献机游行，福建省一共献出七架飞机，我们献的那架飞机叫做“闽学号”。 一群群穿着制服的童子军，各个都成了三民主义的少年兵，精神抖擞地高唱着“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力，为人群”，整齐划一的歌声响彻云霄。
这是第一次游行，和暑假里去长乐、马琯头和青芝等地的野外远足或乡土考察不同，和逃难走反的感觉当然更不一样，大家跟着长长的队伍很有秩序地走，走到南机场（王庒机场），路途非常远，把脚都磨出了水泡。
第二次游行是在同年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委员长返回南京，学校又举办游行，虽然那时候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只知道游行是要庆祝委员长平安归来，游行队伍一样很长，也是走到机场才回来。那是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的第三年，是他声望最高的时候。
砲火开啓的中学生活
第二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在庐山召开全国政学各界谈话会，随即发表抗战宣言，呼吁全国军民都要有应战和牺牲的准备。我们的校长陈昭时也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回来在朝会上对全校师生精神讲话，曾经留日的他，这时更慷慨陈词，并誓言要带领学校师生保卫大福建。
中国那时候海防和空防严重空虚，日本人来开始都是从沿海侵入，对沿海城市进行轰炸，先是上海、杭州，没多久福州、厦门上空也开始有日机盘旋。这些飞机，估计都是从那时还在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基地起飞，飞越台湾海峡，来到沿海城市的上空，有的甚至从在闽江口马尾军港附近海域神出鬼没的日本军舰上起飞，它们每天固定时间来，像是飞行投弹的演习一样，一进来投下四枚炸弹，然后马上离开，大概都投在机场附近，目的在瘫痪我们的对外通讯和交通。
别说是通讯交通中断，就连一般百姓的资讯获得也都很困难，报纸在福州这样的大城还不普及，只有公家单位或学校才有。那时候学校还在放暑假，家里没有报纸，要知道最新消息，我们必须步行一个小时到学校去看，一份报纸张贴在报架上，前前后后挤了一堆人看。
有一天正看到一半，警报声大作，校长叫大家赶紧躲到学校防空洞内，防空洞是许多年前闽变的时候挖的，非常简陋，大家还没来得及躲进去，洞口外就听见远远炸弹落地的声音。
开学以后，空袭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每天日机在固定时间来，一次投弹四枚，每天晚报里也看不到什么了不起的伤亡报导，比如：日机今早轰炸南机场，只死黄狗一尾……。久而久之大家的警觉性也就没像之前那么高了。
尤其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初中学生，上课时间反而有点期待空袭，因爲那样就可以不用上课，甚至不用考试了。我们的教室在二楼，只要一听见远远的隐约是飞机凌空的声音，同学们就纷纷离开座位做夺门而出状，老师则很头痛，学习进度老是被飞机声音打断，等躲完警报回来，大家已经把之前讲的都抛在脑后了。后来学校就规定，要等到听见警报声响，才可以开始有所行动。
战争爆发的半年间，八一三淞沪战役、八百壮士孤军奋守四行仓库等消息陆续传来，我们的心开始燃烧，血也开始沸腾，在爱国师长的鼓励下，大家都以冒险献旗的杨惠敏为榜样，纷纷加入童子军战时服务团，但大部分都还是派代表开会，听大人们演讲，没有实质的工作和具体的行动。
此时平津早已沦陷，日本人准备自华东西进，战事蔓延全国看来已经势不可免，国民政府爲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甚至喊出焦土抗战，二十六年年底国民政府把首都迁往重庆，决定背水一战。十二月日本人攻陷南京，并在南京城内大肆屠杀我们的同胞，消息传到福建，愤怒和悲恸充塞在每一个人的胸膛，使我们上课的情绪变得焦躁无比，大家恨不得立刻有机会为自己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更恨不得自己有能力亲手杀几个日本人。
此时各学校才开始加强对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训练，比如搬沙袋、掘壕沟、跳跃障碍、练习救护和救火等，我们每天到学校，除了上课，还要花很多时间备战，以期在必要时我们初中生也能有效地投入救亡图存的工作。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我的初中二年级。
南平流亡曲
到了抗战第二年（1938）四月间，春假刚过，敌人的铁蹄便踏进厦门，厦门沦陷后，日本飞机空袭福州的频率逐渐增高，而从台湾和厦门出发的日本海陆两军，也不断地从东南两面向省会福州进逼，并在各处製造零星的骚扰，所有福州的学校和事业机构，开始往内地迁移，连福建省政府也向西搬到山区永安。
父亲那时在海军浔鄂区佈雷总队任联络参谋官兼楚观军舰副舰长，前一年已随舰奉派至洞庭湖一带佈雷。而三叔在战前即随海军驻防东沙群岛，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旋即攻打东沙岛，三叔不幸被俘，并掳到台湾，在岛上被羁押了将近一年，又被日本船舰以遣返战俘之名载至马祖，历经九死一生的三叔，回家后转至福建省保安厅任报务员。那一年七月祖母罹患伤寒急症过世，三叔发了电报给父亲，父亲来快信说，两湖一带当时正是风云紧急山雨欲来的态势，他军务在身，无法回家奔丧。母亲和叔婶们领着我们一起把丧事办妥后，我就随学校师生一起开拔往南平。
那一年我十六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大姐十八岁，也随就读的省立师范移往永安，我们离开，家里就剩下生病的五叔和一群妇孺，让母亲很是不捨又担忧，但是国难又逢家难的双重困难之下，学校能带我们先避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这一点又让她减少一份担忧。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物资匮乏，我们的行李铺盖大都用草席捲着，每个人还得把教室里自己平时上课的课桌椅拆开，捆扎打包，一路携带至洪山桥码头上船。
上船之前还要接受军警的检查，确定有学校的通行证、学生证和家长同意书才能放行。船驶离了码头，同行的一位同学开始吹箫，他吹的是李叔同的送别，呜呜之声才响起，便催下不少人的眼泪，少年识得的愁滋味，是国仇，也是家愁，真教我们年少的心太过沉重。
从福州沿闽江上行至南平四百公里水路，船到古田县水口之前，大致上都是江面宽广，水深易行的水道，但过了水口江面就变得狭窄，水浅且急，吃水深的船隻须在此停靠一夜更换车页，才能继续上行。
我们在船上总共走了一天两夜，虽然是在逃难的路上，老师还是不忘机会教育，为我们介绍沿途的风土人情。船在离南平二十公里处的下道码头下锚，下船时迎面只见江岸的两边各有一座高塔，前边不远的南平县城和延福门码头，正好地处建溪和沙溪两水汇口，如果从延福门码头那边放眼望来，眼前的闽江、两塔和两水汇流的岔口，正好形成一个“火”字。
小时候听长辈讲什么阴阳五行，说我命中缺火，所以他们为我起的名和字都带上一个火字，那时总觉得这些都是迷信，不过眼前的这个不经意间出现的火字，倒使我相信，它对我这个缺火的人来说，应该算是个吉兆吧。无论如何，大家都盼望南平山川的鬱秀灵气，能抵挡得住这场无情的战火。
从进贤堂到西厉堂
学校把我们暂时安顿在南平西门外昼锦坊的进贤祠堂，这是向当地一位士绅借驻的家族祠堂，祠堂对面，临闽江的边上有一片空地，学校便发动师生和当地热心人士通力合作，加以整建，并陆续搭盖了几间依山傍水的临时教室和宿舍，另外在后山草建一个有一百米跑道及简单田径设施的运动场，我们机械系也建了一座实验工厂，厰内还有简陋的发电机，可供各教室照明之用，另外我们还在后面的小山隐秘处，居高临下地开挖了克难的防空洞壕。在这样一边上课一边土法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安然度过在南平的第一个年头。
一切准备妥当，眼看暂时得以安心求学的日子近了，谁知道当福建省政府和中学以上的学校陆续地迁往内地后，日本人的飞机不久也尾随而至，每天四架次飞机在永安、南平、建瓯、三元等地轮番轰炸。
有一天，就在我们第一次在不久前才竣工的实验工厂裡上第一堂机械实习课时，警报声突然大作，大家纷纷飞奔上山，四人一组，躲进自挖的防空洞，洞壕很简陋，除了旁边的树木荆棘，上面没什么覆盖物遮蔽，仅够让我们促膝蹲下，以避免被四射的流弹波及，但我们稍一抬头或站起身来，就可大致看到山下景物。
飞机的声音由远而近，好像就要飞到我们的头上，只听得山下一声轰然巨响，接着是爆炸声引起的一阵地动山摇，声音很近很响，吓得大家捂耳抱头捲缩在洞裡，害怕极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空气凝结了大约数十秒后，听见飞机的盘旋之声渐渐远离，我们才回过神来，探头出来往山下一看，不得了，学校那边的房舍几乎被夷爲平地，而我们刚刚上课的实验工厂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原来延福门码头上的那个火字，非但不是我的什么吉兆，而是早就预示了敌机轰炸下的绵绵战火。
辛苦搭建的教室和工厂被毁，我们被迫搬家。山下已经不安全，我们往山上走，在半山腰的丛林间找到一座古庙，叫西厉堂。一看这名字，心中不觉毛骨悚然，果然，那是当地人家收纳安放异乡人遗骨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流亡的学校，只求能有个避风遮雨的地方让学生上课，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师生们先简单却意正心诚地在庙裡供奉的佛菩萨前祝祷膜拜了一番，就动手把堂中的供桌和两旁塔位上一个个生灰的骨灰罎挪到角落，空出正厅，然后把课桌椅和教具搬上山来，空袭期间，我们就因陋就简地在那裡上课，每晚派两位值日生守堂，其馀的人就回到进贤堂去睡觉。
可能因爲年轻，也可能因爲受新式教育，又学的是科学，说到鬼，该是不信的，值日的时候，大家都对外宣称自己是好汉，什么也不怕，可到了晚上睡觉时，互相作伴的两个人又会不停地说着话，企图製造一点声响，要是一个有幸先入睡了，四下漆黑无声时，独醒的那个，可真的会感觉毛毛的。遇到这种毛毛的时候，我心里就替自己壮胆，想那些个瓦瓮里的异地亡魂，和我们这群流亡学生，除了生死冥隔之外，其实没什么不同，同在天涯沦落，他们委屈一些，让我们暂时栖身在此读书，我们也委屈一些，白日爲伴，夜晚还帮他们守灵，算是彼此通融互助，更何况，再怎么说这些中国魂魄，生前也是自己的同胞，就算有冤死鬼，他们也该去找日本鬼子算账才是。
战时的生活条件太差，日常每餐只有一个菜吃，不是黄豆，就是萝卜，配给少量陈米煮的稀饭，从来没有一餐能吃得饱，物质生活对正在成长年纪的我们而言，的确严重匮乏，营养不良，使得到脚气病和夜盲症的同学比比皆是，更别说有时连性命也受到流行疫病的威胁。
我就是在这一年中感染疟疾，和好几位同学一起住进了建津医院，母亲知道我病了，急得不行，特地让南雄表哥给我从福州稍了奎宁来，才稳住了病情。但是班上还是有九位同学没有像我这般幸运，每天打好几次摆子使他们无法继续学业，而被迫留级一年。
没有娱乐，偶尔举行的朝会中，大家会唱校歌：闽江滚滚山苍苍，人才辈出永无疆，格物神妙创物巧，济济共一堂……；唱到后段结尾是：补己短、取人长，迎头赶上莫徜徉，救国策，济时方，笠剑风泱泱。
歌词中充满理想的中华之爱和大我之爱，时代精神贯注在我们的身心。
回想起那段日子，学校师长教导我们的，及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到的，就是自强不息，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裡，也不能放弃读书，而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亡图存”，不要再让鬼子凌辱我们的同胞、家园和国魂。
忆南平 意难平（烽火连三年）
就这样，我们在南平熬过了两年最艰苦的日子，时间来到民国二十九年，这一年比较深刻的记忆是，开春不久，我收到五婶自福州家裡寄来的信，告诉我久病的五叔过世的恶耗，而前一年夏天，家乡疫病流行，才十一岁的斯普弟也得了急症去世，母亲认爲他是误食了日本人假意救济的毒药致死的……。
烽火连天之下的这封隔年家书，传来的竟是痛失亲长和手足的噩耗，和我那遥远又难以抚慰的母亲的丧子之痛，反复读着这封信，年少的我，于一夕间深刻体会了杜甫在春望诗中的心境。
我的眼泪还没乾，老天爷的眼泪也流不停，那一年春夏之际，汛期未至，南平就大雨连连，引发大水，使我们位在闽江边的宿舍饱受威胁。一天睡到半夜，先听见屋子裡有动静，有同学在惊声喊叫，又听见雨打屋窗哗哗作响的声音，心想该不会是大水已经淹进屋子，我睡在双层牀的下舖，伸手一捞，半截手臂全浸在水裡了，慌忙间起身，什麽也来不及抢救，在昏暗中彼此叫唤，大家七手八脚涉水出来时，外头天还下着倾盆大雨。
就在我们冒雨向进贤祠堂那边地势较高处挺进时，还不及一会儿工夫，回头一看，半面粉土砌的宿舍围牆，就在灰蒙不清的视线中被大水冲垮倾入水中，而我们河床上的克难宿舍，大半截已泡在暴涨的江水中，随时都有塌陷之虞，想到不久前还睡在上面的牀舖，大概也已如小船般在水流中沉浮了，而随着黎明的雨水和泛涌的江流一起七上八下的，还有我们惊魂未定、扑通不停的心。
