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1968 年夏，造反、串联、武斗等大规模群众运动都已经过去，学生也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了。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文革进入了“斗、批、改”的第 3 阶段，重点转入上层建筑方面，运动的主体由学生转为工人阶级。由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学校、文化领域、研究机关，发挥领导作用。也许是为了让“白领”听“蓝领”的话，也是给“蓝领”们打气，毛主席发出了明确指示：“我国有 7 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爸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以后，先看看妈让我从北京大姨家要来的闹钟。不明白妈为什么那么强调要闹钟，还要我上学别迟到。我的户口落在锦州市中心的古塔区，而转学证书上写着“随父下乡”。妈把转学证书撕了，没有转学证书，在那阶级斗争弦崩得紧紧的年代，没有学校敢收。我一直没有上学。周围的孩子好像也没有认真上学，我辍学在家也不那么显眼。
每天早上起来后，我洗洗脸锁上门便到前街的奶奶家。开始时能感到人们的视线和耳语，好像在说这个右派家里来了个小姑娘。爸身高将近一米八，膝下有一个小姑娘就更显眼了。爸那时跟奶奶家一起吃饭，我到了以后自然也到奶奶家吃饭。
全家人只有大奶奶保持着跟在石家庄时差不太多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抽棵烟，喝杯茶，给全家作两顿饭。爷爷、小奶奶都随生产队下地干活。
我每天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瞎跑着玩儿。离开石家庄时，那里孩子跳皮筋时的歌谣已经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仨坏蛋是一家”了，可是前五里营子的孩子们还不谙“世态”，照样喊着不知何时何人编的顺口溜：“虫 ( 从 ) 前有个银儿 ( 人儿 ) ，偷我的花生银儿 ( 仁儿 ) ，我刚想拿枪打，一看是我儿。我儿秃脑亮，把我吓够呛”。这是我到那里后记住的第一首“歌谣”，至今也不明白它有什么意义，占谁的便宜。反正孩子是嘴、手不能停的动物，总得嘟囔点儿什么。
那时，在当地人心目中中国地理只分“关里”、“关外”两个概念。山海关以南的中国叫“关里”，以北的叫“关外”。东北地区山东人较多，而且很多山东人在东北住多少年也不改乡音，东北人叫他们“山东老侉 (ku ǎ ) 儿”。我有石家庄口音，有孩子冲我喊过“山东老侉儿卖猪爪儿，一分一个二分俩”。我那时心里着实不愉快：谁卖你那么便宜呀？别说猪爪儿，猪脚趾豆都不卖你！
尽管如此，很快我就融到孩子堆里了。农家孩子玩儿和家务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纯粹的玩儿。雷鸣电闪的暴风雨过后，一群孩子来喊我去小树林采蘑菇，说是蘑菇被雷震出来了。果然那天树根部裂着缝，从缝隙处扣出白嫩的蘑菇。路上看到树枝什么的也会捡起来拿回家烧火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要玩儿捉迷藏，孩子们用锤子剪子布的方法决定谁藏谁找时，胡家小二左手捂着肚子，扭着腰催促说“快点儿、快点儿”，一看就知道他急着上厕所。第一次出拳就定出他是藏的，他明明可以到身边的厕所解放自己，却见他一溜烟地往自己家跑去。后来才知道“肥水不流他人田”，粪肥交给生产队可以换算成工分，也可以用在自留地里。
最能消磨时间的是卖糖稀。刚到锦州的时候，还能买到红糖。小杰、小芝姊妹俩把红糖熬成糖稀放在铝制的饭盒里，拿到合作社门口去卖。一分钱起价，用小细棍搅起一些糖稀卖给孩子。小杰是姐姐比我大两岁，妹妹跟我同岁。姐姐经常训妹妹，骂她搅糖稀不够技术。“挑的时候要尽量拉细丝，卷起来的时候尽量空隙大大一些，这样显得多”。
孩子们买的时候也很计较，总说“多给点儿”，卖的说“你看看，这还不多，够多的了”。
糖稀的最大好处是先玩儿后吃。把糖稀拉长在空中画个“ 8 ”字，用两根棍穿来穿去，又不能让糖稀落地，都要一些技巧。糖稀本身是透明的，搅拌时间长了变成白色。搅拌烦了、腻了、玩够了，往嘴里一放吃软糖了。
奶奶每天给我二、三分零花钱，差不多都买了她们姊妹俩的糖稀了。她们俩卖，我坐在旁边搅拌着造型，现在看我是很好的托儿。
这个小学低年级孩子也能作的小买卖，很快被工人纠察队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
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着 “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 城管已不是工商管理部门的事。戴着“工人纠察队”袖章的工人骑自行车时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商店门前的小集市上。见到作小买卖的就把货和秤杆没收了，跟现在城管一样只轰人不逮人。
