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反动学生帽子的岁月于我就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夜路。
那是一段黑暗、无光、无风、 无星的夜途， 胸中感觉不到一点温热，也看不到任何希望。心灵的窒息，并不完全来自生话的艰难，而更来自同类同族的欺压。
到了国外，我经过了又一次的人文和道德的冲击和震撼，潜移默化中，慢慢完成了人生，思想和道德观的第二次彻悟。回首望去，那段苦痛的经历已离我愈来愈远了。但是中国的回忆，于我也不全然是不诚实、凌强欺弱、道德和信仰的丧尽，甚至我戴着反动学生帽子，在社会上乞讨生存的时候，我依然也有过一些凡人和凡事的感动。在广袤无边的夜茫茫之中，那些平凡人和平凡事也许只像在荒野上飘荡的的一丝丝依稀可辨的萤火，它是那么微弱，那么纤细。但是正是这一点点弱如茧丝的微火，使我维絷着对这个民族的眷念，维絷着我对这个民族的希望。
下面要述说的就是几段珍藏着心扉，我经常记起的回忆断片。我将它们写出来，与对这个民族有着和我同样寒心和失望的同胞共勉。
农场只有一个理发室，理发室中只有一个理发师傅，他就是熊师傅。熊师傅山东人，三十多岁，每逢农场有表演会，他的山东快书是必演的节目。老实说，除了竹板打得不错外，他的山东快书毫无吸引人之处。虽然熊师傅很想引大家笑起来，可是确实没有什么人被他逗得笑起来。传说熊师傅会武功，这一点可信，熊师傅虎背熊腰，一看内功了得。有一次我去理发，熊师傅正给一个工人理发，他们有说有笑，谈着农场的逸事，对我进去似乎全然不察。我就无声无息地走到房间的角落里，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待。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工人，他一进来就和熊师傅打招呼，然后坐在离理发椅很近的凳子上，和熊师傅，加上那个正在理发的工人三个人，愈聊愈热乎。他们似乎都熟悉得很，谁也没有觉察这个房间中还有一个人的存在。过了一会儿，那个工人理完了，下了椅子，熊师傅领着他去前薹结帐，后来的工人就自然坐到理发椅上去了，嘴里还在和熊师傅聊天。熊师傅结完帐，回到理发椅边，停止了聊天，做了一个武术中请理发椅上的工人下来的动作，那个工人茫然的望着熊师傅，不知什么意思。熊师傅更坚决的又做了一下请他下来的动作，这下那个工人明白了，脸涨得通红，尴尬地从理发椅子站起来，回到原来的登子上。然后熊师傅将头转向角落里默默坐着的我， 和善的看着我，用手背轻轻敲打着理发椅子的靠背，我眼睛模糊地走上理发椅子。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是人。尽管中国的法律和政党已经取消了我做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熊师傅和有些工人的眼睛中，我还存在，我也是人。只是他们不用语言表达出来。
初到农场时候，正是冬未，工人们都不下地，除了所谓的积肥没有农活。工人都在暖洋洋的干打垒里冬训和忆苦思甜，我和难友，老鲍和李家富被打发出去积肥。茫茫风雪，荒原野地，有什么肥可积。我们在昏天黑地中转来转去，绕过一栋栋工人的住宅，冻得浑身发抖。一个黄昏，风雪迷蒙，我们正在转着的时候，突然不远处一个干打垒的门开了。房子中一般白乎乎的暖气冲了出来，即刻之间就弥漫开来，形成了一小片像是白云浮翩的仙境。接着一个穿着白毛衣，黑裤子的倩影从们里走了出来，她弯下腰来在门前用小撬锄了几下，又进门去了。老鲍惊呼了起来，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老鲍的惊奇是不奇怪的，相对我们穿着笨重的厚棉袜和戴着巨大的狗皮帽，和看到的人也都是穿着同样笨重的厚棉袜和戴着巨大的狗皮帽的的关外大汉和粗壮女眷， 这个看来只有我们四分之一，胸腰臀部都分得清清楚楚的细影，确实不应该属于这个地方和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和她与众不同地扎成一根粗大的辫子的黑发。
