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刘文彩，字星廷，是川西地区集官僚、军阀、恶霸、地主于一身的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他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家墩子，因其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 目录[隐藏]人物简述收租院介绍刘文彩水牢真相对刘文采的另一种解读有关故事[编辑本段]人物简述 刘文彩（1887年－1949年10月17日），中国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大地主。“西南王”、起义将领刘文辉之兄。其地主庄园（安仁刘氏庄园）至今保存完好，并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在改革开放后多倾向于认为，刘文彩在当地事实上发展了西康地区经济，并为西康的初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康省在刘文彩发达的时期受到了大额捐助，是西康至今为止发展最快的时期。文革时期对刘文彩的宣传大都为夸大以符合当时政治宣传之说。 刘文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刘家墩子。1921年，其弟刘文辉当川军旅长，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仅叙府一地开征的项目就有四十四种之多，什么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等等，无奇不有。从乐山到叙府一百余公里就有强收护商税的关卡三十余处。他强迫农民种罂粟，继而收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捐，对不种罂粟的农民，就收懒税，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1927年，刘文彩派兵捕杀了屏山县领导六千农民抗烟厘捐的农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徐经邦；1928年3月，刘文彩派军警特务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并镇压了他们领导的抗捐暴动，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镇压了川南工农革命军，杀害革命军领导和战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五名党的领导干部残遭其枪杀。 1931年夏，刘文辉与刘湘叔侄为争霸四川，矛盾日趋恶化，刘文彩派刺客去重庆暗杀刘湘未遂，更激起刘湘对刘文辉、刘文彩的愤恨。11月24日，刘湘派飞机轰炸宜宾，刘文彩仓皇逃命，出逃前，他用勒索军费的命令，仅两天就在宜宾城内收刮二十万银元，连同他过去掠夺的金银财宝，共装了四千五百余个大木箱，用二十只船运回大邑家中。1933年夏，“二刘”战争以刘文辉败退雅安而结束，刘文彩脱离军政界回老家安仁镇，他用盖有关防的空白官契在华阳、新繁、温江、崇庆、大邑、双流、邛崃等七县，采取霸占民田、买“飞田”、吃“心心田”、买“官田”等手段，豪夺田产一万二千余亩，还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碾子10座、公馆29个，家藏大量金银珠宝。从此，他开始过起了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农民租种他的一亩田，先要交二斗黄谷作押金，由于通货膨胀，押金往往贬值，他便采取夺田另佃或换订新约的办法要佃户重交押金；他还特制量斗，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在农民交租、购借粮时进行盘剥。刘文彩妻妾成群，还强奸女青年多人。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镇家的有六个，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妈、丫头、雇工就有六七十个，这些人饱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刘文彩豢养了一连的武装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滥杀，就连自己的亲戚、刘文辉夫人的族侄杨炳元，也因醉酒后对他评头论足，而被他派人枪杀于雅安闹市。为了扩张势力，刘文彩于1941年建立了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各地的袍哥大爷、恶霸地主、土匪头子趋炎附势，在他的卵翼下为非作歹。 从1947年7月开始，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蒋军节节败退，解放军已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这时，早已联共反蒋的川军将领刘文辉，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立场。而刘文彩这个土豪恶霸却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残杀共产党人和残酷剥削、镇压人民群众的罪恶历史，改恶从善，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在大邑一带称王称霸，与共产党人作对。刘文彩曾企图利用肖汝霖组织的大邑青年会来与陈少夔争霸，当发觉不能驾驭时，就断了对青年会的支持。后来，刘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装拿走了他的武器，并在宝兴县山区击溃了他所豢养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队伍，便开始预谋对地下武装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 1949-10月，病危回安仁镇途中，在双流县地界病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中国旧时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已经作古的刘文彩可谓出尽了风头。