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中庸之道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相合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相生，对君子提出了内在修为与外在践行相互合一的高要求，成为历代君子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中庸”之“中”，为历代人所重视并不断重新阐释。王夫之认为：“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中，“本训云： 和也。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适与相宜，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酌之以中，所以和顺义理，而苟得其中，自无乖戾也。中为体，和为用，用者即用其体，故中、和一也。东西南北之无倚，上下之皆贯，则居事物之里矣，故又为内也，与外相对。唯在其内，故不偏倚于一方，不偏不倚，必贯其内矣，其义一也。不偏而和，则与事物恰合，故又为当也，‘发而皆中节’，当其节也。俗有‘中用’之语，意正如此。”
子思提出“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指明君子所坚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广大，无穷无尽，而其本体精细隐微，无所不在。其后又引用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为君子，而作为君子需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一思想谱系，值得细致分梳。
（一）自我定位的“素位”意识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说明君子应该怎样得其位，应该居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之事。“素”即得其份安其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的好高骛远之事。
“素富贵”，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还想得到更大的富贵，于是就更加贪婪，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相反，有些富人觉得自己富了而他人还穷，于是心有不安，于是拿出部分钱财去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做了有钱人可以做到的善事。
“素贫贱”，一个人贫穷时，如果天天做黄粱美梦，想发大财发洋财，就没有“行乎贫贱”。人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而是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内伤，受到更多的来自他者的伤害。
“素夷狄”，夷狄指的是边疆边地，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行乎夷狄”，不是去埋怨条件差或地理位置不好，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去做事情，而不能邯郸学步把其他地方的制度照搬过来，那样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
“素患难，行乎患难”，处在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提升自我品质的契机。因为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有人来解救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人生修为背道而驰的。在患难中要重温“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安于患难中的坚守道义的意志和相信未来的自信，通过自我实力提升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造就君子的精神生命魅力。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的上级不要去欺凌下级，因为人在人道主义的光谱上是平等的，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是同质的。在上位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在下位也不攀援巴结讨好上级，虽处下位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乞求别人施舍给自己任何好处，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不要去铤而走险，而是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这里拿射箭来比喻君子为道，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是去怪靶子不好呢，还是应该怪自己射得不好呢？当然应该“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重要价值要求。
《中庸》第十四章强调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中庸》其实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地适应和处置。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二）循序渐进的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的中庸之道就好像行远路，做大事业实现远大的抱负，必须从近处小事做起，只有始于近处才能至于远处，要攀登人类精神思想的高处，就必须从微小事情做起。“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其实说明事物的渐进过程或可持续发展过程。下面用若干例证来阐述这一思想：“《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诗经》说，夫妻情感喜悦和谐，就像鼓琴鼓瑟和弹琴那样声音和美，兄弟情真意切和睦而快乐，能够让家庭充满祥和安宁，让妻子和儿女一起快乐呀！孔子说，如果妻子、兄弟、儿女之间的关系达到和睦相处的境界，呈现出和和乐乐的祥和气氛，那么父母亲是最高兴最开心的！