水灾和战火的无情相加，使我们的求学生涯不断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回想起来，在南平读书的四年里，到底是什麽力量支持我们一次次从苦难中重新站定脚跟，重新迈开步伐？我想除了那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多难兴邦的使命之外，应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份同仇敌忾的爱国赤忱和悲天悯人的爱乡情怀了。
晨光中的呼喊（三青团）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就是加入三青团，我相信很多和我同辈分的中国人都参加过三青团。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因不齿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僞政府，我也和班上过半的同学一样，热血澎湃地立刻宣誓加入了国民党于两年前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三青团平时的工作包括组织晨呼队，每早大概六七点前就到街巷里去呼叫，或唱着当时人人会唱的热血歌和青年团团歌，还有一首也是人人都能琅琅上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爲中国共産党建国后的国歌，这是后话了。晨呼队当时唱歌的目的是唤醒还在沉睡中的老百姓，提醒大敌当前，大家要共赴国难。在每日的晨光中跑步呼喊歌唱，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锻炼了自己的体魄和灵魂。
类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头几年在童子军战时服务团中也做过，但那时候我们的年纪比较小，对战争的体会还没那么深刻，学校规定在特定的时间举办游行或开会，聆听师长们的精神讲话，有时很令我们抗拒，认爲太多形式主义的活动或表态对救国毫无帮助。我记得当八百壮士孤军奋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到福州之后，当时我们童子军战时服务团虽然群情鼎沸，却只有几位代表被派到福州中亭路开智中学去开会，大家坐在长长的板凳上，听着不晓得打哪儿来的一个官僚在那儿呼吁团结，但他进场之前还要求学校的鼓号队吹奏迎宾号，简直令我们童军团不齿。
而三青团，有别于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它的训练精神更着重在卫生宣传、劳动服务和急难救助，这些比较贴近生活的具体化活动上，虽然年轻的学生手无寸铁，但是生活中随时随处都还是有我们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像是我们的工厂被炸以后，放学后高年级生就要在老师的带领下协助复建，我们则帮忙修理发电机、仪器和工具，宿舍被水淹了，从清理烂泥到洗刷曝晒床铺桌椅，也全靠我们自己动手，我们的学校和附近乡里之间也有许多建教合作事宜，使我们的所学能真正地为地方服务。
虽然日后很多左派人士批评，三青团是蒋介石利用了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来巩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的运动，但当时我们都不认爲自己是那种所谓的举手入团的学生，在那样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时空背景下，如果不是因为自身和民族感受到深刻的切肤之痛和屈辱之苦，我想任何所谓的运动，都不会让我们有所行动、有所作爲，更别说能教会我们在苦难中如何用行动去贯彻保家卫国的决心。
当时的三青团员一定都会唱“三青团团歌”，每当唱起这首歌时，十几岁的青年们在精神上彷佛被充电加油了一般，顿时间一个个显得斗志百倍，就像在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在苦难中长成，我们在大时代的烘炉中锻炼……，我们有力要战胜一切，我们有热要熔化一切……。
福州沦陷
到了民国三十年，四月，日本华南军第四十八师团配合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分别从台湾和厦门出发，于闽江口砲轰马尾船厂后，在长乐、连江登陆，然后向福州、闽侯和福清等地大举进逼，旋即全面佔领福州。好在我的家人们在城破之前就仓惶地从洪山桥码头摸黑上了船，一路颠簸逃到南平。
后来据陆续逃到后方避难的乡亲父老们说，福州沦陷后，日军进城搜罗一批在地流氓和奸商政客，成立了维持会，并在维持会的爲虎作伥下，到城裡烧杀掳掠、姦淫妇女、巧搾豪夺，无恶不作。
另外爲了打开通向闽北各大城市的陆路，日军更调集精锐向闽侯大湖进犯，到了五月底，国军第八十师总算在福州城北发动大湖之役，而各地的游击队也频频出击，截断鬼子的补给綫，这一役有效地防堵了日本水陆两军溯闽江而上的攻势，也暂时保障了在后方的我们的安全。
虽然如此，日本人在福州还是横行了百馀日，到九月初才从福州撤走。但福州虽然光复，逃至后方的百姓却犹如惊弓之鸟，他们不知道日本人去了是否还会再来，只好滞留在当地观望一阵子。
母亲和弟妹自来南平就在乡下亲戚家附近赁屋而居，弟妹也都暂时安插进入当地学校就读，即使生活困苦难当，也还不愿马上回去。于是除了在湖南的父亲和在永安的大姐，我和家人在南平，总算有了一年短暂聚首的时光。
每个月固定的日子，我会上暂时迁到南平的海总办事处那儿，去领父亲寄回的信件和家用，用这份微薄的薪水支撑着一家妇孺的开销，靠父亲战火间匆草的平安家书，慰藉风雨中家人的心，庆幸总算还有一个遥远但稳定的支柱。长年处于战乱中的我们，虽然也想未雨绸缪，但能力只允许自己过一天算一天时，也只图能有这样短暂的喘息机会和片刻的家庭安稳，对于侵略者的战略思维、甚至世界局势如何牵动个人的生命转折，不会也不敢有太多联想，谁也没料到接下来日本人的一着棋，影响了全世界多少人的命运。
民国三十年（1941）底，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即让美国捲进亚洲战事，而同一时间，日军也攻陷了香港，并向暹罗（缅甸）进攻，企图再从东南亚各欧国殖民地取得战略资源，进一步想切断滇缅公路，使中国无法再从南太平洋、中南半岛和印度方面获得奥援，借此达到孤立中国、横霸亚洲的目的。
这个日本在战略重心上的转变，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它所掀起的是英美中的同盟对抗徳意日的轴心作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抗战”，而是正式对日“宣战”，中国也自然成爲二战中亚洲大陆的主要战场。
次年夏，诚弟决定搭海军便车到辰溪去找父亲，端妹转往沙县上了中学，而甫从师范毕业的瑞姐也自永安来，她已在福州谋得美术教师的教职，便接了母亲、玑妹和平弟一道回返福州。
二林公司
同年（1942）夏，我也从理工学校毕业，和同学林庆华一起获得学校的推荐，到沙县科学馆教具製造所服务。我们的部门专门负责各种教具及模具的研发和改进，而我的职称是机械绘图员，职务就是机具製图。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在那裡学到了製作“白墨”的新技术。白墨，就是粉笔，这在今日看来不值一提，但在粉笔製作技术还非常简陋的当时，可算得上“高科技”了。我们设计出来一种一体成型的模具，能使生産出来的白墨一根根光滑圆整，两边没有机具模组合成时留下的轨迹，这样教师们握着粉笔的手指就比较不会时不时被不圆整的粉笔刮伤。
那段日子端妹转到沙县读师范，学校的伙食太差，致使她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一到夜晚就成了瞎子，根本无法读书，我领了薪水，每週两次带她到城裡买些猪肝，煮猪肝汤给她进补，不久治愈了她的夜盲症。
工作了半年之后，我也像现在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一样，万事不备地离开了科学馆，就天真地想和林庆华一起自行创业了，而我们想做的就是粉笔生意。家里世代都是读书人，父亲在投效海军之前也是师范肄业生，家里姐妹也都读师范，她们都想投入教育事业，我做粉笔生意也是间接地帮助教育事业，而帮助教育就是救国图存，我想父亲若是知道肯定不会反对。
况且自从日本人封锁我们的沿海口岸，很多物资无法进口，整个福建没有一家粉笔工厂，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我们自以爲以专业的技术生産，肯定大有展望。
于是两个年轻人兴冲冲回到福州，开始我们的合作事业，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二林公司”。草创阶段一切从简，甚至把我家后院的石臼和一个废弃不用的石碾也搬到林庆华在洋楼口的家中，就这么土法炼钢地做起粉笔来。
小量出售了几批粉笔之后，我们计划扩大生産，于是想分别向家裡要钱增资。我写信给父亲，告诉他我的“宏愿”，父亲回信中对我的创业决定表示原则上鼓励，但也根据他对时局的看法，向我指引了另外一条往大后方发展的路，那就是投“笔”从戎。
战后不久海军总部即已从福建马尾搬到湖南辰溪去了，当时很多和我同辈的海军子弟都跟着到内地从军去了。父亲所说的投笔从戎，我以爲就是希望我也和诚弟一样，子承父志，加入海军。
父亲自前一年长沙大捷后，舰队已移防辰溪。他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透过租借法桉提供包括中国军需在内的援助给盟军，目的也是希望能借支援中国大后方的战备和战力，牵制住日本陆军的主力，使他们在太平洋战事上会顾此失彼。福建家乡离日本人调兵遣将的根据地只有一步之遥，境内又到处都有和维持会勾结的势力在扰民滋事，时刻不得安宁，而陪都重庆不单是当时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即使战后，也会因战时大批人力物力的向此集中，而有比较好的发展基础，如果可能，父亲希望我不如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通盘考量，去重庆，或可有机会一展抱负。
我这才想到自己的白墨之梦是何等的无知与幼稚，既没有资金，又没有人手，徒有技术和空中楼阁般的理想，实不足以成事，但既然已经离开了科学舘，不能再吃回头草，不如向着父亲指引的方向迈步前行。我把想法告诉林庆华，他不想去后方，表示可以独撑大局，就这样，二林公司成了双木公司。
转进大后方
那时候公路局每半个月左右有一班闽渝直达车，从南平开往重庆要走九天，但入川的车资很贵，一般民衆跟本负担不起。我连车资都没有，如何入川呢？三十二年春天，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父亲又有一信来，谓他已託时在海军游击舰队驻桂林办事处的主任梁序昭伯父，爲我的大后方之行做些安排。梁是父亲在马尾海军製造学校的同期同学，后来又都在海军游击舰队服务，而且当时他正着手创办《海军内部战时通讯》，对海军内部船舰车辆军队的调度和后勤补给动线有所了解，并嘱咐我前往南平，等待随军后撤的海军眷属便车入川。
四月间，我遵父嘱到南平海军司令部驻南平的办事处，过去我在南平念书时，每个月都要到这裡领取父亲寄回的家用。我找到了当时的办事处主任陈绍弓，他也是父亲的同学，而且那时正负责安排海军后撤车辆入川事宜，他的儿子陈炳铨和我也是同学，也在等车入川。我正在为出门在外有幸遇到熟人可以沿途相伴照应而暗自高兴之际，没想到陈氏父子二人对于父亲和我的请託，显得不情愿和不耐烦，甚至把我寄放在他们家的行李都给扔了出来，无奈之馀，我只能在屋子外面的回廊下等待。
好容易挨到了五月底，一辆从后方驶来的军用货车载着一批物资和几位海军人员前来南平，预备在此卸下补给物，并接应眷属前往辰溪和重庆。我好说歹说总算让陈伯父点头答应和他儿子一同挤上了车。同行的有一位和我同龄的表叔郑依凯，初中程度，因爲在家乡没有出路，父亲允他到辰溪去谋事，其馀也多是二十郎当岁的海军子弟，加上池孟斌、郑天杰等共二三十人，大家全蹲在车顶，虽是军用大卡车，可是没有汽油，也不烧酒精，烧的是木炭，车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木炭锅炉，引炭气发动内燃机来推动车子前进。
车先北行经建瓯、建阳，转西行过邵武出福建，到江西南城、黎川，一路上走走停停，颠簸不堪。六月间，到了江西南丰，老爷车爆胎了，全南丰城裡竟然找不着一家汽车修理厰，更找不着一个备胎。等了几天，几位有任务在身的海军军官都先行离开，领队陈又新于是发了一封电报到湖南辰溪海总办事处寻求救援，对方回电允诺送一个轮胎来替换，要我们静心等待，领队只好把大家暂时安顿在附近的客栈等待，住不起店的年轻人就只好都挤在破车上任凭雨打风吹。这一等，等了一个多月，快要把秋水望穿，终于等到了从湖南来的这只轮胎，七手八脚地换上，继续向前赶路。
衡阳之怒
车行尽量避开大城市和日军的佔领区，小心翼翼地沿着安全路径一路辗转向西到吉安，折向北行，经过新馀，再往西到宜春，从萍乡附近出江西，到达湖南醴陵、株州，再向南走，来到衡阳。
这是沿途路过的最大城市，也是交通枢纽，我们的人车必须在此进行补给，但却不想多作盘旋，稍事停留便又匆匆上路。
车子又爬上衡阳城郊的公路，极目四望，旷野上忽见一列缓慢徐行、蜿蜒如蛇的“动物”，车头冒着烟，汽笛声呼啸长鸣，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第一次看到火车，好奇兴奋之馀，我们几个年轻人竟然在车顶欢呼了起来。
这百闻不如一见的衡阳和百闻不如一见的火车，让我不禁回想起中学时候的地理课，想起地图上读到的衡阳，粤汉綫上的一站；还有衡山，那是五峰独秀；还有地图上向北不远的长沙，那儿有个自古知名的狱麓书院，那是北宋大儒朱熹讲学的地方。记得教地理的林老师，也是我们林氏宗亲，他讲这个朱熹和他一个叫黄干的弟子，当年也曾到林浦讲学，林浦至今还有一个濂江书院，照壁上刻有“文光射斗”几个字，就像是狱麓书院的福州分院，右边的厢房据说就是朱熹当时的住处，而这也就是让林浦一地自宋以来一直文风鼎盛的原因之一。