据人讲：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恶霸大地主，住在豪华的地主庄园里，过着骄奢淫逸的腐败日子。他残酷剥削当地农民，搞得乡邻家破人亡。印象最深的是刘家的水牢，不知害死了多少劳苦大众；还有就是刘文彩六十多岁了，强迫青年妇女给他喝人奶…… 总之，刘文彩可谓罪行累累，欠下了很多血债。事实上，1949年刘文彩就去世了。解放后，刘家的财产全部充公，生产资料全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在大跃进时期，刘文彩的坟墓被铲平，尸骨丢在野外，连棺材也被一个孤寡老人利用起来，成了别人的葬身之所。刘文彩的地主庄园由当地政府利用起来，成了“大邑刘氏地主庄园博物馆”，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向世人开放。在人们眼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历史有时爱开点玩笑，事实胜于雄辩，刘文彩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喜剧性人物。历史内篡改了！[编辑本段]收租院介绍 正值夏季，我们冒雨来到刘氏地主庄园参观。门票50元，包含老公馆，民俗馆，珍品雕刻馆和刘氏祖居四个景点。大邑安仁，在近代四川历史上，注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相继出生在这里，而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兄弟，刘湘是二者的侄子。感谢文革将刘氏地主庄园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标本保留下来，不然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探寻几十年前的川西民居，安仁镇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响当当的旅游景点。 刘氏祖居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前院是一个晒坝，两边栽着一些农村常见的花草。里边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的布局，房子也并不高大，连殷实人家也算不了。刘文彩父母的寝室，堂屋，佛堂，灶房都还按原样保留着，特别是灶房，就跟我老家的一模一样。灶房前后开门，靠前门排着几口柴灶，锅也在，锅里有些积水，像是上顿饭吃过后没有用抹布把锅擦干。灶口放着一根又宽又矮的长凳子，那是烧火人的座位。要是从房顶的檩子上再吊下来一个陶制茶壶，悬在灶口上，那就更符合解放前农村的生活场景了。 老公馆就大不一样了，这是刘文彩花巨资陆陆续续修建起来的。刘文彩通过兄弟刘文辉的关系，在叙府做投机生意，担任烟酒专卖局局长，同时兼任十几个公职，挣到了大笔钱财。他最后回到大邑安仁镇，投资土地，据1949年香港某报统计，在四川的大地主中，刘文彩排名第33位，共有8091亩土地。土地多了，肯定要请长工，刘家的长工每天吃饭时都有四五桌，也就是40人左右。长工们一个月打两次牙祭，生活还过得去。农民种刘家的田，当然要交租，数量大概是收成的一半。遇上收成不好，农民还可找刘文彩协商，可以缓交，也可以让点 。农民去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这些信息，都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当事人得来的，我相信凤凰人一定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做这期节目。 可是这些信息，和老公馆所表现出来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泥塑群像《收租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收租院》 受到极高的评价，受到各级媒体的关注，甚至到国外展出过。《收租院》泥塑与音像制品让一代中国人为之流泪，艺术作品营造的氛围让任何人站在它面前也会忘记怀疑。据“地主庄园博物馆”老馆长介绍，《收租院》作品公开展出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每天需要排四路纵队买门票。在泥塑群像前，游客打堆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每天闭馆后都要捡到许多双鞋子，这种场面当然是文革时候。 〈〈收租院〉〉的创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收集地主剥削农民的文字材料，确定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几个片段，接着请县川剧团排演，定格动作，制成照片，然后请农民模特实地做动作，最后由美工人员制成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作品。从创作过程看，体现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作品生动形象的表现了旧中国农民饱受的苦难和地主及其走狗的穷凶极恶，让人看后义愤填膺。 最离奇的当然是地主庄园中的水牢了，遇上交不起租的农民，刘文彩就会把他们关在水牢里。水牢里的水齐腰深，身体壮实的农民在水牢里关押几天，不死也要脱层皮，简直是人间地狱。谁坐过刘家水牢呢？只有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她说自己因为欠刘文彩5斗2升租子，坐了9天水牢。至于具体时间嘛，一会儿是1937年，一会儿是1943年。在文革中，冷月英成了红人，专门做忆苦思甜报告，到1977年，作报告1000场，听众达到1百万人次以上。 可是真实的水牢是不存在的，那是政治宣传的需要。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传说中的水牢前，这是一个地下室，黑幽幽的，两扇门板足有六厘米厚。我使劲地一推厚实的板门，吱呀一声，板门缓缓地呻吟着开了，那声音似乎在诉说着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水牢实际是刘文彩储存鸦片的地方，上下两层，上层放烟土，下层常年蓄水，目的是保持烟土的湿润。 1988年，“地主庄园博物馆”经过权衡利弊，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摘掉了水牢的牌子。