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辉煌（节选）by 金一南

　　摘自《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 “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 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只有极少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名声不好，捕了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间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这算惟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正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庭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那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庭，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刚刚开幕、 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中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其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既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惟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形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 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 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 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 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 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 “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 “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 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 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 万发子弹， 3 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 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 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 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 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 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 ”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 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 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 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虽然只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用中共中央的下设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个弯，缓和了陈独秀一直坚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的观点，但从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与国民党接受的援助比较起来，相去甚远。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依然异常重要。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 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一百万元之多。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这一数量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量，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产国际的援助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帮助。但又正是通过有限的援助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皆着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伏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其所言极是。问题是连从监狱里解救你的钱都要别人支付，还怎么独立于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以后，还想保持与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兄弟关系”，只能是书生意气的一厢情愿了。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人民视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溶合。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作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问题，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同样是一种不正确的判断。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出现僵局。
　　但在承认“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僵局不可能持久。
　　马林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动用了组织的力量。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1920年5月，李大钊认为自己和陈独秀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刻，对于俄国情况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陈独秀的想法则不同。他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陈独秀以为他的建议要容易实行一些。后来自己真的“边学边干”了，才真正体会到“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知要难上多少倍。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 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了。《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闫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抛开李立三的设想完全脱离实际、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严重损失不说，单是既从国际支取经费、又不愿接受其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要求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等，也的确是太狂妄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 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并不在其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正是在以个意义上，我们说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一纸《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国能够产生红色政权。
　　找到五条结论，蒋介石说红色政权的根源在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
　　总想“挤柠檬”的斯大林，又怀疑脱离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能否独立存在。
　　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去农村搞苏维埃运动既不可能，也为时过晚。
　　但中国的红色政权产生了，独立存在了，迅猛发展了，谁来解释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段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
　　“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既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么？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 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王朝网络 wangchao.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