君子致力于中庸之道绝非好高骛远，更不是一下子挖一座金山银山，而是在日常人伦的当下生活和家庭的安宁快乐之中逐步实现。君子大道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君子应该从自己家庭做起，从中显现出自己和谐和睦的融合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朴素要求。《中庸》提出的“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说明了万事万物的发展总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君子修中庸之道也必须由远及近、由低到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三）敬畏神灵的当代思想启示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鬼神所做的功德是盛大的，而其来去无踪影虚无飘渺，但充塞宇宙之间；体养万物却不能把它抛弃掉，因为它在我们身边。天下的人斋戒时清洁而隆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事祭祀活动，这种庄严肃穆与日常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同。在这特殊的时刻，鬼神洋溢在灵动的气氛里，在祭祀的场所就好像在人们上方盘旋，在人们左右环绕一样。这样，人就体会到，除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外，生命世界中还有天地人神的关系，存在一个超验的维度。人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中心，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主人，不能颐指气使地指挥整个宇宙。相反，在高于人之上，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力量巨大而让人们敬畏的神，充塞宇宙。这双神性的眼睛盯视着我们，使人性污脏显现出来。人们常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正是因为有超越人的天地之“知”，使得人不敢妄自尊大，使得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去膨胀自己的贪心。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神之格思”，神思降临，“不可度思”，神旨降临神妙而不可想象，怎么可以去厌倦它厌恶它呢？在神性光辉之下，人们感受到一种神恩，同时去深刻地反省自己。隐微之事的显现和诚信不可掩盖竟然如此相关。诚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人额头上没写着字，不知道他是欺骗还是忠诚。但是天地之间有了神的维度，就使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使人不敢过分地贪婪，不敢心怀侥幸去做那些害人害己之事。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中有了神性的维度，人就不仅得以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中庸之道，还可能从天地人神的关系中去获得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使人在天地之间具有谦卑和谐的心态。
肉体的生命终会死亡，而精神生命可以永恒。“死而不亡者，方为寿”。那些肉体死亡了而精神还存在的君子，才是真正的长寿之人。今天，科技理性告诉人们没有神鬼，人也不再相信鬼神，很多人变得越来越自信狂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变得过分张狂，甚至有人达到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的境地。虽然古代引进的“神格”这个维度有唯心因素，但是我们在批判这种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如果人就是宇宙的唯一中心，那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人就更应该深刻反思并制约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广大无边的超验神性的眼睛盯着我们，那人们岂不是可以更多地有一种畏敬虔敬和自我约束吗？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知其所是，而不应茫然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四）大德受命的中庸功效
《中庸》第十六章借孔子对鬼神的比喻再次重申道无所不在的论断。孔子又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孔子说，虞舜真是一个大孝顺的人啊！德行，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贵成了天之子——领导四方的最高的首领，四方诸侯国都是他的领地，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孙后代继承他的伟业。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四个“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无私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滚滚红尘中，声名必然如雷贯耳；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贪心获得；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俸禄；必然快乐而健康长寿。天下万物必根据他的资质才华而去加以培养，应该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应该铲除。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只要你努力而尽到了诚心并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诗经》说，嘉美和乐的圣人君子，显明昭著的就是其美德，善于安民，善于用人，受禄于天是一种享受天赐的大福禄。上天保佑为王命，从天而降，加以赐予。所以拥有大道的人，必定承受天命。
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强词夺理，不要铤而走险。就古代认识论而言，自然之道是“损有余而奉不足”，人类之道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损不足而奉有余会让富的更富而穷的更穷，由于社会的不公平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必然使人产生贪婪之心凶恶之心。于是，社会争端由此而生，善良美德被愚蠢取代，变成了不思进取的保守，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战争而永无宁日。因此，人要守其德守其位，有其位就要守其实，如果不在自我所希望的位置上，就要静心于现状等待新机，而不能心慌气急铤而走险。
《中庸》告诉我们，每个人应该顺应自然并感恩天地。人们看到太阳升起来而万物生长，说明自然不辜负任何有为的生命。但如果人一意孤行则“倾者覆之”，就是说如果有人生出祸心、是非之心以及战争的恶魔之心，自然一定会倾覆他、颠覆他。尽管这有浓厚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因果报应的意味，但如果从社会现实角度理解，今天也应该奖赏鼓励美好的品德，批评遏制那些不好的恶性，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扶正气压邪气。
由此可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急功近利。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做起，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中庸》这几章主要谈论了如何达到君子之道，指出修中庸之道犹如登高行远，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同时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方可达到。随后，又以鬼神为比喻，说明了君子之道既盛大又隐微，客观存在于人的周围。最后以虞舜之大德受命于天为例，阐发了君子之道的功效，告诫人们要坚守中庸并一以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