可是在中国一代老百姓的脑海中，刘文彩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再也抹不掉了。 刘文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问自己。他是一个大地主，拥有近万亩土地，有五个老婆。可是他又被称为“刘大善人”。他告诫人们：什么三民主义，不如多学三门手艺。他在安仁镇上修街道，修铺面〈前面商铺，后面住家），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从而活跃了安仁镇的商业活动；他出资修建“文彩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在修学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监督，检查质量。他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 刘文彩就是这样一个恪守中国传统的乡村士绅，乐善好施，造福乡邻。虽然他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些血腥，但是他还不至于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恶霸大地主。刘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就更不用说了，刘湘是抗日名将，病死在抗战途中；刘文辉解放前率部起义，直接打乱了蒋介石以四川为基地，进行反攻的布局，其人建国后官至林业部长。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编辑本段]刘文彩水牢真相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在庄园的廊房里，布展着闻名全国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艺术再现了残酷剥削当地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我向讲解员问起 “水牢”的事，讲解员带我们走到一处像仓库的地方。她说，这儿就是当年被宣传为“水牢”的地方。实际上不是“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只是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马成广/文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的问世又为在意识形态色彩中着了重笔的一个典型人物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读了此书，当年当局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浓墨重彩逐渐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编造，而到处现身说法忆苦的冷妈妈，不过是当时按着当局需要的脚本能进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个好演员。收租院也是脱离了事实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层层演绎，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参加编导，完全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集体创作出的作品。至此，人们得以明白，6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罪恶的地主阶级代表刘文彩，不过是当时意识形态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个反面教员，而且拉出死人刘文彩来批判，也不乏当时的四川当局与刘文彩的兄弟起义将领刘文辉之间的过节。 刘文辉集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矛盾，并不能证明刘文辉集团是一个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尽管刘文辉从42年就与中共上层建立了联系，甚至让中共把电台设在其地盘内，但这决不能说刘文辉本人或集团是为了追求救国和进步的政治理念追随中共的，事实上刘文辉本人和这个家族集团仅是出于恐惧蒋介石消灭自己这个只为家族利益负责的小集团，出于自保才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刘氏家族集团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公开起义，认为追随了中共就可保持其家族利益。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的决心。因此，后来这个集团在观念上与中共的政策不可能合拍，其悲剧性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刘氏家族的另一支刘湘将军在抗战中服从中央军令率军出川抗日，病殁于职，自当受后人尊敬，文革中毁墓掘尸，至今找不到遗骨，这实在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四川新闻网2004年10月28日消息，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大地主、恶霸刘文彩，他的第五房姨太太王玉清，前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镇一座的低矮民居里撒手人寰，享年92岁。 王玉清，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大陆仅存的最后一个五姨太”；而且还是30年前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的五姨太。所以她的死和她的平凡又离奇般的悲剧一生，就显得不那么寻常，耐人寻味。细品个中的曲直，感悟人生，从中所得到的收益，恐怕对自视为聪明绝顶的现代人都是高额学费都学不到的人生宝贵经验。 采访中，当记者提及文革中盛传的“刘文彩生活糜烂，小老婆王玉清吃鸭子不吃肉，专吃鸭蹼”时，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们说的嘛！我出身贫穷，过惯了穷人的日子。