我还想到父亲，及他的佈雷舰队经常巡守的偌大洞庭湖、偌大的湖南、偌大的中国土地，这片从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拼成我辈心目中一叶海棠的土地，是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世代扎根繁衍并真真实实生活的地方，如今却遍地烽烟，而我和无数同胞正如热锅蚂蚁般地走避其间。海棠叶脉的中线，就像这条铁路连起的沿线各大城市，原本是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一条中国生命线，现在却成了日本爲了攻佔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所拉起的最新也最长的战线，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条战线，然后直取大后方，开战以来，我们不断听闻武汉、台儿庄、长沙都发生过极惨烈的战役，想必衡阳也必然是下一个敌人城市争夺战役的重要目标。
而这一路上风尘僕僕，心神忐忑，家山和亲人已在万里之外，我记挂她们的生活和安危，只能祈祷我在战火硝烟之中投递的片纸隻字，能早一点到达她们的手中。而向前走，重庆的路途迢迢，对未来的忧虑更像一座大山横阻在我心中……。
当这些过去我只在史地课堂上认识的地方、听闻过的事迹，一幕幕全串成一列时间的列车，轰隆隆从我眼前驶过时，彷佛看到在生死存亡关头中的我、我的同伴、甚至全中国的人，也纷纷被驱赶上了这时代的巨轮，不容退却，没有选择，只有兀自挣扎着，冒死前进。
想到这裡，一时间整个国族几代人的积弱、委屈和悲愤，似乎都灌注到我少不更事的热血之中。旷野中，刚满二十一岁的我，跟着大伙儿用力地对着生平所见的第一列火车呼啸狂吼，好似要把国恨家仇一吼而尽，声嘶力竭之中，我流下不知是积鬱还是悲愤的眼泪。
次年同时间，我连续一个多月在南川海孔的战情报刊上看到有关衡阳保卫战的惨烈报导，想到我前一年的衡阳之怒和衡阳之泪，似乎早在冥冥之中祭奠了将在那里牺牲的英灵。
异地的诀别
离开衡阳，车子再向西过了邵阳、洞口、安江，向北往辰溪方向前行。我以爲那时父亲还在辰溪，自打战争一爆发，海岸线港口相继沦陷，父亲就随着海军所剩无几的炮舰派往内湖和内河佈雷，以阻挠日军利用河道深入内陆。那时候洞庭湖东侧像岳阳、益阳一带的部分地区，已经沦入日寇之手，海军的游击舰队时常要用散兵游勇的方式深入沦陷区佈雷，有时甚至要和日军正面缠斗。虽然父亲的每封家书对于在外的安危隻字未提，可我无时无刻不爲他担心，真希望能见他一面，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见着他了。
可惜在辰溪无缘见到父亲，他被佈雷队调到常德、安乡一带去了。我只见到诚弟和五姑丈，诚弟已投身军旅，任职军中的文书工作。而五姑丈那时候罹患肺痨症，沉疴已深，我到辰溪海军医院探视他，只见他面目憔悴、形容枯藁地躺在病榻，完全没了从前的风采，被单上散置着他的诗稿，就快要把他的病体淹没。他自知来日无多，眼看就要客死异乡，悔恨一生漂泊潦倒，无力再照顾在家乡的妻和子女，言谈之间不甚唏嘘。
我离开时，他勉力想从榻上欠身相送，使一张旧照片从摊在床上的一曡诗稿中滑落到地上，我捡起来看，那是他在闽南平和县教书时所摄的全家福相片，森表姐和杰表弟围绕在他和五姑的身边，大家的脸上除了肃穆没有表情，翻过来照片的背面，见他题了一首诗：风雨危城急，关山故园心；飘零看雁侣，乡思入秋深。
诚弟后来写信来，说我走后不到一个月，姑丈病逝辰溪，得年四十九岁。我至今无法忘记那场异地的诀别，和那首满纸乡愁的断肠诗。（有像片为証）
七十二弯一品场
依凯表叔和同行的部分海军子弟，那以后就留在辰溪，我们剩下的十来个人换乘了另一辆“比较好的破车”，离开辰溪，向南绕道怀化、中方和芷江、晃县一带，这裡已是临近湘川黔三省的边界，也是湘西侗族的自治区，沿途山水秀丽，令人怀想沉从文笔下的边城，只是当初他那如洞烛明照的心和温淳良善的笔所刻画的家乡，如今已经变成时刻有重兵屯集和随时可能遭砲火蹂躏之险地，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都在战争中蒙尘。
过了晃县，入黔到贵阳，往北过息烽、尊义和桐梓，进入川界的綦江到达重庆，这一路又走了个把月。有道是贵州地无三里平、蜀道难于上青天，从贵阳往重庆的这段路上重重险阻，过去很多车子在这段路上出事，或跌落万丈深谷，或迷途蜿蜒山径，其中更有一段夺人魂魄的 “七十二弯吊尸岩”。我们的老爷车经过此地时正逢雨雾弥漫山中，弯道上能见度差到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而路的一边是拔地而起的层峦迭嶂，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所有的旅人途经此地无不屏气凝神、提心吊胆、毛骨悚然，而车过吊尸岩之后，也莫不怀着大难不死、劫后馀生的幸运感。
逃过天险、避过日本人佔领区之外，随着四川在望，这一路上不知经过几重关卡的盘问检查，重庆因是战时陪都所在，为防止外来违禁品或可疑人物入川，各关卡所设的海陆统一检查站，对往来车辆人员的盘查也就更加严密。
快到重庆站时，我们来到一处叫“一品场”的地方，这个站裡的检查员从我们车上没收了一批东西，这批东西都以麻袋装载，裡头装的多是几个福州老乡从家乡一路带出来的土海产，像蛏乾、乾贝、虾乾等乾货，沿途上散发着的海产腥味，早已溷成我们这些福建人的乡愁滋味了，大家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什么违禁品，顶多是他们携来后方分赠亲友，或将多馀的贩卖给内地乾货店，好从中牟一点儿蝇头小利的东西，坏就坏在麻袋上贴的字条上端端写的几个字“呈送国府主席林森先生”，就凭这些字条，检查人员就横眉竖眼的把这几麻袋的乾货给充了公，那位货主林先生请他们高抬贵手行行好，那位领头的操着浓浓四川口音的老倌一脸神气地说：“没得法儿不没收，慢说是活着的林主席从不收这些进贡的东西，就算是收，你们不晓得他先前几天才出车祸死了吗？”那语气果然麻辣味十足。
没想到货主自作聪明的行爲，竟挑中素来不贪不腐不色并奉行简朴生活的林主席来做文章，这已经是啓人疑窦，更不巧的是这位国民政府的“一品官”无论如何也吃不到这些家乡口味了。没有人知道这批货的下落，十成九肥了大后方那几个检察员的肚子和口袋，或许当时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倒更贴近实情。
来到重庆，迎接我们的已是九月山城的奥热，溷合着嘉陵江畔从四面八方涌入大后方的各种口音。而我将在这裡开啓我人生另一阶段的奋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许多年以后，当年一同入川和在这裡汇聚的伙伴们，有些星散漂流，有些虽再度重逢，也已是另一个异地时空，但当谈起各自来到这座山城的经历时，我们对途经的每一座“边城”的记忆都还能彼此呼应，也就是在这段崎岖蜿蜒的迁徙路途，和颠簸困顿的山城奋斗中，我们所磨练出的勇气和耐心，丰富并砥砺了我们的年轻岁月。
开啓南川岁月
随海军便车来到重庆后，要让生活安顿下来，找份差事是刻不容缓的事。
十月初，我去野猫溪“山洞裡的海军工厂”拜访林浦同宗林惠平伯父，当时他正是海军第一工厂厂长，和父亲又是从私塾到海校的同学，又是宗亲，异地相见，自然对我多方垂问，照顾有加。
我在他家盘桓数日，从他的言谈中初步了解重庆，也重新认识时局和我即将面临的大环境。我也才知道，在我到来之前的一两年间，日本人曾经每天发动百数十架次的飞机，在这座山城和四川各地的上空，进行过日以继夜的疲劳轰炸，让无数经过九死一生流离到此的同胞，最终还是难逃骨肉离散、辗转沟壑的命运。尤其难忘的是他讲到大约两年前校场口大隧道的那个窒息惨桉，日机轰炸防空洞隧道出口，闷死了两三万人，听了更使我不寒而慄又愤恨难平。重庆其实并非如我天真的想像中是个偏安大后方、安全无虞的陪都，在这裡战争的威胁和死亡的阴影不但如影随形从未停歇，甚且比其他地方更加惨烈，只因她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份子、人力物资，还有最重要的，是同仇敌忾的中国人心，彷佛筑成一座抗日精神堡垒，日本人若不在重庆製造大规模的杀戮，又怎么瓦解摧毁我们的抗战心防。
原本我并不清楚父亲要我到重庆的真正目的，只是听从他的安排，然后按图索骥般地去寻找要拜访的对象，应该说我自己对未来也还停留在当初那个简单的投笔从戎的概念上，没个周详的计划。但奇妙的是与林伯父几次谈话后，一个新的想法在我的心中发酵起来，那就是投效空军，一来我不想经由父亲的关係一路顺遂进入海军单位，二来我觉得战时的中国，发展空军比发展海军更加重要，那时候中美空军溷合大队已经在西南各地发挥阻敌深入的效果，如果中国在盟军的帮助下能有制空权上的优势，不仅可以保护大后方的安全，不会在每次空战时老是处于挨打地位，还可协助海陆二军在地面河海的作战任务，我希望我在理工的所学，能在空军单位有所致用。
几天之后，我把这想法禀知林伯父指正，没想到得到他的慨然允诺，且当场为我写了介绍信，推荐我到南川工作，嘱咐我次日便啓程往海棠溪，去找他过去在江南造船所的旧识马德树厂长，他一年前刚奉调到南川的第二飞机製造厂任厂长。
说到这位马厰长也是大有来头，他出身海军，曾留学英国内燃机学校，原在马尾海军製造飞机处任职，民国二十年随该处併入上海江南造船所服务，一路从主任设计师升任至所长。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海军的舰艇还有部分是向日本购得的，陈绍宽任海军部长时期，曾用东北大豆向日本换得轻型巡洋舰宁海号，这艘舰上配有两架水上侦查机，也是日本人製造，叫爱知三号，海军把它们改名为宁海一号。后来马进入江南造船厂任主任设计师时，就曾利用宁海一号的备份引擎与福州杉木，彷製出来一架宁海二号，配予宁海舰服役，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后马与部分海军工程师转任杭州海军飞机製造处服务，飞机製造处这个单位后来从原隶属的海军部分派出来，渐渐与空军其他的飞机製造机构合併重组为空军的三个飞机製造厂，马自然就成为海军支援空军的第一批技术军官。
从野猫溪海军工厂到海棠溪的二厰办事处好长的一条路，我终于见到马厂长，并说明了我的来意。他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又兼有谆谆长者和军中长官的威仪，亲切又详尽地为我介绍了办事处的环境及海孔厰区的工作内容之后，他马上写了一张条子，允我以二厰木工股股员敍薪每月八十元（关金票：法币 = 1：20）开始敍用。
十月底，我搭二厰便车入厂报到，从此正式投效空军，并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成爲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製造厂的一员，也初步实现了我加入抗战救国行列的理想。
二厰由来及抗战空军整编
进入空军后，我才开始了解空军。
空军地勤单位的所有努力，都是爲了能保证有朝一日飞机飞行或空中作战时的安全，帮助空军健儿实现凌云壮志。如果说中国空军是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之下才开始壮大的，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就拿飞机製造的技术来讲，以早年国家基础工业发展的薄弱水平，根本不具备发展航空事业的能力，当时的飞机製造，多是与国外厂家合作，抗战前国民政府即因航空技术与军事发展之需要，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其下所派设的三个飞机製造厰，都是政府将原来的几个中外合作的飞机製造厂，和其他军事航空工厂加以合併、整顿，重建而成。
第一飞机製造厂的前身是在广东的韶关飞机修理厂，民国二十四年由中美合作设厰，民国二十五年由南京的航空委员会接收，改名韶关飞机製造厂，抗战后该厰遭日机空袭损毁后，于民国二十八年迁往云南昆明西昭宗寺附近，改名第一飞机製造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紧张，一厂曾一度迁往贵阳，胜利前又迁回昆明。另外战前的杭州海军飞机製造处，后来改名中央杭州飞机製造厂，原来在笕桥，抗战后曾一度迁至湖北武昌南湖机场，次年更兵分三路疏散到衡阳、成都和昆明，民国二十八年在云南西部的瑞丽江东岸的垒允建厰，改称航空委员会垒允飞机製造厂，曾是后方规模最巨的飞机製造厂，三十一年日本人从缅甸入侵云南，该厰几度遭日机空袭，损失惨重，最后也迁回昆明，併入第一飞机製造厂。
第二飞机製造厂原係与意大利合作的中央南昌飞机製造厂，民国二十三年航空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前后，由秘书长蒋夫人做主，在南昌东郊老营房的青云谱旧机场兴建厂房，开始投产，但随即抗日战争爆发，意方支援训练人员陆续撤回，飞机製造几乎停摆，民国二十八年该厰又遭日机轰炸，人员随同部分器材搬到重庆东南方八十里的綦江县南川丛林沟重起炉灶，并改名为第二飞机製造厂。
第三飞机製造厂则是滇缅公路被封锁后，航空委员会于民国三十一年间在成都东门外的沙河堡成立的，该厰规模虽小，但就近可与成都南门外簇桥的第八飞机修理厂，和北门凤凰山机场的第十一飞机修理厂，还有成都岐玑石公园的零件製造厂互相支援。
海孔记忆
我所在的二厰，就是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製造厂的简称，整个厰座落在南川县丛林沟的海孔洞内，所以大家又叫它海孔飞机厂。海孔洞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钟乳石溶洞，据当地人说它是古代内陆海的遗迹。洞口一旁山壁上刻有“豁然开朗”四个大字，一派宽阔，气势天成，洞口最高处有二三十米，相当于六七层楼的高度，洞宽也有五六十米，洞内纵深两三百米，原来这裡坐落一座寺庙，叫海孔寺，寺内也曾佛像高坐，香火鼎盛。
