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变成表达程序和话语元素

当思想变成表达程序和话语元素
时代周报：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有一句话：“在知识阶层中，潇洒的倒逆语的运用者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感，或轻易地与苟同于民众生活实感的大众传媒结成奇妙的联盟，以致使得进步知识分子陷入两者夹攻的孤立状态。”这是不是可以描述韩寒在我们时代话语中的状况?
李公明：对，我觉得目前关于这种话语的创作的方式，也的确是有一种迷惑。因为韩寒的话语不仅仅是调侃、讽刺、轻松，它还包含有一种心态，即对于新的词汇的发明欲望，发明一个新的表述方式，使它变得流行。
其实，这最早是从春晚现象延伸开来的。每一年的春晚都会有那么几句话或几个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流传，成为生活的用语。现在网络语言、韩寒语言体系里面也是这样，这种语言现象不能简单地说它好还是不好。它们被流传，是因为其概括性、生动性，但是这种现象如果过度地泛滥则可能会导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消费的意义上去耗费它的真实含义。比方说，人们会竞相发明一些这样的话语概念。当然这种发明的背后是某些公共事件、公共行为，其真正的创作者来自于某些公共机构，特别是权力机构的一些不得当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热衷发明和消费，毕竟会与严肃的、朴素的思想渐行渐远，会产生一种过于花巧的作用，也就是陷入一种语言的狂欢。在宣泄过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思考仍然可能是非常肤浅的，对现实的改变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语言的狂欢这个层面上，可能我们已经满足了，已经用去了我们的很多精力。
时代周报：我也有这种感受，很多的写手，包括微博上的一些表达和流行的段子，往往利用语词本身的逻辑和张力，惯于巧妙地说巧话，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关怀在这样的巧智中却丢失了。
李公明：而且这样一种话语方式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培养写作的人、思考的人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可能会启发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感觉到进入任何一个问题领域，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研究，而是掌握一套可以万能应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在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社会评论里面，看到很多的写手掌握了某种语言的表达程序和元素之后，就变得什么都可以去谈论。如果真的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作用，我觉得它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时代周报： 丸山真男接着指出，“但这种‘反叛’的姿态，往往发挥着顺应现实的功能”，你怎么来理解这种说法?
李公明：这种说法可能会让反叛者感到不太舒服和服气，但是作为反叛者，我们不能回避这种质疑。所谓“顺应现实的功能”是有多种层面含义的，并不仅仅指在价值观念上顺应现实权力，同时也可以指语言本身对现实的适应。例如它所俘虏的受众，人们会感觉和满足于它的过瘾，它的宣泄功能，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对于它所真正要反对的那种话语体系宰制下的那个群体来讲，它一方面有其锋利的一面，但同时由于它的不断地生产、不断地复制、不断增添着娱乐的性质，反而会让那部分群体觉得这种语言其实并不真正具有威胁性，就像麻药一样，可以不断地麻痹双方的感受。
时代周报：“思想浸泡在噪音当中”，现在各种话语的狂欢，会不会妨碍我们进入一个更为缜密的理性世界?
李公明：当然，因为话语的这种狂欢现象，与我们所欣赏的非常细密地、真实地、朴素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的语言状况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一个时代的话语现象肯定不是孤立的，它与这个时代的生活、人们的欲望冲动、不断受影响的价值观念都有很内在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去看待这种现象，是需要作出很清醒的估计的问题。
其实，我反复表达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就是，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荒谬性;对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关键是不要去追逐某一种潮流。你应该去了解、也可以去欣赏，但是如果不是经过写作者本人的真正思考，而是纯粹为了加入某一种有光彩的语言风景中去，那对于思考者、写作者而言，可能会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甚至是一种悲剧。
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许多的喜剧，嬉笑怒骂或者说语言的不正经等等，这实际上是对那样一个统治时代的反抗。那么，这样的一个语言时代是不是很快就会过去呢?我想我们很难作出怎样的一种预测。它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与大众的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思想性力量与严肃表述的力量在未来社会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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