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德国当年军费开支占总GNP的比例，从1933年的3.2%，1934年的4.4%，1935年的8.9%，到了1936年就增加到11.4%，然后1937年到14.4%，1938年到了28.2%，然后1939年，就开始攻入波兰了。
英国作为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之一，军费也开始从1936年的7.1%，涨到了1937年的9.4%和1938年的12.8%。应该说当时欧洲的重整军备，准备打仗，开始对外部的军工产品的需求，是美国最后在1939年彻底走出大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回头看一下，当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1930年6月通过了“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以后，达到了无先例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工业产品，入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以上。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的额1891-1894年，要高出了5个百分点。结果就是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25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而当时因为世界贸易主义兴起，德国的工业产品价格受压（因为要低价来抵消高关税），而要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就使德国工业受到两头夹击，因此德国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希望不依赖于国际贸易，而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是德国因为资源缺乏，不得不有选择的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尽可能地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内，由贸易体系里的伙伴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而德国则向他们提供工业产品。
这个体系里的国家大部分是南欧和东南欧国家，例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而这种排他的经济体制自然最后会和英法同盟形成势力范围之争。
德国当时因为背负沉重的战争赔款负担，总值是1320亿金马克，在1932年暂停支付的时候，已经付了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要赔，现在国家工业化了，军备重整了，当然希望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翻盘。
看一下今天中国的现状，这段历史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也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势力区，而且最近又走出了国门，到也门的亚丁湾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后数年中国的经济趋于稳定和较快发展，并同时带动自己势力范围区的稳定和发展，而美国和西欧仍然在经济停滞甚至萎缩中挣扎，中国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人家可能会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以普世价值作为虎皮，向中国兴师问罪。
因此如果中国今天在军备上加一把力，不光是解决军队建设欠了那么多年的问题，和帮助应付今天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同时也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国际形势变化，保护中国今天的经济成果，和国家的海外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的阀门。当年大清王朝经济强盛，军事懦弱的局面，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永远牢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而美国今天确没有这个军备的气垫，是因为在小布什的8年时间里，美国的军备已经是高企不下，没有太大的空间，来为经济提供助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已经和罗斯福当年大不相同，没有办法运用罗斯福的老办法。
从经济结构来讲，当年的美国的工业里，由托拉斯等大型垄断企业当道，因此罗斯福可以比较容易地和少量的产业大亨们谈定数，不像今天的奥巴马在国会里，还要艰难地和反对党议员对抗。当时的德国，则采取了太过分的方法，就是凡是反对希特勒新政的反对派，直接就是一车送进了集中营去劳动改造。而在美国，罗斯福则是强调集权的重要性。
今天人们一谈到罗斯福，就想起了他在上任时发表的讲话里的一句话：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唯一的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是恐惧自身。
说得多棒啊。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说，正是罗斯福这句充满自信的话，和他后来的炉边谈话，稳定了美国的民心，从而带领的人民走出了信心崩溃的萧条。
对这种说法，俺就是一句评论，胡扯蛋。
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大家对罗斯福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不是这一句，而是另一句：
“broad executive power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emergency as great as the power that would be given to me if we were in fact invaded by a foreign foe.”