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划定徵收了海孔寺方圆十五公里的范围，并开始迁庙移佛，预备借此天然屏障的宝地兴建飞机製造厂。经过一年夙夜匪懈的赶工，大致完备基建工程、厰房建设及周边设施，次年南昌飞机製造厂就被日本人炸了，厰内所馀意制器材设备遂迁来这裡，改称二厰，正式挂牌营运。
我到厰内工作的时候，已是民国三十二年秋，厂区内早修就一条隐秘栈道，这是一条长约七、八公里的联外道路，可从海孔洞直接通往川湘公路。那时期在厰服务的职工大约有千馀人，而海孔洞附近的公共设施皆已完善，洞外沿丛林沟的溪水旁还建有学校、医院、邮局和图书馆，职工宿舍也都很具规模，俨然是一个隐蔽于山区的战时最佳生活圈了。
每天我从宿舍走路上班大约十来分钟，木工组连同修配、修理、油缝和铸锻等车间，这属修护大队，都设在洞口外。而来到洞内则是“别有洞天”，入口处兴建有一栋三层楼高的车间大楼，内设工务楼和办公室，中间是超大停机坪，至少可停放二十架E-16驱逐机，通道两边是向内延伸则是属补给大队的厂房，内含机工、钳工、白铁、机身、机翼、电镀等车间，一路走到洞的尽头，发现侧面另有一个小洞，小洞里边是仓库，洞侧安装了柴油发电机，提供厰区电力和照明。
另外爲了避免日本飞机临空侦查或轰炸，所有厂区房舍外牆一律深色粉刷，四面山顶广植青冈树林，洞口山径更广设岗哨，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据说日本侦查机队早先就曾侦测到暗藏在深山裡的玄机，也曾多次轰炸南川，所幸都没找到飞机藏匿之处。
我在这裡生活工作了四年，其间只因公出去过重庆两次，工馀时间也宁愿待在厰区做“山顶洞人”，究其原因，海孔洞的确为战时来此的大批外地人士提供了一处安全无虞、可以暂时栖身的世外桃源。
民国三十三年是航空工业的起飞时期，也是我人生的起飞时期。大约双十节前后，蒋委员长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伟大号召，呼吁知识青年从军报国，二厰和其他的飞机製造厂立刻迎来了大批的大学及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
同时间家乡福州二次沦入日寇之手的消息传来后，陆续进入二厰的同乡人便逐渐多了起来，我在这裡遇到许多位乡里长辈、理工的学长，也介绍了好几位学长和同班同学进入二厰这个大家庭，林铿然、陈实忭、林孝栋、林天玉、陈伯埙、还有林秉楠和郑耘等，都前后在此相遇相识，成了一生的至交。
除了福州同乡之外，还有北方来的顔振汉，江西来的刘玉麟，湖南来的杨宗权、李家源和袁福生，大家都是二十开外的小伙子，一起工作，一起在洞口排队打饭，假日海孔四处冶游，或到已经成家的同事家里去打打小牙祭，领了薪水就和大伙儿下馆子解馋，每逢除夕就团聚在厰长马伯父家里，马伯母至重乡谊，总会亲自下厨，煮些家乡菜给我们解解乡愁，聚在一起有人拉胡琴，有人唱福州戏，偶尔还哼哼周璇或吴恩莺的流行歌曲，或学洋派作风开个阳盛阴衰不中不西的舞会，泡茶摆龙门阵针砭时事，学打桥牌，大家羽翼相亲，彼此温慰，建立起很好的友谊。
古人称四川爲天府之国，但战火纷飞之中的南川岁月，其实是清贫严峻的，患难之中培养的友情，有着同甘共苦的抗战精神，于我日后的回忆中，留下“乐哉思蜀”的美好印象。
筚路蓝缕蓝天志
但来二厰可不是为了躲避战火，而且正相反的是投身战斗，所谓“世外桃源”或“山顶洞人”，毕竟只是我们外地人苦中作乐、自我安慰的说法，而实际上在砲火威胁下，飞机製造的环境仍是十分恶劣的。
空军地勤分成修护和补给两个大队，我在二厰刚开始是在修护大队，担任木工组绘图员，负责绘製製造中飞机每月进度图表，不久调为补给大队工务处支配科（现称生産管制）科员，并负责统计盘点库房中所缺器材或零件，向购料股申购，或向其他航空单位请领，因爲战时航空器材的补给非常困难，爲了便于随时掌握各种器材的来源和去处，我在任内建立了最低安全存量（minimum stock）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器材的调度及使用系统更有效率，也从根本上杜绝了购料时浮申滥报的情形。
这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事，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得意的一年，因爲表现良好使我从少尉三级升至中尉三级，全二厰只有我和邱万生两个人获此连升三级的殊荣，我想这是对我们工作绩效的最佳奖励。
二厰的主要任务就是飞机製造，号称自製，其实只是彷製和拼装。美国的对日宣战，使中国抗日的后期也捲入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垒，日本固是国之大敌，而远在南欧的意大利也终止了与各同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包括飞机生産及输出，当初从南昌水陆奔波费尽心血搬来海孔洞的意制器材，一批一批都堆在器材库里等候发落，不久就成爲废料，还好后来在飞机彷製过程中，部分废料提供了参考教材，多少实现了它们的剩馀价值。
沿海港口封闭，日军又从西南相逼，柴油进不来，有一段时间发电机只好改以菜油发电，一时间菜油价格飞涨，其他像木炭、酒精等汽车替代燃料价格也跟着飙涨，但厰房裡的机器不能因此停摆，除了飞机的彷製、拼装和合作生産必须在更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默默进行之外，自力研发更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因爲面对敌机对内陆各地的狂轰滥炸，及临空应战时我方飞机的高折损率，我们亟需要更多高性能和高作战效率的飞机投入抗日圣战。
山洞里的飞机製造
“忠28甲”和“中运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民国二十八年初，二厰开始彷製苏联的E-16飞机，这本是单座驱逐机，由美国请回的航空技术专家钱昌祚负责领军研製，钱那时也是厰长，他还请来苏联顾问进行指导，半年后试製完成且试飞成功，并改名为忠28甲式教练机。
这型飞机的发动机是从美国进口，仪表由苏联提供，由于当时铝材奇缺，机身和机翼部分，则靠“土法炼钢”，部分甚至採用木质硬壳，以三夹板胶合而成，来减轻飞机的重量，这样製造出来的飞机，欠缺抗压强度和战斗力，只能充作教练机。
后两年经过不断设计改良，改制为双座驱逐教练机，又试飞成功，量产后，陆续生産了五十架，投入作战训练，并有效补充战斗耗损。直到欧洲战况激烈，苏联顾问纷纷撤离中国，这款飞机也就渐渐停产。
不过我到二厰的时候，厰里还停了几架这款飞机，接着厰裡又彷製了三十几架的H-17中级滑翔机，并成功研製了中运一，那已是三十三年年底的事。
而那段时间中日抗战的优劣态势也开始有所逆转，美国对中国已经开始经济和军事的合作，美国空军的飞虎大队也冒险飞越驼峰前来助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的空军各大队，驻扎在西南后方像湖南芷江，和广西桂林等地，大批军需物资的运送补给需要靠运输机来完成，量产运输机成爲新的奋斗目标。
直上青云中运一 （青云上飞鹏正擧----从白市驿到太平寺）
中运一就是这时期的产物，它号称是中国自製的第一架运输机，是一款木质中小型的双发运输机，由工务处林同骅、顾光复、高邦俊等几位工程师自行设计，但所用的材料如螺旋桨、发动机、仪表、轮胎等都还是由美国製造的，凑合以战前从各国进口飞机拆卸下来的零配件，其他如机身、机翼、后段操纵系统等则是自製的，而且和忠28甲一样使用木质结构代替铝合金。
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克服了各种工程技术上的困难，飞机终于在三十三年八月製造完成，因爲南川没有机场可以试飞，于是准备把飞机“拖”往重庆的白市驿机场试飞。这一“拖”可真是大费周章，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山坳裡的一个炼铜厂大门前时，因爲飞机过于庞大，无法通过，只得因地制宜地把飞机拆开，分装上十几辆大卡车，运到白市驿机场后再行重组，然后试飞。
白市驿机场当时也是一个中美空军溷合大队的基地，听说中国首架自製的飞机要在此举行试飞，现场自然招徕了很多中外记者，围观的各界人士好奇又兴奋，其中也不乏等着看笑话的人。这款飞机连同驾驶员可载乘十人，负责试飞的是总工程师兼工务处处长林同骅，和一位名叫李兴唐的试飞员，一路负责监製的马厂长也率先步上飞机，却被林挡下，林还拉了弟弟林同骥一起试飞，他同马厂长说，您老已经一马当先带领我们完成任务了，试飞就交给我们兄弟，两匹马并驾齐驱，肯定马到成功，这句话令飞机上下的人信心百倍。果然飞行很稳定，五十三分钟后，平安降落成都的太平寺机场。
试飞成功，虽然象徵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正式起飞，可中运一交到部队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第二年抗战就结束了，大家被胜利冲昏了头，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等到製造第二架中运二完成试飞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三十七年二月的事了，那时二厰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已经回到南昌三家店机场了。中运二的命运与中运一一样，最后都摆到航空博物馆里去展览了。
内战时我们各处的飞机製造厂还在搬迁复员阶段，国民政府就直接接收或进口美国的飞机，以换取美国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中华民国飞机自製的事，再被提起时已经是蒋经国时代的F-16和汉翔专桉了。
赶不上变化的航空工业计划
其实抗战结束前，二厰的第一任厂长朱霖曾提过一个很庞大的航空工业计划，爲此还成立了航空工业计划室，目的就是想让飞机製造技术再上层楼，因爲那时候欧美飞机的发动机，都逐渐改爲更先进的喷射引擎了，我们若不想永远接收人家不要的飞机和淘汰的技术，就得赶紧的师夷之长。
朱霖还派了不少技术官员甚至技工人员组成考察团，分赴英美接受训练，学习研製喷射式飞机，而在二厰当地也举办训练，培训士官班，从基础物理和英文、数学开始教，甚至我们这批理工出身的尉级军官也都被派去当教官。大家都以爲这场仗还要打很久，打倒日本鬼子这个目标，好像成爲我们励精图治的唯一理由，抗战胜利不久，大家又都一哄而散，计划只好一再停宕。
之后内战酣起，朱霖的这个更上层楼的计划也在战局不断逆转的情况下，成了不断向南逃难的航空工业局，其下所有两个器材库、几个修理厂、几个製造厂，也在战火中丢的丢，弃的弃，搬的搬、撤的撤，辗转流徙在昆明、大定和广州之间，最后来到台中空军基地。
回顾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好容易凝聚起来的那份坚忍不拔的抗战精神，也随着国共两党对国家路綫之争斗，而逐渐地风流云散了。
唉！有时真是很感叹：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不仅是飞机製造的下场如此，空军的下场如此，国家的变迁和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历史的轮回始终都证明一句话，那就是：太平的日子果真过不了太久。
胜利的滋味
只要是中国人，相信没有人会忘记这一天，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发佈诏书，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对日抗战胜利了，也赢得了近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盼了八年的胜利终于来到，我们军事单位的工厂却并没有因爲胜利而停工，大家还照常上班。我的心情很複杂，我想同事们也一样，既没有像杜甫诗裡写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襟”的那般激动，也没看到谁像号外裡形容的那么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兴自然是有，但更多的是怅然若失，谁也没想到：打了八年仗，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胜利的滋味竟是如此疲惫！
是的，我们是一群被动且疲惫的胜利者，连续几个礼拜，我们每天白天在工务所无心干活儿，就想着晚上要到谁那儿喝酒，到哪儿去摆龙门阵。我们突然失去了长期抗战这个战斗目标，战斗理由也就无条件向胜利缴了械。厰区裡到处贴着的醒目号外、大字报和庆祝标语，彷佛一把把螺丝起子，把我们多年来费尽力气上紧的抗战神经和发条，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彻底鬆懈了下来。
接着是胜利受降，二厰开始派员到各处受降和接收，有人到汉口，有人到济南，有人幸运地被派回自己的家乡，有人不情愿地被安排去东北，有人自愿解甲归田，有人职务被单位解除，从此丢了生计……，于是要走的人开始打包，还留守的也揣揣难安，饯别筵一场接着一场，大家每筵必饮，每饮必醉，除了捨不得离别，好像也预知了明日山岳一隔，世事便自两处茫茫。
