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另一篇印度女记者Pallavi Aiyar的灼见：中国人印度人永远说不到一起的事

Pallavi Aiyar女士是印度驻华使馆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驻京记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写她在中国生活的书《Smoke and Mirrors》。她最近接受www.danwei.com的采访，对中印两国做了比较，谈到了她眼中的两国两大差异：一是政治，二是饮食。

先说政治。在Pallavi Aiyar女士看来，两国政府执政的“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础不同。在印度，执政者的正当性来源于一个过程（process）；而在中国，执政者的正当性更多地来源于“政绩”（performance）。说的明白一点，印度有一个民众直接参与中央一级选举的过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客只要能够在选举过程中说服选民获得大多数选民的选票就可以执政，其执政后的政绩如何已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后话。也就是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对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员的执政正当性主要是看他们是否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官员们需要用政绩来赢得民心，在这里结果比过程更重要。这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超过印度的一个原因。最近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公布了本年度的调查结果，有86%的中国民众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正确，而这一比例在印度只有40%。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印度人的对过程的热衷使他们有较强的参与感，选错了人也是自己选错的，大不了下次再选他人，所以尽管政客们似走马灯一般，也不可能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即便制定出来也不可能落实），但贫穷、混乱的社会却可以相对稳定。而中国尽管迄今为止为老百姓创造了让印度人称羡不已的实惠，但其社会抗击内外重大干扰的能力还有待检验。目标与手段、过程与结果，中印两国谁能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但是，Pallavi Aiyar女士认为中印两国更根本的差别在于饮食—— it is food that often leads to maximum amount of tension when Indians and Chinese get together（饮食使中国人和印度人聚在一起时紧张关系达到了最大程度）。大到什么程度？在印度，越是上层、精英就越讲究吃素，不仅不吃肉，连大蒜也不吃。在中国，财富和地位都通过大鱼大肉来体现。即便是非素食的印度人，也不是什么肉或者说什么部位的肉都吃得。比如印度人可以吃鸡肉，但是不吃鸡爪；可以吃羊肉，但不吃羊肚。连吃菜也有问题，信奉耆那教（Jainism）的印度人不吃根茎菜类，让中国主人大惑不解。别小看饮食习惯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比政治分野造成的隔阂更大。在中国的西方人如鱼得水，而在中国的印度人则往往避免品尝中国饭菜，也中国住了多年还不会使用筷子。因为吃不到一起，所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也难以融洽相处，最终会影响两国的商务往来。

好在来中国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了。Pallavi Aiyar女士估计目前在北京有1000多印度人，在上海有2000多，在广州、深圳可能高达3000人，其中不少是学医的学生、瑜伽教练，还有白领员工。据说华为深圳总部的印度籍员工在300-500之间。但是印度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这些大城市，在义乌和绍兴，持短期商务签证往来做生意的印度人多达万人。印度人多了，印度餐馆也多了，在北京就有10多家。较高档的有Taj Pavilion（印度北方菜）、India Kitchen（印度南方菜）、Tandoor、 Hazara，味美价廉的有Mirch Masala。不过，Pallavi Aiyar女士说最好的印度菜还是她自己家，安徽来的李阿姨做得一手正宗的印度咖喱鸡和印度咖喱饺子（samos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