见别人吃完鸭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其实，哪个放到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呵？！” 而当记者问及“你觉得解放前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时，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王玉清仍然显出“顽固不化”：“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记者明显感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传言颇不以为然，甚至生出几分气愤。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编辑本段]对刘文采的另一种解读 当今主管刘文彩庄园宣传的要人王治安（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在他的一本名为《庄园秘闻》的书中说，过去"出现过个别不实之事"，现在"对虚假的东西已经校正"（见该书104页）。在此我当一回导游，带领读者到刘文彩庄园去检验王治安的"校正"。 刘文彩庄园正门 莫须有的福特轿车 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 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抵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 雇工院与雇工井 小轿车的左边是"雇工院"。20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全国文博会议上，当时的馆长吴宏远发言说：当年为了把"雇工院"布置得凄惨，就人为地改建过，降低了房屋的高度......。他的发言是留下了文字记录的。近日我亲耳听到吴宏远对采访者说：过去雇工院是修得很好的，是我们故意把它打烂的......。可见展出的"雇工院"是用来骗人的一个假货。其实"雇工院"和主人的住房是同一个档次。即使在极左年代，当年的雇工们也对主管部门的人说：他们和主人吃的饭菜是差不多的。刘小飞还听庄园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刘文彩曾与雇工合过影。还听说雇工们空隙时常常玩牌，刘文彩有时还去观看。 在福特车的对面有一道门，门里面有一口井，解说牌标明"雇工井"，说是当年刘文彩家每天杀鸡杀鸭的屎尿血水及禽毛全部倾倒在这口井里，刘文彩就强迫雇工们喝这样的水。其实刘文彩在的时候没有这口井，雇工与主人吃的是距此十米远的同一口井里的水，刘文彩在时这是他家唯一的水井。刘文彩的庄园在解放后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作战部队干部学校。由于住在庄园里的解放军人数众多，一口水井不够用，于1951年解放军干部学校就请了好些附近的农民来又打了一口井，这就是后来说的"雇工井"。 客厅与卧房 再往前走，右边分别是"西式客厅"与"中式客厅"，这两个客厅同样是骗人的假货。"西式客厅"原本是账房先生薛副官的寝室，里面有两张普通木床，一张薛用，一张为来客备用。"中式客厅"其实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寝室。 过了两个客厅，前面出现一对红沙雅石缸，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当年从宜宾公园偷运回来的。刘文彩的两个儿子对我说这红沙雅石缸根本就不是他们家的。这种红沙雅石的产地在雅安，这种雅石作品在安仁绝非稀罕之物，而是随处可见。在庄园前面的安惠里就摆放了近百件，庄园右边的商店门前也摆放了数十件，这种本地随处可见之物怎么会是宜宾的东西呢？ 向前走就是刘文彩的内花园，里面有两间较大的房间，主管部门当年用重金把它装修成刘文彩的逍遥宫，以此向大众宣传刘文彩是如何的奢侈荒淫。其实这两间房当年是很平常的，原本是青砖铺地，如今的木地板是主管部门装修的。刘文彩在开始一年夏天的白天在那里乘过凉，晚上不睡在那里，后来发觉那里没有风，以后就不去了，倒是他的三公子常在那里读书习字。 又往里走就到了刘文彩的内院，内院祖堂的左边有一套一进二的房间，里间原是三太太凌君如从宜宾撤回来时住的地方（刘文彩偶尔从雅安回来就住在这里）。外间是刘文彩三个儿子童年时住的地方，以便大人照管。后来凌君如为了争夺财产在成都借腹生子，回来刘文彩就不准她再住在这里，而是把她赶到旁边的厢房去居住。 现房间里摆了张古式的农家花床，其实这不是刘文彩家的，刘家原本都是西式床。本镇乡民李国孝一再公开申言这是他们家的床，说他们家有两张床摆在刘家庄园里。 祖堂前面现摆了一座大屏风，这也不是刘文彩家的东西。 三万斤大米打造的龙床 祖堂右边同样是一进二的房间，解说牌上标明是刘文彩的冬季吸烟室，里间摆着一张金碧辉煌的大龙床，解说词说是刘文彩当年用三万斤大米来打造的。多年来这都是地主庄园里的重头戏，以此来证明刘文彩是何等的奢侈。 可是，我听刘文彩的两个儿子说那个房间从来就不是他父亲的，而是家里为至亲准备的客房。刘文辉两次回家乡都住在这里（一次是刘湘死后，一次是来接收新公馆时）。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杨夫人来安仁躲避期间也住在这里。 书归正传，我现在交待那张龙床的来历。刘文彩的家人都告诉我，说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龙床。据刘小飞说，20世纪九十年代他回老家向庄园工作人员问及此床来历时，庄园前办公室主任周永轩和档案室管理员杨正等告诉他，这张床是庄园在20世纪六十年代找本地陈木匠、张木匠等人打造的，因陈木匠打造有功还安置了他一个儿子来庄园就业。又听本地老人刘结熙告诉我，那张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庄园的人找了几个本地木匠在本地雕匠廖子秋家里关起门来搞了一年多搞出来的。原来是这样! 那个时代正是人民没饭吃的时候，三万斤大米不给人民吃，却用去打造一张龙床来栽在刘文彩的头上，我们的主管部门就专干这种事情。 珠宝室与佛堂 在客房的对面有一间小房间，解说牌标明是"珠宝室"。其实最初是保姆的房间，后来又是刘元贵回老家住的地方。我曾看见一些媒体报道，庄园成立初期（一九五八年），上面拨下十几万元到寄买行去购买珠宝来充实刘文彩庄园。据本人所知，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社员曾发过几个月的工资，每人七至十四元不等，全劳力每月最高工资为十四元。上面拨下的这十几万元就是当时一万个全劳力农民一个月的全部血汗钱！ "珠宝室"的右边是刘元龙的房间，门的上方有一块匾，落款是黄金荣。