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其实如果冷静地看待富士康的问题，这个公司显然不是属于那种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的旧式血汗工厂。富士康作为高科技的OEM，本身利润率被下家压得比较厉害，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深圳的高生活成本导致员工收入的实际降低，对在沿海运作的代工企业的成本压力确实比较大。
因此富士康这种企业，象中国内陆转移，是必然趋势。其实富士康在重庆和惠普合作的产业基地，已经在5月20日开张，目标是最终达到10万人的员工规模。看来郭台铭也看出来转移是不可不为。
当然真正富士康应该，也能够做到的，就是必须改革目前的缺乏人性关怀的半军事化管理机制，切实落实对员工应尽的责任。
中国沿海企业向内地的转移，主要是在于代工为手段的加工产业。沿海则必须开始走向以自己品牌为基础的OBM，才可以应付成本和生活费用的上涨。
而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国才可以真正扭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渐行渐远，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整个国家出现社会撕裂的现象。
再加上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权威被削弱，地方势力，尤其是沿海某些地区，持洋自重，靠着中国几块海外飞地的支持，直接和中央权威叫板，企图让中国沿着这条拉美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这个局面不由得让俺想起在1980年代末的事情。那个时候，在中国政界，酝酿着一个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大行动计划，就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实现以外来材料、外来技术和外来市场为主，以中国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配合的三来一补模式，将中国的沿海地区，加入到世界产业分工的国际大循环。
而当时俺是少数的几个人，在支持这个方案的同时，也提醒了这个计划会带来中国东西部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如果这个计划，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能做到解决这个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那么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国家可不可以保持政治统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时俺最大的忧虑，就是中国在沿海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副作用—就是官僚腐败和地方坐大，会不会因为这些势力的阻碍，而导致东西部均衡发展的政策转向无法启动？
官僚腐败导致的不关是政府和执政党的信用在人民中降低，更大的危机，是政府体系受到腐蚀，从而导致政府行政和执行能力的下降。任何政府政策，如果不能为中下层官吏们带来好处，那么这些政策，就变成了泥牛入海。
地方坐大，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的行业，事实上为中国的农民工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了外来商人，通过投资和本地官僚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要改变这个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在两个方面受到制衡。
第一个就是羽翼丰满的外来商人，威胁中央政府，如果任何伤害他们利益的政策出现，比如说新劳动法的推行等等，他们就把工厂搬到越南等国家，让中国面临大量失业农民工问题。当然这种说法，是以成本太高，丧失国际竞争力等等借口来说的。
第二个就是在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虽然中央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利港政策，但是人家吃了糖果，并没有感激之心。任何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的导向政策，都会被以香港的社会稳定作为博弈的筹码。而在香港，中央政府又要提防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有一定民意为基础的反对团体，以推翻大陆内部现有制度作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目标，因此也不敢在没有彻底建立香港稳定力量的情况下，和这些势力硬撼。
这个局面终于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破局。就是靠过去那种外贸加工为基础的路子，算是穷途末路了。为了自己的生存，这些外来商人，不得不要么在沿海搞升级换代，要么把现有模式向内地转移。
而香港的局面，则因为中央的应对得体，导致大部分香港居民，比较认可中央政府的温和和渐进的政策，形成了反对团体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而未来香港在经济转型上，对人民币贸易的倚重，导致了中央的掌控力大大增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视香港新生代发展机会被人为压缩这个深层次矛盾，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以地产商为主要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在香港社会势力过大，导致他们过度私肥，在香港分配大饼中独食，但却让香港新一代，被有心人士误导，把中央政府当成替罪羔羊，为这些自私自利的商官集团背黑锅。
中央政府如何做到，继续边缘化极端反对派势力，尤其是那些逢中必反，和后面与外国势力有不清不楚关系的人士，但打破政治僵局，和反对派势力中的温和派人士，尤其是没有个人恩怨的新生代，展开政治对话和协商，应该可以化解当前香港的乱局。而同时另一手，必须打击通过官商勾结，在香港坐大的地产商势力，令香港社会发展更加均衡。
当然中央政府自己在西部实行的政策，也过于短视。由于在当前的智囊机构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并不透彻，尤其是对清朝从康熙、雍正和乾隆时代，对西部经营的历史不是很明了，而且在1980年代之后的西部各类政策，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行的政策，有很大的弊端。
在1990年代后，西部政策有了一些调整，但是流于过于简单化。在新疆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剿字。反而在西藏的政策，过于偏于单一的抚字。而这种单一政策的结果，最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反思。可是说是，如果做不到审时度势，那就是宽严皆误。
虽然中央政府在后来，就是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意识到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还是立足于开发西部的能源资源，来满足东部经济运作的需要。
因此一个新的西部发展政策，就是现在以新疆工作会议出台为标志的转变，将会为中国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要真正明白这个大局，必须回到中国从汉朝、唐朝到清朝，对西部的经营历史。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明白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