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复员，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爲空军总司令部，隶属国防部。九月航空工业局也在南京成立，朱霖任局长时，将航空工业计划併入工业局。而同时间各飞机製造单位，也纷纷奉令作战后复员和迁移的计划，爲配合空军整体规划，二厰也开始回迁南昌的准备。
我并没有马上被派往南昌参与新厰建厰事宜，被马厂长留在海孔，继续承办朱主任策划的航空工业计划的部分业务。三十六年底，二厰和一厰部分的空军作战单位，以及工业局下所属的航空研究院，均奉总部核准迁入南昌进贤门外的三家店机场。
激流中的暗潮
胜利后整整两年，能留在海孔这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桃花源，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一方面我和在家乡的维英透过书信陷入热恋，这使我的感情生活有所依归。
维英比我小四岁，是端妹儿时同学，自幼文静，喜欢阅读。那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也少有其他休閒。于是许多在战前就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自然成了我们在战后的这场远距离恋爱中时常讨论的话题。
为了写情书时不至于词穷，我在这前后读了不少当时年轻人必读的新式小说，像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后来叫激流三部曲）和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还有无名氏（卜乃夫）的北极风情画等等，有些小说充满对旧社会封建制度的批判，有些则写残酷战争下荒谬的爱情悲歌，有些细写社会底层人物对恶势力逼迫和命运不公的抗争，有些则抒写战争中农人和士兵对平静生活的嚮往和失落，我特别偏爱沉从文的边城，可能是因为自己走过湘西那条路，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在战时从了军，重读多次依旧很喜欢他字里行间对乡土和生活所流露出的悲悯情怀。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最让我印象深刻，觉得他描写中国人的劣根性，真是写到骨子里去了，令人重读再三仍心有慼慼。
其实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在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时空背景下，都被视为救亡文学，很受到青年人普遍的喜爱，但也正因为文字中饱含了作者们对大时代动乱中整个国族无助的苦闷和没有出口的压抑的认同和悲悯，也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埋下了亟欲求变的激进种子。
毕竟恋爱和书信往返，只是我在这世外桃源的生活中较为浪漫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诡谲的政治气氛和时局，已经开始让我对未来忧心忡忡。
几年前我和很多同伴到达海孔之后，都怀抱着赤诚陆续地加入国民党，但当时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还单纯得很，除了爱国热忱和抗日情绪之外就别无他物，却没有在意在这股同仇敌忾对日抗战的另一面，有一股逐渐醖酿成形的新思潮，它犹如抗日激流中的暗潮，就快要掀起一场风暴。
二厂留下来的人当中就有好些“地下党”的成员，他们抗战时就已开始从事秘密活动，随着国共和谈破局和内战白热化这些抗战后局势的演变，现在他们的组织和活动也就毫不避讳地浮出水面。
这些无法回缓的人与事积压在心，它有重量，无法移除，多半的时候我们选择视而不见的迴避。
所以当总部的回迁命令下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千里下江陵
迁厰走的是水路，租的是民生公司的民本货轮，我们四五个人，分别押着大批厰内机具器材，分装上数艘货轮，从重庆上船，经过万县、忠县、酆都、三峡、宜昌、荆州，直下汉口。一路上浏览巴东景物，饱看三峡风光，缅怀江陵故事，聊发思古幽情。
秋末入冬的季节，江岸上没有啼不住的猿声，只有连山曡嶂间即将褪尽的残红，映照着滚滚江流，和江流上我们载满辎重的大船。
记得船到汉口，我们稍事盘旋，特别和同伴们上岸去访调到汉口的伯埙，他带我们乘渡轮过江去游武昌，渡轮上只见许多青年学生模样的“地下党人”，逢人便散发小册传单，上面油墨打印的都是些小道消息，不是揭发某某如何贪污腐化、要不就是某某如何包养外室，漫天谣言指摘中伤的对象，当然清一色都是国民党大小官员。
蛇山上的「奥略楼」，当地人都管它叫黄鹤楼，但上了楼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黄鹤楼。伯埙告诉我们，崔灏和李白题诗的黄鹤楼早在清末已毁于火劫，这个「奥略楼」是后来当地人爲感念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乡梓的贡献所建的。
看来我们大老远慕名而来想一睹风采的黄鹤楼，早已随着古代诗人一起乘鹤而飞，真正是杳如黄鹤了。无奈之馀，只好在奥略楼破败的石阶上，摆出军人身姿留影纪念。之后我们又趁着暮色爬到蛇山顶上，俯望江汉环绕的武汉三镇，既没有晴川历历，也不见芳草萋萋，倒是烟波江上的暮色，不能不使人犯愁。
江汉故地，本该有着纵横万里的气势，也承载过千古的诗思。怀想这近代中国的诞生之地，武昌首义的枪声其犹未远，八、九年前进城烧杀的日本人也才没走多久。眼前这黄鹤杳杳白云悠悠之景，反使我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恻之感，不知长江对岸，那浩淼烟波上隐约可见的汉口码头上，又将搬演怎样的沧桑！
数十年后，历史的沧桑染白我髮，伯埙也已故去，我回到福州家乡，爱诗的妻舅送我一本毛泽东诗词，其中一阙“黄鹤楼菩萨蛮“，写于1927年，附注上说毛那年途经武汉，他的革命事业那时正烟云密布，登临此楼，一时激烈壮怀一吐心曲。我反复读着词中那几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虽是两岸风云已过，蓦然回首，仍不免令人心下一颤，看来历史风流人物的万丈心潮，从来都高过千古长江的浪涛，原来毛早在黄鹤楼里暗藏了预示国家命运的诗籤！
惆怅三家店
从九江下船，又转火车往南昌，到达三家店机场已经是年底。我奉命进入器材库材料管制股任职，这个股大概？个人，负责把二厰搬来的东西一船一船、一箱一箱的清点，然后再原封不动地存放到器材库房去。
因爲复员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新厰房及很多车间也还在兴建之中，无法开工，所以管制股这头的人员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应卯的工作。事实上直到第二年八月份，我升任管制股股长之前，整个器材库的工作都是閒差。
我觉得自己和很多同事都一样，变成一个披着“老虎皮”（空军制服）的假军人，荣誉感和自豪感早就不见了，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卑微，我不知道先前所承办的航空工业计划会何去何从？海孔洞里那套作业程序就算能派上用场，是否仍合于时宜？我真纳闷这些东西最后的下场，会比当初从南昌搬到二厰的那些意制品好上多少？
而想到中国情势，则更令人頽丧。胜利以来，青天白日的光芒真的普照中华大地了吗？拥护永久和平的理想实现了吗？中国向民主团结的大道前进了吗？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
回想胜利之初，蒋毛二人要共同携手重建破碎山河的誓言还言犹在耳，和平的呼声就已经被斗争的枪声所取代，在国际上中国表面上入列战后五强之一，但国际强权特别是美苏两国，各自为其在华利益而动作频频，他们从未放弃过操纵扶植对各自有利的政治势力，不断以调停斡旋为由介入双方纷争，这使国共之间不但没能经由谈判解决从战前就纠缠不清的政治和军事的争端，反使神州大地狼烟再起，百姓陷入另外一场浩劫。
多数人内心挣扎和痛苦，到最后只伴随更多的无力和无奈，在心里形成隐隐的忧虑，因爲历史从来都不是老百姓的选择，而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永远必须由老百姓来承受。攘外的战争打了八年，虽然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也已经让整个国家和民族元气大伤，如今还要拿起枪杆子自相残杀，那才是更大的悲剧。
虽然在军队中，人微言轻的低阶军人们对于上面交办的任务，从来都只有绝对服从和切实执行的职责，可叹的是胜利复员喊了两年，此刻的军心却愈显涣散。
而军魂呢？恐怕都随着空战英雄们为国捐躯了吧！
曰归采薇
民国三十七年，是我个人生命至爲关键的一年。
农曆年关将近的时候，我接到父亲从上海来的信，询问我的状况，并希望我回家过年。父亲自从三十六年初奉派爲海军定海舰舰长后，即随舰驻扎上海黄浦江码头。履新之前，他特地回福州把母亲弟妹都接至上海，在武进路赁屋而居。
动乱的十年间，我们家人四分五散，从来没法儿在一处过年，是该团聚团聚，何况我还想和他们商量一下我的终身大事。我便趁到工业局上海器材库公出之便，回家过年。
我说的终身大事，就是和维英的关係，家人多半还不晓得我们已经通信两年了，而且情投意合，两心互属。维英是端妹在省三附小（孔庙小学）同学，比我小四岁，属虎，小时候她和端妹交好，常常来家玩。她长得并不好看，个头儿娇小，但皮肤白皙，还有一双单凤眼，很特别。她每次来家里，总是穿白衣黑裙，扎两条小辫子，最让我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沉默，她们每次在一起玩，总是只听见端妹在那儿讲个不停，她则安静倾听。后来端妹到沙县读书，她则一直留在福州读书。
我对她的印象其实还停在小时候的模样，直到两年前，我在南川，忽然有一天接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娟秀的笔迹写着她的自我介绍，并说是端妹把我的地址给她，要介绍我这个不主动的哥哥给她做朋友云云，我立刻想到那个老穿阴丹士林蓝布衫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她长大了，而且有话要对我说了……。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长达两年的鱼雁往来，通过书信了解彼此、给予彼此温慰鼓励，也使感情升温，尤其我在南川的后两年，海孔洞裡很多好朋友都调往他处，精神上很是孤单，看信、等信、写信成了单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若不是战争和公务的阻隔，我真想飞到她身边，和她朝夕相处，永不分离。
在上海过完年，和维英的事也取得父母的同意，我决定回福州向她求婚。一边向单位多请了几天假，一边搭上一艘往福州的新瑞安轮，仅仅一个昼夜的航程，对归心似箭的我彷佛有一世纪那么长。
榕城忆旧（榕城十日）
我的求婚没有意外地获得维英的首肯，她是独生女，家里人口简单，我们的订婚仪式也很简单，就是在她家中宴请了她的父母近亲，交换了婚戒，婚戒内侧刻了彼此的姓名。她还是沉默得很，没有特别高兴和不高兴的表情，但我觉得，这沉默来到仪式的面前更显庄重，我也相信，和我一样，她晓得仪式和仪式背后的意义，更晓得支持这些意义的是彼此内心的约定和承诺。
订婚之后的几天，我们在福州游览名胜，去爬三山之一的乌石山、游乌塔、回到山下我读书的小学看看，又去西湖划船，当然我也带她到我兰桔巷的老家见过家族长辈，还带她去祭扫祖父母的坟，我以爲这些事都是必要的。
五年没回家乡，福州的山水依旧，只是人事全非。我们家过去是个大家庭，几代人都住在大院裡，年长一辈人早年便出外打仗，长年累月随着部队移防，现在年轻一代也多半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去了，只剩下三婶、五婶和几个在学的堂弟妹，还守着这个宅子。
瑞姐胜利后就同姐夫去了台湾，端妹也还在沙县。母亲，她过去来家是见过的，父亲和诚弟很早离家，她则没什么印象。我和维英说，家人现在想要团聚很不容易了，觉得有些感伤，但是维英反而很羡慕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可以出外独立见世面，不像她家裡，父母膝下只有她一个，必须永远守在他们身边。
在旧屋我以前住过的房裡，我找着了我们理工的毕业纪念册，翻开纪念册，我爲她介绍我班上要好的同学。我们的纪念册很特别，前面有四篇序言，是由我们的校长和三位老师撰写的，还有一篇级史，是本班第一才子陈家桂写的，介绍我们这一班的历史。然后我们每人要爲一位同学写几句毕业祝词，同时会得到另一位同学的毕业祝词，比如我就爲和我最要好的陈孔榕写了一段祝词，而爲我写祝词的是杨肇凤。一篇祝词是写给谁的，一旁就贴上这个人的照片。
维英翻看到我的照片，又看一旁肇凤的祝词，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唸着：我爱你那诙谐幽默的妙趣；我尤敬你廉政不阿的精神。努力吧！用你的热诚，来洗淨社会的暗流；团结吧！展你的才华去建设国防的工业。祝词下面署名——静刚（这是肇凤的字）。我不知道她是笑肇凤写得太肉麻，还是笑我长得太英俊，总之看到她笑了，我也得意地笑了。