庄园里的工作人员杨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告诉过刘小飞，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庄园自己制作的，漆水都不是过去年代用的那种。 再往里走就是后院，那里布置有一间醒目的佛堂。听刘家的人说，他们家从没在此设过佛堂，这是他们家一日三餐吃饭的地方。 佛堂的右边有一间房，当年是刘文彩家存放全家棉絮衣物类的储藏室。上世纪六十年代主管部门编造说是刘文彩的女客房，是他玩弄女色的地方，并凭空捏造出李二姐、林奶子等几个人世间从不曾有过的人物和许多荒唐下流的情节，还牵连进他未成年的三公子。为编这些无耻的性故事，主管部门还逼死一位川剧女角罗某，欠下一条命债。详情请看后文。 "佛堂"对面的一个房间标明是"燕窝库"，解说员说刘文彩一家吃燕窝，一顿便吃掉多少人民的血汗。我到本地茶馆里去问那些老人，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刘文彩根本吃不得燕窝，他是火体，吃了要流鼻血！" 现在"燕窝库"又改名"海味室"。 "佛堂"旁边是王玉清的房间，这才是刘文彩住的地方。[编辑本段]有关故事 杀人霸产故事的由来 再往前走，穿过曾经称为"刑讯室"、"水牢"、"土牢"（这些事以后再写文章详细讲述）的地方便到了后花园。花园左边是一幢西式平房，进到里面就看见一组泥塑，墙角还陈列着血衣。解说词说是刘文彩杀人霸产的地方（原来这里还有两组泥塑，一组杀人霸水，一组是圈地霸产）说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里栽秧的三个贫下中农打死在这里。 据现居安仁维星街56号的曹克明之子曹登贵说：当年他父亲曹克明告诉他，当时有三个四处流窜作案的土匪在唐场抢了绸缎铺，并把老板家的人枪杀了，县里正在通缉捉拿这三个凶犯。有一天这三个凶犯跑到亲戚刘益山家中，刘益山和他母亲请了好几个裁缝用抢来的黑色绸缎为其赶制衣服。看到此事的农民就跑到乡政府去报告，乡长刘绍武便立即召集人员前去捉拿。到达后刘绍武便叫曹克明进去探虚实，曹进去后土匪就拔枪准备打他，曹为了自卫便立即拔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开枪打死。 刘益山是刘文彩本家的侄儿，刘文彩原对他很好，但他把家供给土匪作据点使刘文彩很不高兴（谁愿意和与土匪勾结的人做邻居呢？）于是就让他搬到街上刘文彩新修的一套房子里去住。那套房要宽大许多，又是新房，刘益山不可能吃亏。情况就是这样。 解放前夕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来关押了两年，后查明对方确系土匪才获释，但给他带了一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曹杀人属职务行为，杀土匪而戴反革命帽子非常可笑，难道土匪是革命份子吗？ 曹登贵还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主管部门指使当时的镇长安海山叫曹克明去谈话，强迫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强迫他说打死的三个土匪是三个贫下中农，不然就要打他（安仁镇全是反吊起来打）。并且要他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的泥塑模特。曹克明虽是一个贫民，但他戴有反革命帽子，这种人是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曹克明除了就范没有任何选择。 泥塑完成之后，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主管部门指使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前来抓人，把曹克明五花大绑地从家中抓走，罪名是说曹克明造谣，居然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送交大邑县公安局。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处曹克明徒刑十五年。从此刘文彩指使曹克明"杀人霸产"的故事就在这后花园的房子里展出了。 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曹克明在牢里请人写了一封申述，不久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释放了曹，那时他已服刑十四年。 出来后曹克明不服，过去他与刘文彩没有任何关系，"杀人霸产"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水牢"的故事当局也承认是假的了，那就是说他判罪的依据也不存在了。为此他到县法院去申述，县法院不敢受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去申述，地区法院也不敢受理。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悲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县法院门口服毒自杀，以生命来作了最后的抗争！此前他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申冤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问当时的馆长吴宏远"杀人霸产"是怎么出来的？吴宏远回答："当年编出‘杀人霸产'的依据是：刘文彩也许知道（这件事），也许不知道（这件事）"。 当时刘文彩是刘文辉系统的下野官僚，而曹克明抓土匪的治安队是县政府系统的，两者互不相干，刘文彩知道不知道都与他没有关系。何况是突发事件，事前刘文彩不可能知道。 主管部门在找不到一个愿意出来充当"证人"的情况下，便说门外的一棵柑子树是当年的见证。而那棵柑子树根本作不了证。因为那是一棵沙田柚，是刘文彩后来从外地购回的一批树苗中的一棵，是刘文彩在这件事后种下的，这件事之前本地没有这种品种。 在王治安的《庄园秘闻》中他照搬了"杀人霸产"的故事，但做贼心虚，没敢说出曹克明来。 导游到此，我请求我们的党政部门不要再让主管部门把曹克明的塑像放在"杀人霸产"的现场，让冤魂得到安息，并给曹克明家人一个公道。抹黑刘文彩何必殃及无关的底层弱者嘛！ 张冠李戴的风谷机 再往里走又进了一个房间，这里放有一些斗和一架飞轮风谷机。解说员在此详细地讲述刘文彩当年是如何用大斗换小斗来剥削农民，又用飞轮风谷机来拼命吹走农民用血汗种出的谷子。因此这些斗和风谷机曾名震全国。