后来老鲍和李家富调到一队去了。我体弱力微，加上刚经过残酷的毕业集训逼供和斗争，神志变得浑浑噩噩，不会干体力活的资质，以十倍的明显体现出来了。队部在对我愤怒、失望和伤心之余，常常将我打发到家属队里去，与工人的家眷一起积肥。我照理是抡镐头，刨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土地，家眷们用铁锹将刨下的土块堆集起来。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女子，从她的身材，我一眼就断定她就是那个我与难友在风雪中看到的背影。这次我看清了正面，她的皮肤白皙，脸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如果放在电影银幕，给人的印象不应是大家闺秀小姐，她比小姐成熟深沉，也不应是名人军官的姨太太，她比姨太太稳重大气。确实一个这样的女子混在工人的家眷中，就像一颗名贵的兰花被插在很多草原上的野花之间。另外我还奇怪，为什么在家属队中以前没有看到她？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农机厂的工人，一个看起来不起眼，与她非常不相衬的男人。那一天，机厂家属队临时调到我们这里积肥，所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与她一起工作。
我正好与她和另外两个工人家眷分在一个小组里，根据不言自明的规矩，我仍是抡镐刨冻土，家属们就用铁锹堆积我刨下的冻土。抡镐是非常累的活，按照我当时的体力抡几下就满头大汗了，而地下刨下的冻土只有拳头大的那么几小块。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我不断的在刨，家属们无事可做，就在那里闲聊天。但是这个女子不太参与她们的聊天，而是很专注的看着我抡镐，只要有二三块冻土下来了，她就说应该铲了。然后在那里，像绣花细雕一样慢慢地在地上用铁锹比划着，直到最后一点细屑都铲得干干净净时，才说可以刨了。有了这么长的休整时间，我再去抡镐就好多了。但是挡不住时间长，快到下班时，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已经不是抡镐，而是努力将镐举起来，再放下去。镐在地下反弹起来， 一点土屑也没有下来，她终于停止我了，说可以铲了，然后她用铁锹在光秃秃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地上，慢慢的认真地铲着，铲着，我的眼睛不由控制的模糊了。
在那次一起的工作中，她没有单独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也没有问个她一句话。事实是在那种境遇下，无言的深沉要远远胜过能够说出来的语言的苍白。我的情况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而她，这样一个女子，为什么不去嫁一个高官， 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像那个时代盛行的夫贵妻荣，然后像江青和叶群等等一样去唤风呼雨，去搅海煮天，而是甘愿厮守在荒山野岭，一个粗俗无奇的丈夫旁边，远远躲在那个荒谬残忍的大时代之外，默默无闻的了却一生等等，所有这些疑问，有时候，没有答案比有答案，可能更令人感到隽永。
最后，我忘了说了，她有一个非常俗气，和她非常不相配的名字，叫做黄彩花，我非常相信，这是她混迹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名字。而当她来到这个世界时，她的父母给她的名字，被她深深的埋在心里了。
几年后，我被调去看场院，每天午夜，都可以去食堂吃一顿夜班饭。我最高兴的是碰上黄茂春师傅在食堂值班，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看到我都退避三舍，或视而不见，黄茂春却不同，他一看到我就热情的招呼我：“一家子来了”。不管什么场合，周围有没有人，他都大声亲切的叫我一家子。在那个缺乏人情的时代，这样的称呼，对于我这样一个被人鄙夷的反动学生，心里的温暖不言而喻。有一天我去食堂吃饭，只有黄茂春师傅一个人在那里，他照常热情的招呼我：“一家子来了”。奇怪的是他不像平时那样忙着做起饭来，却和我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过了抽一根烟的时间，黄茂春说看来不会有人来了，我们开始做饭。 他说着从食堂的后门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块猪肉。我非常惊异，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不会想到，这个猪肉和我有什么关系。农场要吃肉是很不容易的，除了过年过节才杀猪。那时没有冰箱，无法保存猪肉，黄茂春拿回来的这块猪肉一定是吊在很深的水井里，精心照料才能留下的。要以价值来论，这块猪肉的价钱就不知有多贵了。黄茂春从这块猪肉切下一小块来，拿着剩下的猪肉又从后门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当黄茂春将留下的猪肉切成一条条细细的肉丝，又切了一些白菜，准备下锅炒时，我在想，一会儿一定有什么干部来吃饭。等到菜炒好了，黄茂春将它盛在盘子中，说可以吃了。我说，他怎么还不来，黄茂春说，谁，我说那个来吃饭的人，黄茂春笑了起来，没有人，这是给你做的。我的眼睛一下模糊了，黄茂春自己并没有吃，我吃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地看着我吃，没有说一句话。我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不能谢谢他，更没有问为什么？ 我再次又感到了那个境界，语言在这个时候只能亵黩了那个气氛。
