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就是上帝
上帝是存在的，所以真理就只能够与上帝相关（而不是相联系）。但是我们要如何证明这种真理的存在性，或者如何叙述真理的存在性的实在依据呢？如果我们仅仅是从逻辑来论证的话，我们也无法从内在性或外在性来得到这种真理的合法性。因为竟然思想能够“设想”（暂时这么说吧）出一个无法“证明”（按照逻辑来说）的上帝来，这似乎说明思想是超越逻辑的。也就是说，当思想与个体自身的存在相联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观照”（从深层领悟来说）出“上帝”的存在性。同样一个思想，竟然能够区分出“证明”与“观照”的不同特质或方法，那么这说明，思想从来就不是“逻辑”能够【独占】的深层意识。后现代所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中，往往却是当作“真理”的代名词。真理与逻辑的联系，说明了不是先验的，乃是和人的本质力量相关——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力量“决定”了真理与逻辑的符号联系的内在形式；虽然这种内在形式可以从外在性得到“再现”。如果说人的本质力量的论述形式恰恰就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精神内核，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的内在发展“决定”了真理的逻辑意义或其形式。这种“决定”可以看作是“对象化”，“内化”，“外化”等不同意义。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与真理建构之间的历史联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社会学：社会生产的物质关系，决定了真理的逻辑意义。因为社会的生产形式是从占有物质关系为基础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的历史意义——而占有物质生产，就意味着占有精神生产。因为所谓的对象化就是意味着：在改造物质的同时，也改造自身的精神和心理，以至于物质与精神统一在人的本质力量的结构性当中。也就是说，对象化就是结构化。社会的异化的发生就在于在生产过程中将“占有”的意义转换成某种变质的精神关系；以至于将对象化的媒介作用变成人性中的基本性的历史含义。例如我们用钱买东西；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钱只不过是“中介”；但是由于社会生产的作用下，金钱反而成为了生活的基础——这种转换的精神关系就是所谓的【异化】。也就是说，异化首先是从生产关系开始的。因为它就表现在我刚才说的：占有物质生产，就意味着占有精神生产——这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合谋作用。占有物质就意味着人性上的占有；人类的心理结构的发生就从占有物质生产关系开始“内化”的。这种内化的结果就是精神上的占有——而精神上的占有，从生产的本质意义来说就是“强化”了人类心理结构的再生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的精神表现都是从“占有物质”开始的。对象化的结果不但验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也验证了集体的精神力量。人类对真理的认识就是从占有物质开始的。人类之所以一直将神明“形象化”，就是因为在社会的占有物质的心理关系的影响下，不得不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物质化”；使之能够成为某种心灵的对象化的外在验证。也就是说，神像就正好“证明”了人心中的物质化表现。神的形象化就意味着人心想占有某种精神力量。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类在崇拜神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祈求自身的物质力量的发展——人对寿命，财富，传宗接代，成功的追求，实际上就是“证明”了人在“透过”神明来“占有”某种的物质性（不论是作为象征也好，还是作为某种可见的财富也好）；正如人透过物质生产来追求精神生产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的确就像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都是人类心理的投射。因为“投射”与“占有”是同一种本质的不同说法罢了。也就是说，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在对象化的历史过程中就是从“占有”开始进行的有意图的心理联系。
同样，真理与逻辑的各种联系也是从占有话语开始的。逻辑的发明与话语的生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一切的物质生产关系中，人不得不用话语来维持或证明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这就是话语产生的历史性的社会根基。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教科书说：语言就是交流的工具的具体原因了。逻辑中的各种规则，也就是社会上的说话规则的某种外在形式。至于为什么思想要服从逻辑的规则，就是因为社会在占有物质关系中建立了一套“精神秩序”；以至于人的思想服从逻辑，正好“对应”了人服从社会秩序的心理表现。也就是说：逻辑，规则，秩序，说话的意义——它们之间根本就是物质化的不同形式表现罢了；是从社会占有物质关系所“外化”（也是“内化”）的精神建构。这种建构性本来就是在历史性当中，它根植于人的心理结构当中。于是，占有逻辑就是意味着占有思想——这是社会统治人的高明手段。因为占有人的思想就是占有了人（不仅仅是秩序罢了）。从此社会的统治形式就取得了物质性的合法关系及其地位。