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大斗换小斗的故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成都曲艺团的郭××在舞台上公开揭露了。飞轮风谷机也不是刘文彩的。听本地人说，那是本镇乡民廖增山的，廖是个机械爱好者，飞轮风谷机是他的一个技术实验。 而当今《四川日报副刊》主编王治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轰天绝唱收租院》的书里是这样宣传的："在刘文彩残酷盘剥中，更毒的招数，是在风谷机上加钢珠（飞轮），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请听用泪水书写出的一首歌吧：风谷机，铁滚滚（加钢珠）。地主用它来收租，五石七斗干黄谷，风来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长流，一家老小饿断肠，即使年年大丰收，也受不住这般剥削苦。......" 从这个风谷机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主管部门向民众宣传的刘文彩故事是何等的荒唐可笑。 收租院的故事是如何出笼的 再往里走就到了"收租院"。雕塑"收租院"的知名度不用我来赘述。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曾被中宣部的周扬捧为"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首（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此我讲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九九八年三月份，我从县城赶中巴车到安仁去。上车后司机问我："你是去地主庄园吗？"我回答："我回自己的老家！"司机和乘客都惊奇地问："你姓刘吗？"我回答："我是刘家的后人，怎么不姓刘呢！"司机又问："你是老的那边还是新的那边的？"本地人称刘文彩的家为老公馆，称刘文辉的家为新公馆。当司机听我说是老公馆的后人时立即激动地说："我爷爷今年九十五岁了（老人家而今该是一百零五岁了），现在还在。他说的，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把交租说成是交公粮，耐人寻味），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Pi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接着全车的人都说："当年别个（指刘文彩）是全县公认的刘大善人，别个当年做了好多好事啊！结果给别个编些啥子哟！" 中巴车破例把我送到庄园办公室门口。我见到吴馆长后就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重复给他听。吴没作声，旁边的一位本地老人刘泽高立即回答："是的，有这个事。送粮的人来要请饭在大邑县刘文彩是首创。说刘文彩是善人有民谣为证，当年的民谣是：‘我们不盼家乡出贵人，只盼家乡出善人！'贵人指的是刘湘，他贵为省主席没给家乡办过实事；善人指的是刘文彩，他回家乡修公路、修学校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所以大家公认他是刘善人！"此时吴宏远立即打断刘泽高的话，吴说： "现在虽然讲实事求是，但还是有纪律，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就不能对外人说！"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最后吴宏远说："刘湘抗日、刘文辉起义、刘文彩建设家乡，这是他们三个人一生中的亮点，但上面说了，刘文彩是否定了的人物，他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型了，就不要改变他了。现在国家的第一大事是安定，如果把实情报道出去，会助长动乱。" 原来当年还有歌颂刘文彩的民谣--"我们不盼家乡出贵人，只盼家乡出善人！" 从上文吴宏远回答我的那些话中证实，在刘文彩事件上，上面拒绝实事求是，准确地说是不敢实事求是。 再从上文提到的那位老贫下中农的那句话："当年在刘文彩家交公粮的时候，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Pi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有了这句话，《收租院》所有的思想性和所有的艺术性就通通变得分文不值了！ 在此我引用一下刘文彩故事的幕后策划者马识途的一段文章，该文透露了人民公社时期四川农民交公粮的情况："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见《龙门阵》1995年第三期第7页） 这些场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实写照嘛！怎么拿来栽在刘文彩的头上呢？ 文章还有："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同上文） 文章还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说省档案馆记录的是810万人。但这不真实，据老干部邓自力（邓小平的兄弟）的回忆文章《坎坷人生》中有这样的记载："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摘自《坎坷人生》265页） 那些年大邑县又饿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县县志上有历年的人口统计，现摘要列出： 从1958年到1962年间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 而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是在那几年大饥荒年代中着手编造的。也正是在那个民众大量饿死的历史背景下，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才拿来疯狂炒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事实证明，现在刘文彩庄园里的所有展品依然全部都不是他家的东西，全是主管部门栽赃的，解说词也依然是极左年代用过的那些陈词滥调。 看来王治安极不老实，在刘文彩故事已经破产的今天，他的《庄园秘闻》就是把秘闻的标签贴在过去的谎言上，妄图继续骗人。 我的导游到此暂停，现在谈谈其他事情。 家史演讲组编排出的收租院故事 先谈当年贫下中农诉苦的事情。 