1972 年我调出了农场，被分配到大庆钻井研究所工作。那个时候，大庆钻井研究所在胜利村，离钻井指挥部有四五十里路。 钻井研究所是一排长条的红砖房，在大庆这是很阔气了，因为连大庆的局指挥部都是用泥打的干打垒。当然也有人说，大庆局指挥部是砖房，为了保存大庆的艰苦奋斗精神，在砖房外面涂了一层泥，我不能证实这个说法的真伪，但是以我对大庆领导思维方式的理解，如果这样做，我也不会奇怪。
在我们钻井研究所的左前方，孤孤零零有几栋工人住的干打垒，我听一个原来在农场时同队的知识青年告诉我，他们的队长王志华就住在其中一间。
我脑子中浮起王志华的形象，一个和善稳重的青年人。他是大庆安达一中上山下乡到农场四队的队长，他们在农场工作了三到四年后，都陆续被调回大庆油田。即便在文化革命的风暴中，安达一中的学生都对我以礼相待，王志华也是这样，只是可能由于他的职务的缘故，总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王志华似乎比其它学生要稍大一些，他已经有了未婚妻。未婚妻在大庆炼油厂工作，每年都到农场来看王志华多次。我从来没有与她说过话，但是从她远远看着我的目光中，能够隐约感到惋惜，甚至同情。
一个周未，我去王志华家里拜访。 王志华的未婚妻看到我先是一楞，但是很快就反映过来了，显得由衷的高兴。她怀里抱着孩子，显然他们已经结婚了。她说王志华上班去了(采油工的工作时间是非常不符合常规的)，他要是知道你调到大庆来了，来看他，不知会多高兴哩，她还说他们夫妻之间常常谈起我。我说我改个时间再来吧，但是她说不行，王志华要是知道我来了，连坐都没有坐就走了，肯定要怪她的。我看到她真诚的想留我片刻，不忍辜负她的盛意，就坐下了。然后她说给我吃些什么呢？其实与其是问我，不如说在问自己。我说我刚吃过饭，千万不要麻烦，可是她像没有听到一样，她是在努力地想，突然她想到了，非常高兴，鸡蛋，鸡蛋，我你煮鸡蛋。说着就到篮子中，取出一个鸡蛋。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那个日子里，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庆工人，物资生活是非常窘迫的，鸡蛋就更珍贵了。市场上是买不到鸡蛋的，妇女生孩子，凭准生证，可以买十斤鸡蛋。但是这种凭证供应的鸡蛋，商店里也大部分时间缺货。她点起了火，将鸡蛋放在锅里，从水缸中舀了一杯水加在锅里，将锅放到炉子上。 一会儿水就沸腾了，她将火减小了一些，又等了几分钟，将火关了。她从水缸中舀了一杯凉水，倒在一个小碗中，然后将锅里的鸡蛋舀到小碗中，又另外拿了一个小碗， 再将盛鸡蛋碗里的水，倒到空碗中，又从空碗倒回去。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她说差不多了，就将鸡蛋的壳打破了，去掉了壳，放在一个碗中，郑重其事的端给了我。鸡蛋里面的蛋黄烧到恰到好处，也就是说，刚脱离了流体状态，但又没有成固态。我知道我吃的这是我一生情意中最沉重的蛋，我将终身忘不掉这个鸡蛋，我又体验到那个状态，说不出谢谢来，我只感到语言的笨拙，任何语言在她至诚和纯洁的感情的前面是一种亵黩。
今天当我回首这些往事时，那个曾经使我彷徨，恐怖、战栗的，浓烟烈焰，狂风呼啸，树倒草枯的原野和时代已经死掉了，死得一片死寂。那些所谓的政治信念、感情、理想，所谓的战友感情、献身的狂热，它们今在何方呢？ 它们消失得无迹可寻了。在今天它的匿声消迹中，有谁相信何曾一时，它是那么霸道，那么嚣张，那么不可一世，它挤压、压迫得人类的一切正常人性，感情像游离的萤火、鬼火、遴火，在它的烈焰、狂飙下飘零、躲藏。 今天当那个大时代的主旋律已经死亡得再无声息，当事人都在悄悄地与它摆脱关系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一片光秃，一片死寂的土地上，曾经飘零在那个黑黝黝的原野上的萤火、鬼火、遴火又到哪里去了呢？
突然我抬头望见了肃穆的天空，在那庄严的黑幕之上，远处的星星正在静谧地闪烁。它们仿佛在对我说，我们在这里。
是的，它们在我的记忆的天空中化成了远处的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