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们”都到哪里去了
哪个时代都需要一些机灵的插科打诨的“怪才”,但一般来讲,这样的“怪才”不躺能成为一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主流,更别说成为一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但韩寒做到了。这显然不是因为韩寒的个人有多伟大,而是这个时代出了点问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们”都到哪里去了?
按照常理,承担启蒙重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学院派应该是主流,因为他们能最先突破信息和理论的封闭,在理论和知识上都具有优势。但自打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院派集体衰落了。发生了什么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公众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多复杂的理论和多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我们来看看三十年来思想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还在于思想层面的欠缺,也就是说,经过了长时间的混乱,整个知识和思想资源极其匮乏,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在于与一些错误的思想作战。一旦人们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一定会照着对的方向去做。因为在改革初期,来自于利益层面的阻力很小。
在这个背景下,启蒙的主要需求就是知识,因此,从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学院知识分子英雄辈出。至今活跃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冒出头来的。
在那十几年里,启蒙的几条主线都在几个学术领域里推进,有对当代史的研究与反思,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批判,还有对西方经典及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从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你可以看到研究与思考越来越深入,学理上的探讨越来越精致和专业。
开始是一批老先生带着刚冒出头的青年一辈从普及常识入手,从极其有限的学术资源来阐释启蒙,李慎之、王元化等老先生带着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界们开始了破冰之旅。到90年代初,一批学术训练更加健全的新锐逐渐成长起来,学问和思想都越来越成熟。将早期的《走向未来丛书》的那批参与者与后来留学归国的刘小枫等人所做的学问与思考作个对比,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一个进步的轨迹。学者们的西学越来越好,看问题也越来越深入。
在90年代中期,新三界一代挑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大梁,刘小枫、秦晖、徐友渔、贺卫方、朱学勤等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活跃人物。而他们的70后学生辈,继续学术思想推进的势头本来毫无悬念,因为他们有着比新三界们更健全的学术训练,外语功底也更扎实,很多人更是直接从国外学成归来。
但这批70后的学院派,却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今天还活跃着的体制内学院派,依然是秦晖等老面孔。这是为何?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阻力已经不再是思想和知识的问题,利益成了前进的主要障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出于利益,就是改不动。随着矛盾与问题的积累,中国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能看懂,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来指导了,启蒙事业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需求逐渐降低。
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高校的体制问题,糟糕的学术环境和待遇,使得很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做学术研究。加上高校内体制的巨大束缚,也使得70后、80后的学院派很难有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冒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近几年活跃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半都是脱离体制生存的,比如陈丹青、艾未未,还有韩寒。他们都不靠体制内的资源生活。身自由了,心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