公元一九六四年前后，主管部门组织了"家史演讲组"，即专业忆苦思甜班子。其中第一人就是冷月英。她刚出来讲述坐刘文彩水牢的故事时，很多本地人故意问她：我们怎么不知道刘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里来的，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呢？面对这些问话冷月英回答说："我说的是冤枉话，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是上面叫我来说的。"主管部门得知后十分不安，便立即通知她，除持组织部介绍信的来人外，对任何人不得泄露真相。从此冷月英就不敢再向别人讲老实话了。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次县政协会上，本地老人刘结熙故意问她坐水牢是怎么一回事，她回答："不是我要讲的，是上面教我那样讲的，当时不那样讲也脱不到手！"可见冷月英是在压力下才扮演这一角色的。 本地老人刘泽高讲，在本县调查水牢真伪时，冷月英对本地的许多老人讲，一个姓郝的干部（主管部门的人）找到她，要她把过去坐水牢的诉苦报告重说一遍，他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放到庄园档案馆作为证据来阻挠水牢真象的调查，冷月英说："我都没说"。她以此向大家表白，过去她所作的水牢报告并非她本人自愿，而是上级施压的结果。她现在不说了，证明她本人并不愿去冤枉刘文彩，证明她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冷月英才敢拒绝那帮人的纠缠，才敢拒绝她不愿充当的角色。 前些年，王治安把持的《四川日报副刊》载文为冷月英"开脱"，说她出生贫苦，又历数她为党和人民作的种种好事，言下之意她是个好人，让大家原谅她。其实这是主管部门很狡猾的一招。表面上他们是为冷月英开脱，实则是把水牢谎言的责任全部推到冷月英一人身上，以便主管部门的那些策划者，教唆者逃之夭夭。《四川日报副刊》的文章接着又阴阳怪气地说当时他们搞错了，不是刘文彩关冷月英的水牢，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关冷月英的水牢（没听见冷月英这样说过）。 刘伯华何许人也？刘伯华是刘文彩四哥刘文成的独生子，本名刘元舟，是个天生的痴儿。成人后的刘伯华也谈不上任何智商，他成天颠三倒四，满脸鼻涕口涎，专爱坐在地上。这是刘文成一生的痛心事，他常年把刘伯华关在后院，亲戚来了都不让看。原因很简单，一是怕别人看了笑话丢了自家的脸，二是怕刘伯华出门走丢了，更怕被坏人绑票，所以刘文成长年把刘伯华深锁在后院。如果按《四川日报副刊》说的那样，刘伯华带着狗腿子去抓冷月英，又把冷月英弄来吊起打，然后投入水牢，要是刘伯华有这等本事，其父刘文成不知会何等高兴。 这就是王治安的"校正"。《四川日报副刊》登这样的文章，真是太无聊了！ 再谈"家史演讲组"的另一要员万洪云。万洪云原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因做得一手家常菜而深得刘文渊的赏识。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便在手上留下一道凹痕。这本是一个医疗事故。当到了编造刘文彩故事的时候，主管部门就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凹痕是当年刘文彩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恐怖的钢丝皮鞭。万洪云从此就进入"家史演讲组"，并到全国各地去作血泪控诉，以他手上的凹痕和钢丝皮鞭为证据，来控诉刘文彩是怎样压迫贫下中农的。因此他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明星人物。 冷月英和万红云的"血泪控诉"给阶级斗争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精彩内容，但接下来的事情又给阶级斗争赋予了绝妙的讽刺，这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安仁镇人都知道的事情： 文革中期两派斗争之际，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矛盾激化后就大字报相见。万红云率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洪云手上的凹痕是解放后打针打漏了留下的，根本不是刘文彩打的等等。这事让上面的主管部门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决定挺她。于是就把万洪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里万洪云挨打的塑像撤了。那条专为万洪云量身订制的钢丝皮鞭却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主管部门向外宣称：居然让刘文彩家的厨师混进"家史演讲组"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之复杂，今后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把好阶级斗争这一关。 为了挽救被万洪云公开揭穿了的水牢故事，主管部门便把冷月英提升为县革委副主任，又以清查谣言为名来威胁恐吓本地民众，于是人们就不敢公开议论冷月英、万红云互揭老底的丑事了。 再谈过去说刘文彩霸占贫下中农房屋的事情。 公元一九四零年前后，刘文彩为刘文辉的反蒋大业而建"公益协进社"，联络各地实力派共同反蒋，刘文彩准备在镇上建一个小院来接待外客。他看中本镇乡民罗世维的房地，便与罗世维协商，刘文彩用升平街修的新房，而且多一倍的面积来与他交换。罗世维高兴地答应了。在罗全家迁入新居后刘文彩才拆了罗的旧房。刘文彩给建起的小院取名花园，这里成了他办公的地方。 一九六四年前后，主管部门要编造刘文彩霸占穷人房屋的故事时，主管部门就找到罗世维做工作，教唆他加入"家史演讲组"出来诉苦。要知道加入"家史演讲组" 就可以不下地干活，而且拿工资，还有很多特殊的待遇。可是罗世维坚决不干，一再拒绝。他说："别人（刘文彩）让我搬出去住宽大的新房子，又是我愿意的，我有啥子苦诉嘛！"纠缠了罗世维好些日子的主管部门才去外乡另找了一个叫罗二娘的妇人来充当角色。开始罗二娘也不愿意，后来经不起威胁利诱才进了"家史演讲组"，成了第三号明星人物。 除了这三人，"家史演讲组"还有几位成员，本地人都轻蔑地称他们是些不要脸的人，全是乱说胡说。本人认为不该怪罪他们，因为全是主管部门使的坏。 关于贫下中农诉苦的内幕暂时讲到这里。 空穴来风的"霸占川剧演员"故事 下面讲一件无聊的事情。 