维英又问我给谁写呢？我又翻找一番，看到陈孔榕的照片，我说：就是他，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忘怀了自己当初给他写的什么，维英边看边大声唸：君性勤俭，刻苦耐劳，非常人所及，富艺术天才，日必涉足图书馆中，博览群书，六载同窗，今将告别，能无离索之感乎！下面署名——伯照（这是我的字）。呵呵呵，这回维英笑得更大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怎么把给好朋友的祝词，写得活像是老学究的赠别语，简直太无趣了。维英说：亏得肇凤说你诙谐，你的幽默感怎么遇上好朋友时反倒不灵了？
那他写给谁呢？维英边问边翻看，看到孔榕写给黄舌尧的祝词，她又念着：“海枯石烂，友谊不忘”，六年聚首，俟将分袂，衷心伤感，莫罄言宣，谨以二言，以志不忘。维英阖上纪念册，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文笔那么好，他不但富艺术天才，还好重感情，你们同学间的友情，看得我都想哭了。
看她红了眼眶，我想要让她慢慢认识我们，认识我们们同学间患难与共的故事。我和她说，大概正是因爲共过患难，才见真情。我们这班考进去时总共六十一人，毕业时只剩下二十七人，考核严格固然是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战乱和疫病，我记得去南平时候，我们一共四十个人，流行疟疾那年，我和至少五、六位同学，每天轮流打摆子，几乎无法继续读书，好在后来吃了奎宁好了，之后几年，陆续有传染病，不是霍乱，就是脑膜炎，鼠疫最是可怕，一口气夺去两个人的性命。
还记得林汤，他是林森主席的亲侄子，他得脑膜炎死的时候，我们眼看就要毕业了，他的追悼会在学校简陋的礼堂举行，教导主任陈昭奇送来的匾额上题着“痛惜小友”几个大字，让大家都哭红了眼。
眼看着几天前还在教室一起上课的友伴忽然走了，不见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来，连他们空出的桌椅舖盖，也大都被拆去当柴烧掉，以杜绝传染源。年轻的我们看到身边一再发生的不幸，心裡都像被挖了一个大洞，是生命的脆弱感让心空洞，还是因爲失去的友情再也无法填补？黯澹的回忆毕业前没有人愿意再提，毕业后也没有人能够抹灭。
幸好洪炉中锻炼的友谊使我们还有勇气憧憬未来，不少位同学还没毕业就考上军校的，像王寳志就是考上空军机械学校，我记得我们大家爲了欢送他投笔从戎，跑到山上捉了一隻野兔，几个大男生七手八脚地宰了兔子，用我从南平乡下的家中拿来的一罐红糟炖上，就这样给他送行……。
我的南平往事说得滔滔不绝，她听得津津有味，她专注和时而感动的表情使我看到自己的脸，就像看见小时候的端妹对着维英滔滔而言时的神采奕奕。我想她是孤单的，真想以后到无论到哪儿都带着她。
灯火阑珊
榕城的假期没剩两天了，我带她去找我的几位好同学，可惜只见到郑耘。正月十五那晚上，郑耘请我和维英到他华林坊老家过元宵。
郑耘和我可是从小学到理工一直在一起长大的，毕业后他先是去了桂林，民国三十三年桂林被日军佔领，郑耘辗转逃到了重庆，进二厰时是我给介绍的。他爲人老实内向，但喜欢运动，时常在篮球场上一个人丢篮球。有一次就这么不巧，一个球扔向篮筐后，哐噹一声又往回弹札了下来，正中他的左脸颊，刚开始红肿，他也不以爲意，后来久而久之就变成一块褪不去的淤青，那年头连看病都没钱，谁有工夫和閒钱去整容，从此大家人前人后地就喊他阴阳脸，这使他更形自卑。
两年多没见面，我们哥俩边喝边聊，我先问林庆华的下落，听说他去福安做了教员，沉鑑和陈孔榕呢？胜利后就随王高明老师去了台湾，在和平岛的基隆造船厂工作，还有杨肇凤也进了台北的邮电局，王寳志空军机校毕业后也派到台南七供处，只有张元秋不知去向……等等。
想想也不奇怪，理工学校的毕业生在福建的口碑是很好的，胜利后台湾回归，国民政府派去台湾的第一任长官（省主席），就是做过福建省主席的浙江人陈仪，陈仪在福建做了十二年的主席，爲官清廉，治绩良好，当时还很得蒋介石的信任，他带了一批年轻的干才去，这其中当然不乏理工的校友……。
更何况福建和台湾一水之隔，大陆内战频仍，光复后的台湾遂自然成了福建人出外打拼的首选之地。难怪这么多的乡亲都往台湾去寻求发展，我的瑞姐、姐夫、余杰表弟、还有玉贞侄女，他们不是进了台湾省政府的事业单位工作，就是考进台湾大学念书去了。
我正想说往台湾跑的亲友比我所知道的还多得多时，郑耘竟告诉我，他自己也才辞了台湾林产试验所的工作，回到福州好几个月了。我这才知道原来郑已经离开空军，我一直以爲他离开二厰后，是被派到东北去接收的，怎么离开军队，现在又从台湾回来了？
我感到不解，这么来回周折，难道还是因爲他的脸？而维英似乎听出了什么，打破沉默便问郑：是因爲二二八事变吗？我听说好多不会说台湾话的人都被打死了？
只见郑耘脸色一沉，说他自己就是因爲躲二二八，才回到福州来的。
我接过郑的话说，在上海过年的时候，听父亲提到过二二八。家人是从杰表弟和瑞姐的来信里得知的，报纸的报导很少，他们在信上也是轻描澹写，我也就没太注意，估计杰表弟也是为了这个离开台湾，开春之后好像就要去上海交大念书了。虽然事件后父亲也曾试图进一步向瑞姐问明白她们在台湾的情况，可得到的回答都是点到爲止。
我这番对二二八点到爲止、随即哑然的转述，比起一旁从头到尾寒着脸、默不作声的郑耘，彷佛更像是个二二八的亲历者。看到我们这两个抗战投军的老同学，对于时局和国民党在台湾的一些事有些本能的噤口，维英只默默地餟饮起她杯中的老酒，她沉默的表情之外，不知怎的，有一股令我感到陌生的东西。
郑耘这才一口乾了他的杯中物，娓娓道来，他说三十五年夏天他是奉命到了渖阳，被派在北陵飞机製造厂工作。当时的东北，其实早被苏联抢先一步，接收了大批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军备，并转手让给了“地下党”，所以当国民党派遣的接收大员到达渖阳的时候，只能接收到一个空洞的飞机製造厂，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什物，比如说日本人留下的文具纸张等等。飞机製造厂里不但无机可造，气氛也从上到下一片肃杀，尤其渖阳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一见到他的脸，就对他表示嫌恶，并让人传话给他，说是在部队裡听到小道消息，怀疑郑得了会传染的麻风病，应该除之云云。那时候军队裡边若有传染病发生，一觉醒来少一两个排的事情不足爲奇，郑听了这小道消息极端害怕，就连夜开了小差，奔逃进山海关，然后直接回福州。去台湾是三十五年底，本以爲找到工作就可以在台湾安定下来，没想到不到半年又遇上了二二八……。
他边说边感叹，那张因喝酒而泛红的脸上，还是掩不住那块暗沉沉的、刺青一般的太极图。我不禁感到愀然，如果来时的路那么晦暗，谁还有勇气提起灯笼去照照前路？这辈子他心上的疤痕，怕是永远也不会褪去了。我们哥儿俩面面相觑，回头看时，维英的脸上也已似醉意迷茫，而门廊外边，邻家孩子们提灯戏耍的笑閙声也渐悄悄……。
古城幽思
元宵一过，二厰来了电报促我速回南昌，我以爲新厰房大概准备开工了，谁知待我取道上海再沿浙赣路回到三家店时，气象并没有因为过了一个年而更新，材料管制股的股员们依旧没活可做，每日看看书报，批评一下时局，閒晃间又度一日。那时正选国大代表和总统，这行宪后的第一次选举，还不是直接普选，儘管少有人弄得清楚民主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诡谲的气氛任谁都感觉得到。
假日在厰区里更閒得发慌，运输股的林天玉常会调车来带我们到城里走走。
我们去逛了几次当时南昌最大的万象百货，里面华洋百货林林总总，刚开始还感觉很新鲜，后来渐渐觉得货架上精美的陈列物，价格贵得吓人不说，而且好像都和小老百姓的生活扯不上关係，和街上那些衣衫褴褛的低下阶层民众更是形成对比和讽刺。
到了三十七年三、四月间，一个周末，我们去百花洲赏花的路上，已不见游人如织的景象，从三家店机场出来，一路上遇到许多伤兵，大部分都是缺胳臂或断腿的，身上的衣服和番号已经看不出究竟是国军的残兵败卒，还是开小差的“八路”，有的躺在路边等待好心肠的人伸出援手，有的沿路乞讨，有几个居然结伙拦下我们的军车，我们从身上掏出仅有的法币给他们，竟然为首的那个人还嫌少，对着我们向前扬长的车子用不知是哪省的方言破口大駡。
南昌城里到处林立着贩售景德镇瓷器的店舖。小时候听祖母说，祖父生前曾在福州经营过米店生意，店里供奉的神农氏塑像前，就有一个装着五穀杂粮的景德镇青花瓷碗，母亲也提过那个青花瓷碗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寳，只可惜战乱中，家人四处逃难奔走，不晓得家里这些易碎的宝贝都流落何方了。
如今既然来到南昌，不如定製一套精致的景德镇青花瓷碗，并要求师傅在瓷碗上烧製祝寿文字，预备趁过年前寄到上海送给刚过五十岁的母亲，当作一份迟到的献礼。
一年多后母亲在仓惶中离开上海，临行之前忍痛用这套瓷碗换了一袋五十斤的白米搬到台湾，儘管那时临危不乱和镇定自若的表现，是母亲生平所最津津乐道的能干事迹，但还是可以表白在战争逃难之中，能吃得上饭，才是保住一髮青山的头等大事。
或许那些昇平时代的无价之宝，来到砲火的面前也就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也或许当物件的本身终于成爲身外之物时，人所能留住的永远是繫于物件上的那份实诚的心意吧。
南昌本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我们也慕名去了滕王阁，千馀年前王勃的那篇荡气回肠的滕王阁序为我们勾勒了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气派，可如今这个位于赣江抚河交汇口的千年名阁，来到眼前竟然成了一个警察局，这已够教人大失所望，阁里几个态度散漫服装不整的老佐，看起来不像在执行勤务，倒像成了胜地门口失职的守卫员，看见我们都批着老虎皮，手一挥就让我们登阁，在高阁上俯瞰这天寒水冷的彭蠡之滨，听不见渔舟唱晚，沙洲上的雁鸟稀稀落落，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只靠闭目神驰的想像，这千古传颂的名句里，那一刻透漏了更多王勃对自身命运偃骞的喟叹。
逆转的一年
民国三十七年，其实这一年，也是国家命运多舛的一年。
零星的小战事，早已在各处进行中，对于国共之争，疲惫的老百姓非常无奈，就好像一家两个不相和睦的兄弟，在进行夺嫡的斗争，一二十年来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互相扯腿。就连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中，也不乏卧底的“地下党”在鸭子滑水。
其实国共内战其来有自，早在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就坚定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方针，并积极地展开剿匪行动，而另一方面，日本人惧怕中国统一和强大，会带来对东亚的威胁，迫不及待地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掀起了九一八事变，这使东北境内人民恨透了日本人，他们希望国民革命军能联合中国境内的一切势力，共同抵抗日本人，于是张学良对蒋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个事变给了共产党喘息及日后利用抗日来坐大势力的机会。胜利后的重庆会谈，本以爲双方经过联手抗日的合作，更应该在战后泯灭恩仇，共同携手重建破碎山河，谁知局势又在战后兴起的国际势力牵动下，使双方战火再起。
内战烽火起自胜利的第二年，因爲几乎是战争一结束，共产党在东北立刻在俄国的暗中资助下有了自主的武装力量，也逐步控制了较大面积的土地，他们管他们的军队和佔领区叫“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管他们的战綫叫“人民解放战綫”，而国民政府却急切地想要扫荡这些“沦陷区的叛军”，好按照孙中山总理建国大纲中所设想的建国步骤那样，儘快地结束训政进入行使宪法的宪政时期，但国家在战后人穷财尽、民疲兵乏之际，制宪的过程总是在一片纷扰和挞伐声中进行，这一面戡乱一面行宪的计划，注定使中国民主变成了一项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政府在前一年年底总算开始“行宪”，并在三十七年依照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进行总统选举，结果这个代表国家新里程碑的宣示，带来的不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实现，却更加速国共间自抗日前就已存在的对主义、政治路綫和国家最高权力之争的白热化，不单是毛与蒋的对立早已演成兵戎相见、攻城略地的局面，就连国民党内部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间也是意见分歧、充满矛盾。
无休止的斗争带来的疲惫和孱弱、八月间金融改革失败引起的失序和溷乱，令许多对蒋介石的领导统治感觉失望和不满的民盟人士，最终也作出了路綫的选择，他们唾弃了腐败没救的国民党政府，纷纷投入汹涌澎湃的红潮中，各地的学潮和工潮也跟着风起云涌。
紧跟着就战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先是九月中旬起的辽西会战，历时月馀，随着国军在锦州、长春和渖阳的相继失守，国民党丢了东北。于是从十一月起共产党在华中、华北各地趁胜追击，在紧接着的徐蚌会战和平津战役中，国民党也是屡战屡败，国军在节节败退中尽失精锐，而大片土地控制权的沦丧，更让共产党的解放军优势尽显。
国共之间连续这几场重要会战的结果，已使国民党的气势如江河日下，前后不到三个月工夫，国民党不但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民心，更埋下了政权易手的因由。
抉择与命运
我就从徐蚌会战说起……。