无上的行政权力来向这个危机宣战，这个赋予我的权力要大到就像我们国家被外敌入侵一样。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的文章，是支持罗斯福权力集中的呼吁。报纸的标题是：
“如果有必要，俺们要独裁”（Dictatorship If Needed）
罗斯福明白的道理，希特勒明白，丘吉尔也明白。就是今天的奥巴马也明白，就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必须团结一致，停止内斗，万众一心，才有可能群策群力，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显示出了其优点。温大爷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到的上下齐心，和胡大爷说过了“不折腾”，加上中国特产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都是当前度过危机的最有力保证。在这种全球为难的困境，有人大喊要修改宪法，搞分权，和削弱政府和社会的整体行动能力，简直就是脑残。
中国的古籍“管子”一书，在论证国家政治的“立政”篇中，提到了4个国家危亡的因素，就是：
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看一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换掉了布什，算是解决了卿相不得众的问题。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党派内斗，则有加剧的趋势。美国内外的武兵—军事威慑力经历伊拉克一战，大大受损，财兵—华尔街金融实力，几乎全军覆没，文兵—华盛顿共识下的民主自由体制，现在是臭名昭著。而在经济危机下，民不聊生，越加剧烈。
美国不面临危亡的关头，那才叫奇怪了。
英国作为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之一，军费也开始从1936年的7.1%，涨到了1937年的9.4%和1938年的12.8%。应该说当时欧洲的重整军备，准备打仗，开始对外部的军工产品的需求，是美国最后在1939年彻底走出大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回头看一下，当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1930年6月通过了“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以后，达到了无先例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工业产品，入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以上。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的额1891-1894年，要高出了5个百分点。结果就是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25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而当时因为世界贸易主义兴起，德国的工业产品价格受压（因为要低价来抵消高关税），而要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就使德国工业受到两头夹击，因此德国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希望不依赖于国际贸易，而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但是德国因为资源缺乏，不得不有选择的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尽可能地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内，由贸易体系里的伙伴国，向德国提供原材料，而德国则向他们提供工业产品。
这个体系里的国家大部分是南欧和东南欧国家，例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而这种排他的经济体制自然最后会和英法同盟形成势力范围之争。
德国当时因为背负沉重的战争赔款负担，总值是1320亿金马克，在1932年暂停支付的时候，已经付了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要赔，现在国家工业化了，军备重整了，当然希望来一场战争，就可以翻盘。
看一下今天中国的现状，这段历史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也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势力区，而且最近又走出了国门，到也门的亚丁湾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后数年中国的经济趋于稳定和较快发展，并同时带动自己势力范围区的稳定和发展，而美国和西欧仍然在经济停滞甚至萎缩中挣扎，中国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人家可能会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以普世价值作为虎皮，向中国兴师问罪。
因此如果中国今天在军备上加一把力，不光是解决军队建设欠了那么多年的问题，和帮助应付今天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同时也是为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国际形势变化，保护中国今天的经济成果，和国家的海外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的阀门。当年大清王朝经济强盛，军事懦弱的局面，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永远牢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而美国今天确没有这个军备的气垫，是因为在小布什的8年时间里，美国的军备已经是高企不下，没有太大的空间，来为经济提供助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已经和罗斯福当年大不相同，没有办法运用罗斯福的老办法。
从经济结构来讲，当年的美国的工业里，由托拉斯等大型垄断企业当道，因此罗斯福可以比较容易地和少量的产业大亨们谈定数，不像今天的奥巴马在国会里，还要艰难地和反对党议员对抗。当时的德国，则采取了太过分的方法，就是凡是反对希特勒新政的反对派，直接就是一车送进了集中营去劳动改造。而在美国，罗斯福则是强调集权的重要性。
今天人们一谈到罗斯福，就想起了他在上任时发表的讲话里的一句话：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唯一的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是恐惧自身。
说得多棒啊。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说，正是罗斯福这句充满自信的话，和他后来的炉边谈话，稳定了美国的民心，从而带领的人民走出了信心崩溃的萧条。
对这种说法，俺就是一句评论，胡扯蛋。
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大家对罗斯福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不是这一句，而是另一句：
“broad executive power to wage a war against the emergency as great as the power that would be given to me if we were in fact invaded by a foreign foe.”
无上的行政权力来向这个危机宣战，这个赋予我的权力要大到就像我们国家被外敌入侵一样。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发表的文章，是支持罗斯福权力集中的呼吁。报纸的标题是：
“如果有必要，俺们要独裁”（Dictatorship If Needed）
罗斯福明白的道理，希特勒明白，丘吉尔也明白。就是今天的奥巴马也明白，就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必须团结一致，停止内斗，万众一心，才有可能群策群力，度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显示出了其优点。温大爷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到的上下齐心，和胡大爷说过了“不折腾”，加上中国特产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都是当前度过危机的最有力保证。在这种全球为难的困境，有人大喊要修改宪法，搞分权，和削弱政府和社会的整体行动能力，简直就是脑残。
中国的古籍“管子”一书，在论证国家政治的“立政”篇中，提到了4个国家危亡的因素，就是：
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看一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换掉了布什，算是解决了卿相不得众的问题。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党派内斗，则有加剧的趋势。美国内外的武兵—军事威慑力经历伊拉克一战，大大受损，财兵—华尔街金融实力，几乎全军覆没，文兵—华盛顿共识下的民主自由体制，现在是臭名昭著。而在经济危机下，民不聊生，越加剧烈。
美国不面临危亡的关头，那才叫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