凡是地痞流氓骂街，都要施展他们下流的想象力，编造出无数污秽不堪的性脏话去侮辱对方。我们的主管部门也不例外。 这些肮脏的故事有很多，下面选讲一例。 过去地主庄园曾展出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刘文彩把一个川剧演员（罗某）关在家中，与自己的三儿子争相强奸，父子为此事争风吃醋，提枪对仗。此事在当年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这个故事编出来后，主管部门才派人去新津川剧团找罗某，却始终没有去询问过"当事人"刘元富。本地老人刘泽高说："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因为当时刘元富只有十几岁，完全是个娃娃，而罗某已经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位袍哥大爷家养的情妇，刘文彩当时成天忙于各种事务，认都不认识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为此采访过刘元富，现把调查的情况写在下面。 刘文彩在他三儿子刘元富十岁那年，依照本地旧习为他订了娃娃亲。刘元富不愿意，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只身到成都去登报解除了婚约。刘文彩本是很守信用的人，与对方父亲又是朋友，所以坚持这门婚约。后来刘文辉回安仁镇，刘元富把此事告诉他，刘文辉很爱这个侄儿，就劝刘文彩，婚姻的事等后辈长大后自己作主。刘文彩对刘文辉的话没有不依从的，他就答应了。但刘文彩心里还是很不高兴，刘文辉走后，他生气地对刘元富说："我今后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刘家撕毁婚约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加之俞家小姐又是一个从一不二的旧式女子。乡长刘绍武的大小姐为此多次劝过刘元富，结果却是越劝越不听。大小姐就叫自己的丈夫黄某想办法。黄某说罗某走的地方多，见识广，找她出出主意。 罗某何许人也？ 听镇上老人讲，罗是一个川剧艺人，当时是因事情请来镇上唱戏的，来的一共三位女角，一名叫玉霞，年龄最小；一名叫曲芬，长得最漂亮；还有一名就是罗某。她们三人来后就被三位袍哥大爷瓜分了。其中玉霞后来嫁与安雨晴作了小。三人中罗某年龄最大，容颜也较差，被张海如要了。张本是个花花大爷，丧妻后不再娶，专在外与妓女鬼混。他把罗某带回家不久，又带了一个年轻些的叫俞志坚的女子回家。罗某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敢闹。罗某也有长处，她戏唱得很好，为人处事也很能讨人欢喜，安仁镇的小姐太太们都喜欢与她交往。 当黄某找她想办法劝合刘元富和俞家小姐时，罗热心地说："只要他俩常在一起就会产生感情"。黄某和其妻（刘绍武的大小姐）认为是好主意，于是就想办法安排他俩见面。一天，大小姐叫来俞家小姐，又叫人去请刘元富，说是来镇上打牌，地点在刘文彩叫作花园的小院内。 刘元富来时一眼就看见有俞家小姐在坐，当即就想离开，但出于礼貌还是坐下了。在坐的四人是刘元富、俞家小姐，大小姐和罗某。刘元富应付了几转牌就起身告辞走了。 事后，守花园的老头把此事告诉了刘文彩。刘听后非常生气，立即叫来儿子责问："我给你订的亲你死活不从，现在给你退了婚你又背着我去与别人见面！......"刘元富回答父亲，不是他要去的，是大小姐叫他去的。刘文彩又叫来刘大小姐责问，大小姐推说是罗某的主意。刘文彩又叫来罗某，罗当时无话可说，硬着头皮挨了一顿骂，其间刘文彩叫她滚。第二天罗某就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事情就是这样。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仅有冷月英、万红云、罗二娘等人出来诉苦还不够闹热，还要编出更精彩的故事。于是，主管部门的那些地痞流氓就把一件平常的家庭锁事编成了前面提到的刘文彩父子强奸罗某展开枪战的故事。决定让罗某进入"家史讲演组"，制造又一起轰动。 主管部门的思路远不止此，他们考虑罗某是川剧演员脸皮厚，准备编出更多荒唐下流的故事，让她配合以亲历的方式讲出来。主管部门就是这样，他们先编好故事，然后再选中一个人，通过威胁利诱，让对方以亲历或亲眼所见的方式讲出来，这样刘文彩的故事就出笼了。 主管部门于一九六六年三月派出一男一女（男的叫熊正甫，女的叫王俊华）到新津川剧团找罗某迫其就范。在政治强势的威胁和诱逼下，从未在庄园留宿过的罗某被迫说："我在刘文彩家住了三年"。还说出林奶子、李二姐等人物和许多荒唐的情节来。本人问过刘泽高，他生气地说："安仁镇从来就没听说有过这几个人物！" 在诱逼下，罗某还说出她看见刘文彩的大门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之后主管部门就在各种媒体上大肆宣传说当年刘文彩家门上还挂有血淋淋的人头。 至于刘文彩父子强奸她的故事罗某无法启齿始终难以配合。世上怎能凭空逼迫一个女人说自己被别人强奸过呢？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强奸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娘们的荒唐故事！ 主管部门未达到目的，于同年四月又二访罗某。当时罗早已为人妻，并儿大女大了，她怎能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去讲那些无比肮脏下流的故事呢？在逼人的淫威下，在羞辱中，最后罗某跳楼自杀。 罗某惨死后，主管部门立即在佛堂右边的女客房门口部置了刘文彩父子强奸罗某的现场对外展出，这真是对死者的莫大侮辱！ 主管部门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个肮脏故事栽在刘元富的头上呢？在此我要交待一下其中情由。 长年在老公馆居住的刘文彩亲人中，当时活着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五姨太王玉清，一个就是刘元富（杨夫人和其他子女一直住在成都）。他两人是庄园的活见证。主管部门作贼心虚，怕他两人站出来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为了封他两人的口，于是编了一个吃鸭蹼的故事栽在王玉清的头上；又编出上述故事栽在刘元富头上，使他两人背上这沉重的黑锅，自然就无力出来指控他们了。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 注 作者刘小飞系刘文彩的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