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桐的定心丸只让晨生的担忧缓解了十几天，就再次失效，因为晨生偶然注意到临街的那几家政府机关都在纷纷搬家，而通惠银行大门紧闭，而蹊跷的是，郭桐就象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没有在“福客来”露过面，晨生不免紧张起来。他一路小跑着来到通惠银行大楼门口，用力砸了几下门，门后的帘子被掀开，露出一张老头的脸。老头隔着门玻璃仔细看了看晨生，问道：“你有啥事？”
晨生跟对方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紧接着问道：“银行为什么关着门？”
“停业了。”
晨生开始感到心在往下沉。“那以后还开吗？”
“不开了，破产了。”
“那我的钱呢？”
“前两天还开着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取走？现在没办法了。”
“啥叫没办法？你们不能把我的钱拿走。郭桐在不？你让我见见他。”
“他几天前就走了。”
“到哪儿去了？”
“听说是回老家，反正不在西安了。”
晨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任凭月蓉焦急的询问，他也毫无反应，只是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呆了一阵，他抱住月蓉，用尽所有力气，放声大哭。
六十年后，当月蓉向我妻子讲述那段经历的时候说，那是她记忆中，晨生唯一的一次痛哭。在那之后直到他去世，晨生再未掉过一滴眼泪。
距离西安三十分钟车程的临潼，因为古迹，水果，以及地下富含矿物质的温泉水，而成为陕西境内度假疗养的胜地，在全国其它地方也小有名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一家家疗养院开始陆续在临潼兴建，至六十年代中期已经颇具规模。那个时候，从西安乘坐班车到临潼汽车站下车，从下车的地点朝东能看到骊山，山上的树木清晰可见，如果眼神好，甚至能看见“兵谏亭”的一角，只不过当时那个亭子的名字是“捉蒋亭”。从汽车站朝南是一条不太宽的柏油路，路两边种满石榴树。沿着这条路向南走二十几分钟，再拐上一条上坡的土路，在一个石榴园前转过一个弯，会看到一片苏式建筑紧靠在骊山脚下，掩映在一片浓荫覆盖的绿色山谷中，这片建筑就是当时的地方工业部临潼疗养院。沿着院内的水泥路，绕过一排排住院部的楼房一直朝里走，会被一排红砖平房挡住去路，这排平房既是疗养院的食堂，也充当围墙分隔开了疗养区和家属区。如果碰巧是刚吃完晚饭的时候从食堂的后门走进去，会看到一位身体结实，五十出头的汉子正在厨房里擦洗操作台。食堂的大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厨房里除了这位汉子和另一名正在拖地的小伙子以外，再没有其他人。窗外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一首嘹亮激昂的歌曲，汉子随着歌曲轻轻地哼唱着。他快擦完的时候，一位同事下班，经过厨房门口招呼了他一声：“佟师傅，别忘了晚上的批斗会。”
“知道了。”佟晨生答应了一声，然后问。“这次是谁？”
“陈院长。”
晚上，晨生口袋里揣着小收音机，一只耳朵塞着耳塞，一边听着豫剧，一边慢悠悠地来到了会场。这样的会他已经参加了好几次，每次都是来点个卯而已。十年前，“福客来”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归了公家，晨生凭着手艺，被政府分配了工作，辗转了几个单位以后，几年前来到疗养院食堂。巧的是，茂林也在这里工作。这对难兄难弟自从“福客来”散伙后各自发展，没想到在这里再次重逢。这十几年里，晨生和月蓉先后有过两个儿子，但是出生不久后均不幸夭折，后来他们从一个朋友那里领养了一个男孩，抚养长大。
批斗会开始，陈院长被押上台。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典型陈民锐”，名字上面画了个红叉。会议的主持人号召大家积极踊跃，主动揭发白专典型陈民锐的事实。台下没有反应。主持人问了几次，无人主动，于是开始点名叫人。正陶醉在《对花枪》里的晨生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颇觉意外，愣了一下，连忙收起收音机，起身上台。
晨生站在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茫然地看着主持人。主持人又重复了一遍，让他揭发陈民锐的事实。晨生想了半天才说：“我是听说的啊，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热心，整天看书，学外国话。”
“这些都是他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事实，早就被揭发过了，你可以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观察来揭发。”
“工作中的观察。。。让我想想。”
对作为一院之长的陈民锐，晨生平时并不是很熟悉，他们之间的接触总共只有有限的几次，想在其中找出什么“事实”，对晨生来说并不容易。他想了半天，看来不说点什么是不行的，不如想起什么说什么。
“他不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看不起劳动群众，总喜欢喝洋酒，抽洋烟，不喝国产酒，崇洋媚外。”
“说事实！”
“那年劳模表彰会，会后聚餐，院领导给劳模挨桌敬酒，其他领导都用国产白酒，劳模也是，只有陈院长说喝不惯白酒，自己从家里拿来瓶洋酒，一个人喝。”
“他的洋酒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台上一直没说话的王副院长第一次开口。
“我知道，是苏联专家送给他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记得是59年，院里来了几位苏联专家，来疗养的，陈院长自己请他们喝酒。那个时候疗养院刚成立没多久，食堂没什么人手，所有的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酒就是一个苏联专家那次送给他的。”
“说详细点。当时几个人在场？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他都说了些什么？”王副院长继续问道。
“那天下班前，陈院长找到我，说他晚上要请客，请我帮忙准备几个菜，我答应了。当天晚上他陪着几个苏联专家来，在食堂小房间里摆酒。我做完菜没事干，以前从来没见过外国人，就远远地站着看他们。那个小房间你们也知道，有个大玻璃窗，从厨房看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亲眼看见一个苏联专家送给了陈院长一瓶酒。他们喝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来陈院长把专家送走，我就关门下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