这是民国三十七年，大约十一月底，那时候我在南昌三家店第二飞机製造厂，突然间有一天，在前綫支援国民党军队轰炸共军的空军第三大队从徐州撤退下来，大队人马开到了南昌，“佔领”了我们三家店机场，说是他们奉命退居南昌第二綫，并要求我们撤退。
那时候整个“二厰”刚从抗战后的废墟里重建，厂房已经整理好，机器也都陆续到位，人事部署也都发表，正准备开工，三大队的无预警进驻，无异是预告二厰的解散，令二厰的人员感到惶惶难安，一种大难就要临头的感觉油然而生。
果然不久，从空军总部来了命令，宣佈二厰解散，二厰的人员可以依个人意愿选择调往其他三处：一是云南昆明一厰，二是贵州大定发动机製造厂或广州分厰，三是台湾水湳三厰。
那时候，父亲和家人都还在上海，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该去台湾或留在大陆，就先选了广州，心想这样或进或退都还有个转圜。我和另外四个同选广州的人不久就都收到人事命令，以空军总部部署员的名义调至广州。
这是三十七年底，距离新年已近，我便趁到广州报到之前的空档，再度从南昌前往上海探视家人。虽然徐蚌那头还在酣战中，行宪周年之际在武汉的白崇禧将军持续通电华中各省联名呼吁蒋介石下野，和谈的呼声又剧，这次似乎大部分的人还冀望政府能透过和谈争取国共划江而治的态势，整个上海人心浮动，无物不贵，无价不涨，房租都得用米粮来抵，而偏偏还有人囤积居奇。
母亲不得已，又把上海的家从武进路搬到老靶子路的一间更小的房子了。海军总部那边父亲所属的单位，也还动向不明。似乎海空军都在等待，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命令发佈或新的状况发生。国民党政府更是每天都有新的人事派令，有时甚至朝令夕改。整个东北那时候已经沦陷，国军在徐蚌的战役也已经濒临溃败，华北那边的战势也在一片弃战求和的气氛下显得岌岌可危。
局势纷乱如此，我想不如趁元旦那几天先回福州，与维英把婚事办了，然后带她一起到广州赴任。
我把决定秉明父母后，当下就直趋黄浦江码头，挤上一艘驶往福州的客船，和去年一样，也是新瑞安号，这艘船是闽沪之间的固定航班。傍晚时分从甲板上回眺外滩码头，也仍和去年一样，是一片华灯初上灯火渐渐辉煌的景象，但是码头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和船上拥挤不堪的旅客，却透露着一股莫名的焦躁和骚动。
果然，船在码头上停泊了一整夜仍迟迟未发，大家于苦候中也开始叫嚣，清晨时分，船东突然宣佈这艘船目的地是青岛，并不预备开往福州。虽然气愤之中也还带着怀疑，可在改航的广播声声催促下，无奈之馀只好也随着大部分的人挤下了船，在码头上的万头鑽动间，目视着那艘船驶出了上海滩。
不久之后，听到有人破口大駡，说是那艘船确实还是开往福州的，因爲船东眼看上船的人太多了，怕重蹈不久前因超载而沉没在上海外海的江亚号酿成七百馀人罹难惨剧的覆辙，只好出此下策，把人骗下船。
真相到底如何？溷乱之中，往往没有法度可依可讲。而包括我在内，许多人一生的命运，也就像这艘航向不明的船，于茫茫大海中航向未知。
杰表弟的台湾经验
当晚回到老靶子路的家，正好杰表弟来家做客。我们表兄弟多年未见，聊了许多。
杰表弟这些年来的颠簸，我也才清楚一些，那年我只记得离开辰溪不久，诚弟就写信来，告知姑父病逝的消息，但我并不知道，姑丈病逝的噩耗其实一直瞒着在家乡患着严重胃疾的五姑姑，由父亲和陈定九伯父合力按月凑钱接济她，使她安心养病和扶养还在读书的表弟妹，并模彷姑丈字迹不时写家书给她，一直瞒到抗战胜利了，大家都要还乡，实在瞒不住了，森表姐才让她母亲知道。
杰表弟说，姑丈的早逝阻断了他的求学之路，他虽然对此感慨万端，却也从战乱失亲的孤绝之境中坚定了力争上游的决心，他年初才从台湾回到大陆，在上海交大的电信专修科就读。之所以从台大经济系辍学，是因为在台湾半工半读时发现自己咳血，去台大医院一检查，和他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于是只好停止学业。
但为了生活还继续工作，他原本在台北市负责市话管道的修复工程，生病后又被派到台北市电信实验工务出张所工作，因爲这个工作比较多的外勤，可减少在办公室和人接触传染的机会，那是三十五年八、九月的事。他说刚到这个工务出张所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日本人做领导，后来日本人离开，这个单位就隶属台北市电信局，工作人员渐渐都换成从台湾省邮电管理局那边调来的人，这些人员当中有很多和他一样都是从大陆调到台湾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台籍人员也相差悬殊。
他趁便也谈了他的二二八经历，他说这事各方传说纷纭，有的说“起义”的领导人中不乏共产党人，也就是台共的挑拨，也有人说这是从台湾警察和私烟贩之间的利益冲突引爆。根据他的看法，二二八事变就是肇因于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派去的大量接收官员，这些内地人和台籍民众间相处时产生的各种龃龉和不相容，未获得合理的疏通和解决，引起台籍民众的逆反行动，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调兵遣将的镇压。
事件发生之初，确实有许多内地人无辜地被寻衅闹事的台籍人士打死或打伤，连他自己也差点遭殃，在管理局里躲了几天，才在好心的台籍同事的掩护下回到住处。事后他和瑞姐他们取得联係，瑞姐和姐夫的情况也和他差不多，要不是亏了平时和睦相处的台籍同事的帮助，他们这些内地人恐怕就煳里煳涂地做了台湾鬼了。
这事持续了许多天，全台各地都有起义和械斗的情形发生，即使收音机里说当局已经开始和起义的民众谈判，情况还是十分溷乱，而且枪声从未间断。他们都只能呆在宿舍里，请台籍的女佣外出採买食物才不致挨饿。直到广播电台的声音又变回国语发音，才逐渐听见政府要求公务人员恢复上班及公司行号恢复营业的消息，整起事件才算落幕。
他说他身边认识的台籍同事友人都是安分又认命的人，被日本殖民了五十年，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不知是喜还是悲，不知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内地人也很难了解的，如果蒋介石和他的部众能对台湾多一点怀柔和宽待，二二八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上海一夜谈
经受了这麽大的惊吓，他说他的台湾经验还是美好的。不过话题一转，他又歌颂起共产党来了，并一连唱了好几首共青团的团歌给我听，虽然上海风云紧急，他的上海新生活看来更加美好。
对于时局，他不看好国民党的政权，劝我不要再跟着国民党的路线走了，不如像他一样留在上海，找机会边工作边读书，何况这样也可以和家人团聚。
我已看出他政治信仰的改变和选择，或许这是多年来他颠簸的际遇使然，或许更是时局的变化导致他人生道路的改变。
我的心里何尝不明白，战云变幻之际，每个人都像浪里浮沤，随着汹涌的浪潮起伏未定，有谁的命运能不受牵连？如今国民党军队儘管丢了北方，但起码还保有半壁江山，并未一败涂地，基于一种捍卫国体和军人尊严的不服输心理，我仍和他辩解，我仍坚持他参加的是“地下党”，我们家两代都是军人，父亲和我至今都还在军队里任职，军人的天职就是要跟着军队命令走，军人的使命就是为国效忠，效忠军队就是效忠国家。
我的大道理说得斩钉截铁，非常坚决。杰表弟只骂了声：你真是无可救药的无知的爱国者呀！接着就问：你到底是国民党的军人？蒋介石的卒子？还是中国人民的军人？你们国民党从来党国不分！见我还在思索他的问题，他接着说：蒋介石现在面临了六军不发无奈何的窘境了，这不是单纯的军队派系内讧，而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的路线是有问题的，并不是孙总理的三民主义。
六军不发，我知道他指的是几天前白崇禧将军的通电和呼吁蒋下野这件事。我反问：难道共产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信徒吗？若不是受了苏联扶植，想要赤化中国，抢夺政权，爲什么抗战才刚胜利就要再动干戈？
他反驳道：谁不希望休养生息，那要问问这关键的两三年里，国民党政府的施政到底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军心涣散和人心动摇，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吧！
做为国民党的一介军人，我的确无法掩耳盗铃，国民党的施政无能和内战失利已演成恶性循环，如今再加上因政治现实和金融失序而引起的派系倾轧，更严重动摇了蒋的领导威信，使整个军事指挥系统形同瓦解，如果他真的下野，那么国民政府的全面崩溃也就无可避免。
杰表弟的连串提问和评论，的确使我内心一片哑然，并惊觉于一个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过去几年里那只知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原来早就在一场醖酿已久、且更严峻的革命风潮的披靡下，发生了质变。在杰表弟的心目中，我大概正属于国民党那群无可救药的无知的爱国者。虽然有些无言以对，但还是替自己的军人身份做了辩驳，我说：我只知道军人有节，时穷节乃见的坚持，也是我自小所受的爱国教育和中国传统尽忠报国思想的感召所致。
他立刻接着说：什麽节不节的？外界的传言说国民党各军部对部队的指挥，如今几乎全靠私人关係来维持了，这早已损及你们党的军队和军人的形象了。我不是军人，但我也热爱我的祖国。
他最后这句铿锵有力的结论使我发现，在他面前，我所能辩解和维护的，也仅仅剩下他所谓的“国民党军人”的身份所代表的立场了。
这使我想到多年前在辰溪见他父亲所写的那首断肠诗，如今的上海甚至全中国，又一次陷入风雨危城急的境况，只是这次的风雨，不是日寇的砲火，而是自家人的缠斗，这次的危城也不再是敌国外患，而是祸起萧牆。而值此家变，千万国人的关山故园心，此时此刻又都该归向何处？我想姑丈如果还在世，只怕他会更加心痛。
是夜，我反覆地想，如果我不是国民党的军人，或者今天早上在上海滩码头我坚持不下船，跟船去了福州或是青岛，在接下来的战事倥偬间，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吗？
我们表兄弟的这一席深谈，再加上回福州成婚的计划落空，我的心情低宕，又是一夜难眠。
除夕夜的礼物
翌日，我去见二厰老厂长马德树伯父，他那时已经收到人事命令，将被借调航空工业局服务，他也建议我乾脆留在上海，并设法请调到工业局器材库，我马上向工业局上了请调报告。事后我回忆昨晚杰表弟说过我们国民党各军部对部队的指挥几乎全靠私人关係来维持的话，不由得有些心虚，但是马伯父一直是我最敬重的长官和长辈，他会给我这个指点，定是站在我的立场，替我通盘考虑后的建议，不管能不能成功，我都感激不尽。
过几天我到器材库打探消息，遇到二厰同事黄友亮，他说看到库长在我的请调书上批了一个“行”字，要我放心吧，就等着阖家一起去看刚上映的电影“大团圆”吧。可又过了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报告还是被器材库库长陈友道打了回票，就这样我留在上海和家人“大团圆”的想法也泡汤了。
去不了福州，也留不成上海，我就决定回广州报到。元月三日我从上海搭乘京沪铁路火车先到南京。
战局失利，美国人对蒋和国民党的统治也很有意见，加上许多省市已经开始响应白崇禧将军在行宪周年前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呼吁，连蒋介石自己的元旦文告里，也显露出他不计较个人进退、惟以国民公意是从的可能动向。
我到南京时，南京城已濒临无政府状态，空军总司令部刚落成的新生社大厅里，簇新的装潢设备，却空荡无人，而对面总部大楼裡更是一片狼藉，一幅大厦将倾、燕去楼空的仓惶景象。
三十八年元月四日，我从南京飞到广州，顔振汉到机场接我。一身“老虎皮”的我们，出得机场，公交车一栏就跳上车，我正预备买票，顔指了指身上的老虎皮对司机喊了声：霸王！也不知道在公交车司机司机的眼里，这些国民党军人是耀武扬威，还是横行霸道，或者币值一日数贬，乾脆免费服务，或者局势乱纷纷，他能给方便的一概不与留难了，反正就让我们搭了一趟霸王车，直趋大定广州东山分厰。
广州东山分厂就在天河机场出口，离黄埔、香港和深圳都是咫尺之遥。看到几位新调至广州的旧同仁都来报到了，加上原来厰里也还有不少人，又逢农曆年关近了，大家对“东山再起”都还怀抱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希望。
儘管希望不切实际，儘管和平的呼声不辍，但大家也都在议论纷纷中，看清了一点，那就是，国民政府方面任何试探和谈可能性的努力，此时都无异增添共产党谈判的筹码，他们边打边谈的两面手法，只是假借和谈拖延战局的藉口，而从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也显示，共产党根本无意于和平，他们的决心，是要彻底废除宪法，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
到了元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终于宣佈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消息传来，终于捂熄了我们这一丝“东山再起”的希望。紧接着共产党那厢这时候喊出了“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口号，旋踵竟让戌守北平坚持抗共的傅作义，于一夜之间献城投降了。这农曆年关将近之际的噩耗连连，更加速了金圆券的贬值，金融秩序大乱，引发更恶性的通货膨胀。大家心里有数，国民党颓势难挽了。
