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商人的佛学情结:“我经商,我信佛”
资料来源:《商界》2005年3期
场景一:某豪华宾馆。A端坐谈判桌前,目如鹰隼,言辞犀利,点利必争,寸土不让。
场景二:某寺庙大雄宝殿。A一脸虔诚,点烛烧香,跪地叩拜,随后进入禅房,听法师讲经……
一个是红尘万丈的生意场,一个是清心寡欲的化外之地,历来相隔遥远,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叱咤商场的商人,一个是崇信三宝的佛徒,原本是毫不相融的两种人。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毋庸讳言,中国商人的精神世界正趋于多元化,其中“皈依我佛”或“对佛门心向往之”的人也越来越多。事实上,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一直以不同面目不同程度地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近几年来我们甚至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人行则有度言必颂经,已经将佛门教义当作其经商与做人的精神准则。
商业精神与佛门教义之间,是和谐,还是冲突?是能够交融,还是根本背离?这是中国当代商业生活中一个“水面下”的热点活题。为此,本刊特地邀请了几位“商、佛中人”,就此话题进行现场对话。
嘉宾:
王元晖,元晖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红玲,中美合资芬妮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正,广州海邻塔吊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玉刚,沈阳柏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常山,某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
空门之门
主持人:在大数人的心目中,出家或者向佛都是因为人生遇到挫折,或者基于某些无法把握的原因,“遁入空门,看破红尘”,从此以后连父母妻儿之情都尽数舍弃,更不要说钱财之类的“身外之物”了。而商人可以说是最现实的人群。他们有坚强的神经,屡败屡战,很少有放弃的时候。佛家讲因缘,马克思主义也讲因果联系,那么,各位今天潜心向佛的“果”,是由什么“因”造成的呢?
常由:很简单,最开始就是为了求财,跟求菩萨保佑长命百岁儿孙幸福的文盲老婆婆没有区别。那时我还在做期货,我的老板每次做行情前,都要夜里开车到庙里烧头香、吃素斋。烧到了头香之后,大家的心情都格外的好,好像佛、菩萨真的会保佑这次行情一定能赚钱一样。你说心里是不是真相信有神,有菩萨,会保佑谁发财?好像也不是真的信。要真有,你也拜,我也拜,大家都发财,就没人亏了。期货这个东西,没人亏就没人赚了。但要说不信呢,心里头还是隐隐约约有个畏惧的东西,拜了菩萨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杨红玲:生意人拜佛原因都差不多,无非是求财、求平安。我二十几岁就开始做生意,做生意就开始信佛。开始不虔诚,和司机在车上挂个东西避邪一样,就是求个心理安稳。我是离婚后开始真正信佛的。是在八九年前了,当时我在莫斯科做服装生意,遇到金融危机,一下子亏了近千万,好不容易回到家,兜里只剩20块钱。生意亏了,家庭又破裂了,对一个女人来说打击真是没法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么崩溃,疯掉;要么自己开解,走出来。我自己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通,便到庙里烧香。一到庙里,我就清静了,不烦了,不痛苦了。你说也怪啊,好多人找我,让我信这个教,信那个教,我都不信,我就信佛。2000年,我正式拜了个五台山的师父,成了居士。我现在还做生意,还经常碰到不顺心的事,还是单身一个人,可我心态挺好的,可以非常平静地对待这一切。
李玉刚:我是学科技哲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也是软件公司的老板。听说我信佛,很多人都会惊奇:哟,博士还信这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爱因斯坦还信基督呢,信仰跟学什么、多高的义化水平没有关系。但我说的信跟求神拜佛的迷信不是一回事,我是把佛学当作一种精神、一种思维方法在研习。我不反对别人烧香拜佛,宗教仪式对一个人的心性还是有益处的。
我说说我怎么结佛缘的。我的成长轨迹跟大多数年轻人差不多,根正苗红,从小接受正规教育,毕业后卷入经商的洪流。我们这一代人,对物质的追求比上一代人多,我也不例外,开公司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争取50岁退休,享受生活。但有时我很迷惑,做生意为赚钱,赚钱为享受,享受是为什么呢?这样推想下去,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赚钱还有什么意义了。可能是因为喜欢研究哲学范畴的问题,更容易想到终极问题,我开始研究宗教哲学,看了一些讲佛经的书后,我觉得茅塞顿开,就这么与佛结缘了。
门里门外
主持人:不好意思,我还得提到“空门”,或者说,是“佛门清静之地”,它讲的是“四大皆空”、“苦集灭谛”,认为人生就是受苦,人世就是秽土,追求的是死后前往西天极乐世界。因此,它要求教徒厌离尘世,戒贫、嗔、痴,要忍,寡欲修炼,勘破生死,大彻大悟。在历史上,佛教根本就与商业不沾边。这且不说,从商业本身的特点来说,它是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充满了冒险、野心、不合常理。它追求现世的物质财富,某种意义上说,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是要贪,要争,经营管理就是要疑,要痴(执着),这和佛教的教义格格不入。佛教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一切都是注定。而商场如战场,一切靠争取,甚至是掠夺,带着破坏性的力量。
如今,商人、居士,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集于一身,往来于红尘俗世与佛门净土之间,槛里槛外,各位如何协调把握?
