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冬之交，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局势已有所好转。但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思想路线的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1月25日，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于是，与会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反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自我批评，这也使得大多数与会者颇感不满。
事后，马文瑞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专门讲了真理标准问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会议的争论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同志们很关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两个凡是”，另一条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还有一件事也让很多与会者感到不满，这就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迟迟不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
还在5月中旬，《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时隔不久，这位总编辑向杂志社干部传达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某位副主席的指示：《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背离指导思想的倾向作斗争。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和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通栏标题做了报道。《红旗》杂志总编辑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还责怪说，以“精辟阐明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标题，太突出了。他认为，各报的标题都一样，都是照搬军报的，问题出在军报。
6月下旬和7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连续两次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的理论工作者参加，但《红旗》杂志没有派人。第二次邀请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参加，《红旗》杂志虽然派人参加了会议，却又以“我们正在搞运动，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为托词不在大会上发言。并表示，如果在小组会议上非发言不可的话，那就“不一定参加”了。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
同一天，《红旗》杂志这位总编辑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依然表示自己不被动，甚至还说，《红旗》杂志没有发表文章，这里头本身就有文章。《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当然要执行中央的方针。中央对这场讨论的动向正在观察。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约稿。这位总编辑得知后吩咐说，一定要跟任仲夷讲清楚，华国锋说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是指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没有别的意思，文章不要介入当前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最终，使《红旗》杂志改变“不介入”方针，“卷入”真理标准讨论的是谭震林写的一篇文章。还在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约谭震林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文章。谭震林虽然同意了，但坚持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红旗》杂志总编辑看了初稿后，要求把真理标准的这部分删掉。可是，谭震林在修改文章的时候不仅没有删去这一部分内容，反而在文章的开头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他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文章只做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
接到这样的文章，《红旗》杂志总编辑当然不敢轻易发表。于是，他建议：请谭震林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因为“中央给《红旗》杂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如果不同意删，就报送中央常委审查。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谭震林思考了两个多月，他当然不会同意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他明确表示，文章的材料可以变动，但观点不能改变。他还说，《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我是来帮忙的，才把真理标准问题写进文章。他让人转告《红旗》杂志总编辑，不要害怕，大不了吵一架，丢不掉乌纱帽！
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他写道：我们约请谭震林同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会使《红旗》杂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不同意，说要请中央主席审查。
李先念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在批语中写道：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杂志太被动了，《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
邓小平在批示中要求《红旗》杂志卷入讨论，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杂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杂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考虑到真理标准问题是当时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据此猜测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相当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心有余悸”，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感到思想上的混乱，“已成为影响大治，影响团结的大问题。”所以，11月24日，任仲夷在他主持的东北组会议上建议中央就这个问题讲一讲。他说：“如果中央目前能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
第二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上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他还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有人问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了。与会者看到文章后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正式表态，都“感到满意”。结果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会议开得更加热烈、活跃”。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再次谈到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说，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在邓小平25日谈话之后，那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再这样顶下去肯定不行了，并且开始表态。于是，真理标准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几乎每个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几天之后，也就是12月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解释。他说，在真理标准的讨论过程中，有些文章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同志，这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后果也不好。真理标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认真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承认，《红旗》杂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太迟了，并且解释说，国外对中国局势的猜测，《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红旗》杂志能够负责的。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发言说，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公开表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二是自己刚来中央机关不久，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主要原因。
12月4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指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现代化建设的斗争。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共产党的核心层。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才无后顾之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对真理标准的争论，有人称之为“整个争论的决战取胜阶段”。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胡耀邦找《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其他几位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胡耀邦直言不讳地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你们犯了错误，起了很大的障碍作用。
在邓小平、李先念的过问下，《红旗》杂志在1978年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