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被批斗
◇ 我斗胡耀邦
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绝后，他的名字万古流芳。——老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地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二十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秘密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军涛和吕普。这两位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七十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为耀邦鸣不平。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威信空前绝后，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就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作者原名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