袁正:我认为你对佛教有偏见,有误解。信佛并不就是消极避世。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个流派。小乘佛教讲究的是个人的修行,不主张积聚财富,主张苦修、斋戒和虔诚默祷。佛教传人中国,又跟儒、道思想相互融合,以大乘为主,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济世,并不反对积聚财富,相反认为只有财富越多,救世的力量才会越强大。它只是要求出家人守清规戒律,因为他们是“法布施”,而不必占有财富进行“财布施”。佛教主张众生皆佛,佛其实就是一种钭慧的境界,成佛并不一定要出家当和尚尼姑。相反,佛教认为在家众生更有能力行善,修成菩萨道。你看大多数菩萨都是俗家装束,也要享受物质生活,连观音菩萨也要穿绫罗戴耳环戒指。
你说佛教弟子修来世,这也是误解。这个要看怎么理解。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认为,如果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期相当于前生,中年时期是今世,晚年是后生,修来生,就是修因果。你年轻时候种下的因,中年种下的因,都要一一显出结果,所以要修这个因。任何行业,任何人,都离不开这一规律:有因,必有果。商人也不例外。任何个业的成功(果),都离不开勤奋的耕耘(因),正所谓“天道酬勤”,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老总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王元晖:还有就是说佛教戒贪、嗔、痴,跟商业精神相悖,这个我也不同意。谁说做生意一定要削尖脑袋去钻营,去争,去斗,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古人都说,和气生财,这个和,就是不贪,不嗔。至于痴呢,生意场上痴迷于钱财的人太多了,按佛家的说法,他们着了相,一旦钱财散去,他们就会迷失自我。不痴,就是不过分迷恋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财富观。
不过,佛并没有让我们在做生意时不坚持原则,不追求利润。佛只是让我们用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富,八正道中的“正命”就是正当的谋生手段。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比如搞一个房地产项目,假如我可以修80层楼,因为不贪,因为行善,因为容忍,我让别人去做了,而他只有修60层的能力。那我不是积德,是存作恶。佛教最基本的要求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没做倒先做了恶,这就犯了大戒。
再比如,经常有员工在车间抽烟,怎么说都没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忍下去?当然不会,冉忍下去又是害人,又作恶了。怎么办?惩罚。你要说你信佛,你菩萨心肠,怎么还罚款呀,怎么还批评人呀。我告诉你,佛有三十二相,佛也有怒相,佛怒不是真怒,是让你觉悟。所以我一方面对员工非常宽容,一方面又有严格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不是“嗔”,是“怒相”。
常山:要说完全没有困惑,那也是假话。不要说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就是让你遵守朝九晚五的公司纪律,也会跟你的情绪和习惯发生冲突,人性就是懒散自由而且允满欲念的。
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心里经常不能平衡。金融行业高风险,高收益,大起大落,很容易失去平衡。有时赚钱了,就忍不住得意忘形,做亏了,又忍不住情绪低搭。经常看到别人为争夺生意,打得头破血流。有时候,明明是我已经到手的生意,却被人家使个绊子抢了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运作一个并购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各方尔虞我诈,使尽了手段,我没有办法,也使了偏招,最后总算没有白干一趟。但心里真的很惶惑,我想做一个好人,但商人的职业让我常常做小到,如果做个好人,损失的就是我的财富,我不愿意。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没有看透财富,总之经常困惑。学佛是让人快乐,我却越学越烦恼,有时索性什么都不想了,白天照样去争去斗,晚上读读佛经,拜拜菩萨,求个心理安稳就够了。
杨红玲:我也有同感。平常日子还好,白天也还好,忙忙碌碌的,想不太多,一到晚上,特别是年节假日,就不行了,心里难过。看到别人一家团圆,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家里有父母兄弟,有女儿,却因为忙生意不能团聚,心里真是苦。有时真想不通,我对别人都是宽宏大量,对自己刻薄,赚了钱也没怎么享受,拼来拼去拼成个孤家寡人。年纪也越来越大了,病痛也来了,做生意也慢慢力不从心了,心里很不平静。每当这时候,我就找师父,或者去见她,或者给她打电话,她无论说什么,有时只是听到她的声音,我这心里就像窗帘拉开了一样,特别明亮。回过头,我又能面对那些事了。
