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
李庆霖给毛主席信的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
毛给李庆霖复信原文：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多方反映无结果 斗胆上书毛主席
李庆霖为何要斗胆上书毛主席呢？起因是这样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情又沉重起来。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是谁改变了知青命运----李庆霖的沉浮人生[2]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主任宋老先生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他拼着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变成了风云人物，公然坐在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
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