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朱厚泽
玄野
八十年代的文化春天是我心灵成长的启蒙，虽然那只是正准备糊天花板的一堆报纸中撕下来的几张旧单版，只是几株冰雪摧残的秃枝上开出的瘦弱花朵与淡淡的难以觉察的清香，是仁厚的长者在窒息的房间中所乞得的传播自然清新与清醒的窄小窗户。廿五年之后，往昔的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已西行，从其真知灼见和简短的生平中，我才发现他正是赐予我心灵钥匙的师长。无缘亲身凭吊，仅以短文拜祭。
文革后，中国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复兴与宗教皈依的需求不是在经济腾飞的最近十年，其最佳的起始时刻可以划在一九八五年左右的一两年里。那段时期是生机盎然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虽然有发轫之始的偏激与片面，但毕竟已经上路了。可惜的是，一切都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戛然而止。这就象你最爱慕的人来到面前，轻轻向你的面颊吹了一口气，你和你的每一丝毛发都瞬间澄澈了。然而，转眼间她却飘然而逝，踪迹皆无。近乎绝望的怅惘，让人命断的伤痛。
看似命运对中国的捉弄，实际上天道是公允的，那次爱的眷顾更象是上帝对民族历经厄运后的一次恩典。反右文革等运动的最大影响在于民族整体在文化与道德生态上的毁灭，昔日茂林修竹蓝天碧水，廿年之内化做千里戈壁黄沙漫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几代人的心血，没有众多仁人志士的献身，道德生态的重建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那种万象更新主宰于革命老人们，同时也终止于革命老人们。这更象是曾经劈荆斩棘一时登顶的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回顾与评价，是对曾经令自己热血沸腾的西方来的价值体系和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后的取舍，是压抑许久的民族自爱在民族内心的一次自我救赎。
这样一次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价值认同上缺乏后备支撑。共和国之前度过少年时代的人，虽然传统道德教育赋予的灵命被压抑了，但是当环境适当并发现外来价值体系的狂悖时必然要发芽并力图结果，无论这个果实何等青涩何等瘦小，无论倡导的是中华与传统还是西方与现代，其良知与理性是国家发展的不二之选，对真理的执着和对民族之爱是最深层的动力源泉。成长于红旗下的几代人，有些是在民族自立后的兴奋中完成自己的道德价值定位，主要的激情是在科学与技术的实用领域奉献自己的青春，对年龄上的长者和工作中的领导的呕心沥血难有同情；有些在民族文化自殄自灭的教育中成长，对人文与道德的意义嘲笑如恐不及，哪里谈得上理解与支持。八十年代的文化复兴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孤独的波浪，记得前方曾经的遥远的浪花，缺乏后续波浪的推动，唯有自己重重地摔在崖壁上，化作最细腻最洁白的浪花，希望遥远的大海深处有所记忆有所回应。
人类的道德是有惯性的，一个陡然的拐点将急速向下的趋势变成急速向上是难以期望的。对道德的破坏与悖离是既往的罪恶，当代的承受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苦难。那次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有什么深刻的人文价值，而在于宣告了一次民族复兴尝试的失败。经历了寒冬之后的民族，还没有在心灵上与精神上准备好迎接勃勃生机的盛夏，吹面不寒的春风是幸运的一天，而转日可能就是料峭刺骨的春寒。不应抱怨命运的难测，现在的民族伤痛都是既往的民族放浪的果实。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不可妄自尊大。中国当代这块史上最巨大的文化道德荒漠正在呼唤无数真正的华夏子孙来辛勤灌溉，并且呵护每一株绿色。
一个缺乏滋养的心灵，一双发育不足的翅膀，如何竟作着精卫填海的梦？如果朱厚泽先生当年所启蒙的是一代人，而不是一个人，这精卫填海也许不再限于梦想。这又有谁能否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