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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队里，吴晗被人打出了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经常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浑身青肿的吴晗，艰难地回到家里。小彦淌着泪给爸爸敷药。吴晗疼得紧锁双眉，可还是强作笑颜，安慰小彦说：“彦，没关系，他们打爸的时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
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
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袁震和孩子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的喘气声惊醒了小彦和吴彰，他俩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认真抢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次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喝口稀饭。”吴彰去向医生哀告，医生冷冰冰地拒绝了。袁震难过得掉下泪来，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小彦和吴彰到太平间给母亲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他俩趴在袁震的遗体上大哭，泪珠像断线一样落在妈妈的脸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风苦雨中，失去母亲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俩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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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09-10-29 07:38:15 [举报]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在场的医生见了这情景也伤心地落了泪。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在那凄惨的秋天，两个孤儿捧着血衣，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俩的一腔悲愤、无限冤屈，在当时能向谁去倾诉呢？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
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的苦楚，还要忍受饥寒的威胁。 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他们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几乎每天都梦到妈妈那半睁的双眼和脸上挂着的泪花。她更恨那些人没能让他俩最后见到爸爸。后来小彦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个清晨约了两个同学，帮助她把袁震的遗骨埋在了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写给父母的、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山风把纸灰轻轻扬起，像是把他俩的怀念之情传递给屈死的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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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09-10-29 07:38:58 [举报]
1973年6月，过度刺激和长期思念，使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四人帮”一伙怕得要命，就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中秋节那天，小彦在牢中悲愤之极，痛不欲生。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吴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吴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