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教育的标志(上)
2010-09-14 13:27:59
受过教育的标志
Alan Simpson
任何一种教育所关注的都是“心智”。那些能将优秀的教育从粗鄙教育中区分开来,或者将完整的教育与半吊子的教育区分开来的优秀特点,都蕴含在“心智”这个词中。无论“心智”这个术语的定义在政治词汇中有多少次起起伏伏,它在教育世界里却超越了所有的争议。在教学中最糟糕的情况顶多就是那些被折磨地团团转的受害者(学生)故意让老师难堪,问道:“心智是关于什么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心智教育让自由人和奴隶区别开来,或者让绅士和工匠劳动者区别开来。而今,它区分开的一个是用以滋养头脑和精神的教育,另一个则是纯粹讲求实际和专门的训练,或者仅仅拘泥于琐事而连训练都不接受的教育。这样的一种心智教育包含了知识、技能和标准三重因素。
就知识而言,原先的看法是有歧义的。一个满脑子尽是事实(而没有分析)怪物,能在电视智力测试中表现出色,然后就在某个社交聚会里假装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这足以让人感到困惑了。而一个更值得佩服的看法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而许多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都会乐于承认他们对这些东西中的很大部分是不知道的,并且课程规划者在哪些知识须要让学生知道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曾经有过某些年代,所有在校学生都学习相同的东西,正如观点所说如果没有学到所有的知识,那这些学生就完全没有受到教育。而在另一些年代,社会分工是如此普及,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几乎在他们毕业以后就不再和其他领域的人相互沟通了。
如果知识是我们的标志之一,那我们就不该对其种类和数量抱有那种教条的看法。用心去开垦哪怕只是一片肥沃之地,都足以能够激发出一个受过教育之人的所有天赋。但如果课程规划者想降低风险,他可以想到那句古代信条,即:一个受过教育之人应该对所有事物都有一些了解,并同时对一些事物有很多了解。
近些年来,对于这句“对所有事物都有一些了解”的阐释往往来自于那些全力支持一种通识教育的群体,他们认为思想还未成型的人都应该接受通识教育。而这种让每个学科的专家上各自领域的导论性课程,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课程几乎涵盖了知识的所有主要分支——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体系通过优秀教员们的广泛视野和想象力建构起来,而这些教员深谙那些兴趣盎然的外行需求。但是在这些激动人心却零零碎碎的知识之外,学生应该深入学习哪怕只是一个课程,并品尝它所有的味道。仅仅做一个知道一切的浅薄涉猎者,而不同时成为某一领域的工匠,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在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上有所歧义的话,那对于技能则毫无分歧了。首先就是要训练头脑,学会清晰地去思考。这一直就是教育所要做的事情,但是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整理课堂笔记是一种经验,和老师辩论的机会则又是另一种。在既定的传统里去接受是一种,挑战传统本身又是另一种。为了获得最理想的结果,我们应该在头脑中牢牢记住那个“未经过验证的人生”的观点,而同时在施行这些人生验证的时候,需要热情、严格和自主,这些都将拓展每个人的能力。
对于清晰思考而言,最关键的是要习惯于对我们所闻所学的事物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作为生活的检验者来说,采取怀疑态度的方式与学者科学家们所用的很像,而这也保护了处于时刻被包围在伪善言辞和假道学中的普通人。
能够在听虚伪争辩的同时看出其欺骗之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受过教育之人的标志之一。但我们不需要接受教育也可以获得这个能力。一个精明的农夫能在市场上保护自己不被江湖骗子所骗,而各色的商贩虽然没有高中文凭,但都可以在假货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此类精明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轻信。在他们有限的经验之外,农夫和商贩往往是极为容易受骗的。而一个受过教育之人,应该在广义的方式上提高自己的批判能力,他应该认为自己对于各种形式的欺骗都是百毒不侵的。
无论欺骗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都和我们的最终目标无关。有些是无意中的欺骗,而这些正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大多数销售人员因为长期受自己感情洋溢的话术影响,似乎也都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了。而那些专家,实质上只是做着些自命不凡的欺骗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觉得自己成了某种神职工作人员,可以虔诚地向世人布道。几乎没有什么煽动家最后还能保持怀疑的态度,不被自己的辞令所骗。并且那些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往往都是极为真诚的。我们可以让学生远离那些有欺骗动机的事物,但是我们无法免于不被那些虚伪的友善打动。
自然地,我们正被各种欺骗包围着。直到最近,学校里还充斥着这些谎言——所谓的欢乐教学;爆米花要比燕麦片更适合做正餐;比起了解一个团队的发展方向来说,个人为团队而改变更为重要……
-------- 未完待续 ---------
注:
1 Alan Simpson: (1912- ) , was born in England but became 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S in 1954. He was educated at Oxford and Harvard and wa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om 1946 to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