信佛与商道
主持人:商业一向是推动社会最活跃的力量,商业之于中国,更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正在缔造一个新世界。当滚滚商流撞开农耕文明的大门,商业成为生活本身,原来单一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便变得丰富而不可捉摸。长期压抑之后爆发的力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呈现出来的状态和结果也是复杂多元的,各种业态并存,各种思想交汇。尚未完全解决生存问题,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商人已经开始关注精神层面。于是,构建新商业精神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方企业很容易建立起包括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市场伦理在内的商业精神,因为在西方新教伦理的照应下,赚钱是“为上帝的子民积累财富”,是合理的。中国企业在学习西方企业先进经验的同时,却无法全盘移植其商业精神。于是,一些商人试图从传统文化挖掘新商业精神的内核。一些商人开始信佛,也许归根结底是这个原因。
袁正:商业精神不是在孤立的交换博弈中产生的,它一定有它的文化内核。中国其实也有商业文化,比如和气生财、童叟无欺等等,只不过没有形成体系。比如有人追求儒商的境界,其实也是在实践一种商业文明。
大乘佛教倡导的追求财富积累的思想,表面上看是为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让商人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获得心理支持,赚钱也变得心安理得起来。实际上,它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财富的出路问题。佛家主张积聚财富,其最终目的是用来普渡众生。正好比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财富越多,刀子越锋利,杀人或者救人的威力也越大。如果商人不能明白追逐财富的目的是什么,将会陷入极端的困惑之中。他必然要寻找一个出口。西方新教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上帝工作,因此拼命赚钱,拼命捐钱,一切都那么合理,西方的企业家就没有这样的困惑。一些中国人向传统靠拢,企图为企业的终极目标寻找一条出路,于是,儒释道文化在商界盛行也在情理之中了。
李玉刚: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东西方在文化、经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很难把现成的西方理论和经验直接应用,而我们的经历又很短暂,缺乏有竞争力的手段,这样就会给工作带来很多迷惑、盲从。现在流行讲“商道”,商也有道,但这个道,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把握?东方思维不可能全盘借鉴西方思想,还得从文化根子上去找。佛教的普渡众生,与商人之道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
王元晖:即使是佛教的戒律,也可以类推到商业道德。佛教的修行法门“六度”,完全可以和商业规则对等起来。第一是布施,这个是解决人生观财富观问题,商人搞慈善捐赠、参加公益活动,都是布施。第二是持戒,这个戒,在商业上就是商业规则、商业道德、社会公德,作为佛子,做生意就要遵守这些规则。第三是忍辱,不是委曲求全,而是宽容。这个实际上是规定你怎么对待竞争对手,怎么对待矛盾的态度,以牙还牙肯定是行不通的。第四是精进,就是不断努力,不要固步自封,也就是我们说的“天道酬勤”。第五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经商也需要经营智慧,这就具体到技术层面,包括很多方法、技巧、经验等等。第六是禅定,对商人来说,就是进入一种境界,通过思考,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事物,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用非正当手段,剑走偏锋去赚钱获利,如今是越来越不可能了。所以商人必须改变过去的做法,把经营管理纳入到规范的轨道上来。对于我来说,佛法可以作为经营之道。
至于人们以为消极的方面,比如因果报应,有些人因为觉得是注定就不再努力争取,这个确实看你怎么理解。比如有人找我借钱,我借了。如果他不还,我也不生气,就当我是在因果循环中欠他的,我借的时候就做好他不还的准备。再比如有人坑我,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会努力消除,这个过程也是在行功德。佛教发展到今天,当然得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特别是人为的迷信成分,一定要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