人的思想既然是受到物质关系的局限，这就说明：物质性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人在对物质性的占有上，充分地表达了人性中的自私或短缺。因为人如果没有占有物质，就不会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再加上我们的生产关系是以交换关系为依归的——这就说明，占有，生产，交换：这三者是一体的，是从人性深处引发出来的社会生产。因为当人从劳动上占有对象来建构社会的时候，这说明社会上的物质生产关系追根揭底都是与“人性”相联系的。是人性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历史需要（而不是生活需要）。因为当人占有对象的时候，他的劳动就反映了历史与生活的断裂。这是由于他的劳动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乃是为了占有自然界以至于改造世界。从那时候开始，生产就独立于人的需要而进行自我生产着。于是历史的开端就在于：当精神想要改造物质的时候，就决定了物质必然改造着自身的精神形式。我们可从造神运动看出：神像就是在劳动力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下，将自我的精神方式进行物质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精神迟早会依附在物质性的层次上而失去自我。
但是基督信仰的真理就不同了。因为这个真理并不是一开始就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而外化出来的。基督信仰的真理一开始就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所谓的启示就意味着：人不可能从自身的社会建构中获得关于上帝的任何知识；因为短暂的人不可能与永恒有关联——但是永恒却能够进入短暂来“开启”人类被封闭了的智慧。——在短暂之中，人的智慧永远只能够用于自己的欲望而生；也就是说，短暂的智慧就是被封闭了的智慧——这种智慧一开始就是作为认识上帝的“开端”而来。于是，当上帝说：他是个灵的时候，就说明了：上帝的存在不能够从（社会）思想来达到，只能够依靠心灵来认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一开始就是从占有对象（自然和人）开始的；但是真理作为“灵”却不能够被人所占有的。——一般人一直执着于要证明上帝的存在；那是因为他们想要从内心深处“占有”上帝，正如自己同时占有物质和精神形式一样——真理的灵与人的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逻辑上就不能够当作同一的东西来解释；更是不能够从同一个空间或结构的不同层次来“证明”。如果语言是被社会所塑造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在自己的心理活动的内部中用社会语言来“解构”上帝的语言：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上帝。但是，在人的心灵深处，却能够“观照”出上帝的意思。这种观照主要是被动的（从社会习惯来看）；但是从深层次上却是说明：人与上帝的互动。之所以能够观照出，乃是由于人的灵与社会语言不一样。人的灵中的言语乃是一种“天性”——基督信仰所说的人的信心就是从这个“天性”中出发的。这个天性能够让人在“领悟”中“顺服地”归向上帝；但是并不是在思想中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毕竟这种境界，只是作为占有物质的社会意识而投射或内化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中。也就是说，境界实际上是“物化”的自我表现。它以思想的形式来“遮蔽”人的存在性，也垄断了上帝的永恒性。
真理既然是个灵，那么他就超越于人的存在而自我存在着。人的存在相对于这个自我存在者来说，是一种被创造的存在。被创造的存在就不是自我存在者，他必须与自我存在者相联系才能够在自身的生命中“观照”出上帝的存在性。于是这种联系是最高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是作为最基本的存在而在自我存在者之中存在着。也就是说，最高的联系就是存在的开端，而不是作为存在的自我结果而自我展现着。因为这种存在者并不是黑格尔式的意识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的统一论是在对象化中自我演绎着；但是真理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始终是作为【二元化】而自我相互联系着。——这就是存在的开端的真实意义所在。真理的灵既然是超越物质性，也必然超越于人的精神性及其思想性；但是这种超越性并不是以自身的超越为基础的，乃是与“不同存在者”作为生命意义上的联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存在自身的不同构成性质决定了存在的超越性；正如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因为他们之间的存在构成不同，所以即使无法在完整的生命以自身的形式联系着；但是他们仍然在“生态上”自我相互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互着未必就是联系着（从这个词本身的对象化意义来说）。上帝与人的关系也是在“生态上”相互着，但不是作为统治形式而自我同一化地联系着。这种生态性本身就是作为“灵的生态关系”来自我相互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