而广州当时已挤满了各路准备撤退和逃难的人马，十足乱邦景象，所有要走的人似乎都像在等侯一个命运的判决，真正能做的事，其实就是撤退、尽一切可能离开，爲了日后的流亡做最后的准备。至于离开以后的下一站是哪儿？去台湾？海南？解散回家乡？还是流亡海外？谁也无法预知。
我们在东山厰上班的日子，每天在厰里其实根本没事可做，而金圆券币值朝不保夕，领了数百千万金圆券薪水也根本不能用，看起来一大捧，但双手捧不起来，得用大麻袋装着，并快马加鞭赶紧到城内兑换成袁大头，即使路上不小心落了几十万金圆券，那都算零钱，来不及也懒得弯腰去捡，一个月薪水大概只能换八、九块袁大头，深怕跑慢了，贬值得更厉害。
那年农曆年，物价已经一日数涨，厰里只能提供日常伙食并不准备加菜，大家眼看着又要过一个惨澹的年了，从四面八方来的过路人客居广州，聚在一起围炉过年，什么也买不起，只换了些白米，说是要学广东人煲粥，其实是煮锅白稀饭凑合着过年，还好除夕那天，意外地收到从前二厰的科长金祖年从大定厰那边寄来的一个火腿，除夕夜里这个天外飞来的礼物，爲我们这些落难广州的异乡人增添了无限温暖的滋味。
此地一为别
过完年，大定厰的顾光复厰长来到广州，嘱咐我趁这会儿没活可做，不如回到南昌去把二厰库房里的东西撤来广州。
整个二厰自抗战胜利后从重庆搬回南昌的东西不下几千箱，大部分都还原封不动地堆在仓库里，像蒙布、飞机起落架、发动机零件、器械、砲弹、卡宾枪等等，希望我尽量能把这些东西弄到广州。
我奉命带着盖好官防的公文飞到南昌，见到杨厂长，林副厰长，留守处里的一些重庆旧识也都还在厰里待命，我依照指示领到部分器材和几十箱的枪械，交由军用飞机运到广州。
十几天后，我回到广州，已不见顔振汉来接我了，只收到他从汉口给我捎来的一封信，还附了一张他着军装的半身照片，空军的军徽还别在领口，一双坚定的眼神，穿透圆形眼镜镜片，还静静看着我。
但信中他却说，他意志不坚开了小差，人已经到了汉口，在汉口停留一阵子，进退两难，又想回北京去和在北大教书的父母团聚，又想再回到广州跟着国民政府走，心中犹豫不决，也有些后悔……。
他还托我写信给我们的前长官马德树，马那时已调至台湾任工业局副局长，看来他是得知二厰迁移的动向已明，要向马表明想回头的意愿。信我火速就帮他写了，不久也收到马伯父的回信，说是顔的不假离开已经落桉，暂时无法让他回到广州复职。
我每天望着他睡的空舖位，和照片中他那一派潇洒又熟悉的笑容，心想烽火连天，聚散难测，我们从抗战在重庆认识，共事了那么多年，现在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
再赴三家店（南昌大撤退）
到了四月初，共军开始进攻长江防綫，南京的李宗仁政府和共产党的和谈破裂，撤守广州，上海也开始撤退了，时局越来越紧张，顾厂长又吩咐我再跑一次三家店，这次去无论看到什麽尽量搬，我便率同领班钱云康和魏国森两人，带上十来份空白公文纸并盖上官印，揣上普克枪一把，腰间綑上两百块大洋，连夜乘火车到了南昌。
这次去到厰里，连留守处的处长长官也都撤了，把库房里所有东西都交给两位二厰旧识负责，一位是工具管理股股长刘玉麟，他是赣州人，另一位是器材库库长梁邦杰，他是南昌本地人，这个时候也只有本地人不想里离开。我与他们交涉，请他们帮我清点库房里的东西。
又到机场三大队那边看看有什麽需要协助搬运的，三一六分队的周姓分队长跟我说，器材你们可以尽量搬，但是不可以搞破坏，无论你们搬到哪儿，这些器材都还是中国人民的，他这些话听在我耳中并不觉讶异，这真的就是当时许多未战先降的同志，或暗藏在军队中的“地下党”看待国民党撤退的心态。
大约四月下旬，厂里基本上没剩下几个人了，一天早晨梁邦杰告诉我，共产党军队已经顺利渡过长江，国军之所以不战而走，听说是因爲我方在江阴的要塞司令阵前倒戈了，局势恐将大乱，梁要我尽速处理上面交代的事，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南京和上海也相继失陷了。我心想南昌大概也保不了几天了。
那最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大都留在库房里拣选可用的器械机具，然后再把东西装箱运到铁路局，租了车皮停放妥当，打算请厂里两位想往南走的外地领工杨立勋和黄志立，把这些东西押运到广州。
出外靠朋友
铁路局货运处堆满了政府、机关、公司、行号要托运的东西，要想快一点把交办的东西运到广州，除了让我带去的空白公文发挥作用之外，就是使用我身上带去的两百块袁大头了。
时局固然乱，交通货运等服务多还是会优先配合政府或军队搬迁的需要，只不过这些关卡多由帮会把持，故此我们那时候在外行走，即使是在军中或公家单位服务的人，大都还另外立誓加入清帮或洪帮，或成爲帮朋，因为帮会的力量比起哪个政治党派的都还大得多，必要的关节，有了江湖大哥们帮忙打点，事情比较容易获得解决。而帮会在各党派中有了众多帮朋的相互支援和帮衬，江湖行走也就游刃有馀。
虽然军职在身，不宜在帮，我们那时实际上都已加入洪帮会，但入帮时我们并未经过点香立誓、歃血为盟那般隆重的仪式，只是集合一处简单宣誓（或宣示），顺便取得成爲帮朋弟兄的凭证。当初入帮时是杨厰长带着我们去的，记得我们的帮主是第二十三辈的，姓张，入帮之后得要遵守帮规，帮里的弟兄相见不管认不认识，按规矩都得先用一句暗语来确认身份，然后才能交办所托。
我找到一位洪帮会的大哥，朝他拱了拱手，对他说了我们之间的通关密语：“在家姓林，出外姓潘……”，言明来意后，并交给他一纸盖了官印的公文和二十块大洋，他瞧了一眼，只操了他的上海口音说了句：“閒话一句”，帮忙托运的事就大致搞定。过了几天我陪同押车的杨、黄二人到货运站，亲自监督货运站的工作人员逐一清点并把货装上火车后，将两位领工送上车，就让他们跟着火车，押着几百箱机具和军用品出发去广州了。
直到完成任务的那一刻，我都还有些不能置信，在一片政权即将倾覆的溷乱之中，地下帮会和各党派之间的交结和运作竟然如此顺畅，井然有序的程度不亚于一支纪律严整的军队。
走出货运站，五月的风迎面送来一襟晚照，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觉也抖擞起这浮沉浪里的一抹豪情，赶走悲鬱心情。
翻天覆地一方天 (南昌的最后一日)
五月七日晚，我们住在机场，大致的工作完成，准备回广州了，五月八日黎明时分，听见远处砲声隆隆，想是抚河那边已经有状况发生，我们赶紧起来造饭，吃了早餐，准备出发。同行者中除了广东人吕达清，没有人会开车，他的家眷先后已经都已回到广州，说好了在那儿等他，他便自告奋勇，帮我们开着GM有棚架的大军车，还带了库房里先前准备好的汽油，和宿舍里的几床舖盖仓促上路。
南昌城里一片纷乱，解放军和土共满街吆喝，他们擧着牌子高喊：唾弃南京国民党政府、欢迎人民解放军来到南昌、扰乱金融秩序者杀、破坏公共秩序者杀等等的各式口号……。商店纷纷拉上舖门，行人仓促走避，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南昌离景德镇不远，街上有许多瓷器店，店家们知道共军进城必有一乱，早先就纷纷在店门前用砖头砌起一道牆，以免遭趁火打劫者破坏造成损失。
万分紧张之际，我还很镇静，先去买了一分五月八号的中央日报，爲的是上面载有当天金圆券和银元的折换率，好回去向单位报销。又去了梁库长家里和他握别，他把所有二厰的帐册交待给我，表示他并非投降共产党，因爲家人都在此，不能跟我们一起撤退了。然后我又赶往先前有意跟我去广州的陈克宣家里，问他要不要同行，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匆忙间又反悔不走了。
时间急迫，我们得迅速离开南昌城，跟着前方成千上百的大队车阵慢慢爬行，好不容易上了桥头，政府的守军居然向我们要通行证，我们身上的军装和军用大卡车都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有从南昌撤退的通行证，匆忙间我们只好又调回头到省政府去要通行证。
省政府外面已是一片翻天覆地，集合的哨音咻咻价响，稀落杂遝的留守官兵才正要列队集合，蜂拥而至的人潮已迫不及待地往办公大楼里冲，府内只剩省主席方天一夫当关，只见他亲自坐镇，一边不停地对着前来要通行证的人群喊着，一边不停地朝那些人七手八脚递上来的各式申请表格盖章，嘴里还不断吆喝着：今天要不是我坐镇，你们统统别想走！你们这些人，怎么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最后呢？他嘴裡念念有词的都是十足官腔，只见一个个急着要走的人抢着挤到他跟前，对着他不断地鞠躬哈腰，而更奇怪的是，十万火急之下，所有的人共同缔造了火速的办事效率。
不愿被解放的孤臣孽子
从南昌出来，一过了中正桥，回头看见后面的人已经在拆电话线了，我想我们大概是国民政府最后一批从南昌城撤守的人了。
头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万载，没处住店，睡在车上，听当地人说，南昌当天就沦陷了，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南昌被解放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向西过了湖南浏阳（鞭炮城），到了长沙。我们的车停在旅社门口，那天晚上二厂同事袁福生的妻子意外地出现在旅社门口，她来找我，说袁已经去了台湾，有信来让她先把孩子带回长沙托给娘家人照看，要她无论如何要找到我们的车，跟上撤退的队伍，一起撤退，我问她捨得离开家人和孩子吗？她说再怎麽样也要先设法找到先生，到台湾躲一躲，等时局稳定了再回来接他们。
那时候没几个人想得到一念之差，就是一生一世和亲人生离死别。大部分的人看法都和她一样，以为抗战那麽艰难都撑过来了，毛蒋之间不过是内斗，自家人打自家人，闹不久的。
我想车上本来八九个人，多她一个人也无妨，兵荒马乱的，谁说得准下一步会怎样呢，能与人方便，就尽量帮忙吧。
三天之后，我们离开长沙，沿着粤汉线，沿途跋涉到衡阳、曲江，过湘江莱阳渡时，车要上船过渡，每一趟只能载两辆车，于是又排队等了好几天，一路上所见都是逃难撤退的难民，人群越往南越多，码头车站处处更见和亲人走散的儿童，要不就是哭喊着找孩子的父母，伤兵、尸首更是不计其数，真正是兵荒马乱的场景，这时候任谁都自顾不暇了，只能暗自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小命一条，能平安抵达下一个渡口。
直到我们的汽油快要告罄，车子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处又找了洪帮会帮忙，花了大把银两，总算连人带车上了往广州的火车。那火车虽是货车，可真的是上上下下全爬满了人，每到一站，月台上所见都是蜂拥而上的人潮，就算买了票，能有个容身的缝隙，已经是菩萨成全了。
短短一趟飞行
六月八日狼狈不堪的我们终于到了广州，先前由南昌以火车运来的几百箱器材也已安全抵达广州厂，我依照指示运送到黄埔码头等待撤退。
陪同我前去办事的是运输股的李股长，完事之后，他告诉我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你们要去台湾的，将来就都是孤臣孽子，我们是不去的。这是他替二厂办完的最后一件公事。
顾厂长那时候已经调到台湾，来广州出差就为了撤退从各方运来的撤退物资，空军方面集中在黄埔码头的除了广州厂的器材之外，还有胜利后日本的赔偿物资、贵州大定厰运来的物资都向这裡集中，等船撤退。顾安排好了本要我乘头一班船去台湾，先到清水报到，准备接收这批撤退物资。
顾并从马伯父处转来父母亲已顺利到达台湾的消息，得到家人消息，我想虽然维英还在福州，至少父母手足都可以在台湾团聚了，我也像袁太太一样，算是吃了半个定心丸。
我火速给父亲去信报了平安，请他无论如何设法帮还在福州的维英和五婶母女张罗赴台的船票，另又给维英去了封信，告诉她我及家人的动向已明，福州危在旦夕，一旦父亲那头安排有着落，请她准备同五婶一同赴台避难，也许等战事结束再一同返闽，又把父亲在台的地址也给了她。溷乱中我不知道她是否收到这封信，却一直等不到她的回信。
倒是六月下旬，意外地接到颜振汉的信和照片，这会儿他已经回到北平和他的父母团聚了，他还说自己北归之前曾又回了一趟三家店，想去试试运气，看看自己有没有成为孤臣孽子的命，可他去晚了，南昌已经沦陷，二厂人去楼空，倒是整个厰房内一片狼藉，满地都看见我签过名的公文纸，知道我曾先他一步，把二厂能搬的都搬空了，他眼看做不成孤臣孽子，只好弃明投暗“做贼去也”云云，语气之中仍不改他一贯诙谐又玩世不恭的调调，照片中的他仍着那身老虎皮，头上还斜斜戴着那顶嵌了青天白日党徽的空军军帽，圆边眼镜后面的眼神里，这回却不知怎麽多了几分忧鬱气质，翻到背面，他那熟悉的钢笔字迹写着他的自嘲之语：一付贼相，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摄于北平王府井大街中国商行。
看着他的照片，又想起那些过去曾经在一处共过患难的朋友们，我们曾因一场动荡相遇，如今又因另一场动荡分离，未来可还有相见的一天呢？如果有，多希望已经海晏河清。寥寥寄语云中影，别过山河别友朋，我不觉心中默想：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开始收拾自己的随身之物，十几年战火中漂泊西东，我本就没有贵重之物，如今我所效忠的国家丢失了她整片的国土，我随着她残馀的军队就要撤走地隅，除了这身军装、维英给我的书信、我们交换的婚戒、和过去同亲人朋友的通信和留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呢？
七月初，船期还早，正好空军有一架载运军官眷属的飞机要飞台湾，顾厂长安排袁太太先上飞机，趁便替我也安排了位子。
就这样七月二日，我搭机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之后，飞抵嘉义水上机场。
我以为我就回来，却再也没想到，这一趟短短的飞行，起落之间，竟把我的国家分成两半，也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两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