自留地的土豆都收回家了。每个人头的自留地能收获 100 多斤。按每斤 0.1 元计算，能卖十几块钱。收获土豆的季节也是农民家里最缺钱的季节， 1 月分红的钱，制了棉衣、过了大年，又过了这么好几个月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家家都指望用卖土豆钱过到仲秋。
但是，卖土豆是每家的一块心病。农民的闲暇在早 7 点以前，晚 7 点以后，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多少人出来买菜。卖土豆的最佳时间段是上午 10 点 —12 点，下午 4 点 —6 点。卖土豆的时节也是生产队比较忙的时节，农民怕影响年终评工分，不敢请假。所以，卖土豆成了各家老人孩子的事。
城市居民不仅把土豆当主菜，还用土豆的淀粉补充口粮不足的部分，每到这个季节买大量土豆。那时土豆比现在好卖得多。
工人纠察队忠于职守，突然袭击自由市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农民像打游击一样卖土豆。
我们那一大家子只有大奶奶、小叔叔和我在家，别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大奶奶生来就没有受过穷，根本就不能想像去作小买卖。听着土豆腐烂时发出的“吱～吱～”声，只会说“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那天小叔叔说：“新力咱俩卖土豆去吧”。
小叔叔那时上小学 5 年级，论胆量和精明比不上我姐的一半，加上天生的高度近视，动作也不像一般男孩那么机灵。我天生跟屁虫性格，谁叫我干什么我都乐乐呵呵地跟着。这样两个人互相壮着胆，真地准备起来了。
小叔叔从别人家借来了手推车，要多装些，去远点儿。
离前五里营子一站半路的地方有个大住宅区叫“锦纺”，一听就知道是“锦州纺织厂”的意思。那里不光有锦纺的宿舍，还有大面积的铁路职工住宅，可以说是绵延几里地的大住宅区。“锦纺”是这个大住宅区的商店街的简称，那里有百货店、五金杂货店、饭馆、食品店。食品店有个菜场，菜场冬天在店内，夏天在店外。菜场过了中午就没有菜了，店员守着点儿破葱旧蒜之类的站在柜台里聊天。三班倒的纺织工人 4 点下班，正好买菜回家。
小叔叔推着车走在自行车道上，我用筐挎着称走在便道上。别看他只比我大三岁，时时都照顾着我。大概是我从小“叔叔、叔叔”地叫的吧。
菜场对面的便道和自行车道上摆满了农民的菜摊，买菜的人也很多。菜场和农民的菜摊之间是一条可以对开两辆汽车的道路，因为是工业区经常有卡车开过。
我俩顺着别人的摊子靠边放下土豆。客人来的还不少。我既不会算帐也不认称，什么忙都帮不上，只听小叔叔命令“加个小的”、“添个大的 ! ”。自由市场的菜比公家的贵，客人也格外挑剔计较，总要求“高着点儿”。“高着点儿”就是让秤杆的尾部敲高点儿的意思。
第一次买卖竟如此顺利，推来的几筐土豆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小叔叔让我到对面背阴的便道走，他自己推着车走在自行车道上。
我刚过马路，就听背后有辆卡车猛地停下。转过身一看，一群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他们兵分三路：一路直冲做买卖的农民，另两路分别跑向东西两端一字排开，堵住了想逃跑的农民的退路。工人纠察队割资本主义尾巴来了！
冲进农民菜摊的工人纠察队员，见到菜筐就往卡车上扔，摸到称就用力踩断。农民们最怕的是没收称，那时买称要单位介绍信，不卖给个人。我们用的称是借别人家的。农民死死抱住称哀求。只见生产队长的老婆搂着称说：“大哥呀，您老就饶了我吧，以后不卖了”。“您老”是东北人对长老的敬语，队长老婆看上去比那纠察队员年长 20 多岁。
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也有喊着骂的。
“扔呀，砸呀 ! ”
“哎－，冯二！你妈刚搁这嘎达买走的，你今儿晚上吃不 ?! ”喊话的一定认识纠察队里的人。
我没有见过这场面，一时看呆了，竟没有意识到自己挎的筐里有杆秤。当我意识到必须的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时才发现，我回家的路已被工人纠察队堵住了。他们正缩小包围圈，一字排开地往这边走。再看小叔叔，他推着车焦急地等在包围圈外。他没有称，只有手推车上的几个筐，看不出是买过土豆的。而我挎的筐、筐里的称都还留着土渣，一看就知道是刚卖过菜的。
我硬着头皮向着包围过来的纠察队员走去。我靠着墙边走，最靠边的纠察队员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筐；看了我的筐又看看我的脸。我就在他这样的注视下与他相向而行。在我走到他身边的那一瞬，他用手抚了抚我的头说“快回家，这不是玩儿的地方”。
他的话让快蹦出来的心脏又晃荡了好久才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天一直到吃晚饭，小叔叔都平静不下来。他开始是兴奋，后来老在思考并自言自语：“他为什么……？”
想来，当年的工人纠察队员也年过六旬了，不知他们怎样回忆当年。也许在跟子孙讲自己当年的风光，也许缄口不谈。回忆那天的发生的事，悟出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权限内把事情处理的更温情一些，也可以处理的更残酷一些。能人性人道，何必要残酷无道呢 ?!
(3)步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