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同意离婚，就剩下手续了。玉琳没有别的要求，只想得到安妮，海峰对此没有意见，于是就找房产中介卖房子。根据估价，房子价格比买的时候还上涨了一点，但因为卖的比较急，两个人把房子就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买主，去除费用后，最后也没多多少。
海峰说，卖房收入加上其他财产变卖，去掉贷款还能剩下十八万左右现金，他打算给玉琳十万，自己保留那部车和八万。海峰并承诺以后每个星期给玉琳母女大约200元的补助，每两周直接打到玉琳的帐上，直到安妮18岁，不过每个周末要允许他探视或者把小孩接出来玩。玉琳原以为自己要了孩子，财产上面就要吃点亏，居然还是得到十万，海峰要求的不过是探视权而已，她很痛快地同意了，生怕海峰反悔。
玉琳属于低收入人群，有政府的免费律师给提建议。玉琳去城里见了政府指定的律师，回来后告诉我，基本上合理，律师就给她提了一些程序上的建议，她也想把事情早了结早省心。
十万块！我和老王只有叹息。当初玉琳想离家出走时，从家里拿出来的就是十万块。经过这一番折腾，拿到了十万块，家仍然没有保住。
在房子交割之前，玉琳没有拿到钱，就还跟我们住在奶吧后面。我们的新房子基本上建好了，就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一棵树。家具不太多，但也够用。我建议玉琳跟我们一起搬走，她却不愿意，说马上要自己租一个房子，不想搬来搬去地折腾。我又担心自己搬走了，再到店里来就不方便了，还想帮她看看小孩，只好决定也等一阵子。
玉琳拿到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辆新车，是一个马自达六，灰黑灰黑的颜色，还幽幽地发着银光，整个就是一男人开的车。她跑到发廊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看着倒还精神。她又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两个卧室的公寓，很现代化的那种，每个星期要400块。我说你为什么不租政府的公寓，价钱便宜很多，她笑了笑说：“再也不想跟烂人打交道了。”我小心翼翼地说：“你要为将来想想，还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啊。”玉琳说：“什么将来，现在活得好好的就不错了。”我哑口无言。
我们基本上是前后脚搬出那三间小屋的。走之前，我很舍不得这几间黑黢黢的屋子。来澳洲差不多两年了，我几乎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在这里经历了无数的喜怒哀乐，走时还多了一个儿子。
我们在新家里搞了一个烧烤聚会，海峰和玉琳谁也没来。所有的朋友中，就缺他们这曾经的一家了。我的几个太太朋友七嘴八舌地议论，我装作很忙，躲在厨房里不出来。
海峰也租了一个小公寓，把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回了趟安城。陈阿姨本来病快好了，听说房子卖掉了，玉琳拿走了十万块，又差点气出大病来，不能相信自己的儿子这么窝囊。本来陈阿姨这段时间身体不好都是海峰的妹妹来照顾，现在看哥哥被前妻分掉这么多钱，又没有给母亲和自己带回什么东西，也很不满，跟着母亲一起嘟囔。海峰隐瞒了每周还要向前妻和小孩付抚养费的事实，只是向母亲保证：“我以后会好好工作，争取涨工资的，你们放心吧，钱挣得回来。”临走前，陈阿姨对海峰说：“好姑娘多的是，妈妈一定给你找个好的。”
海峰回到墨尔本很沮丧，新租的公寓冷冷清清，他每天下班后都不想回家，就开始到处找朋友喝酒聊天。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是有家有口的，谁有空总陪他呢？海峰就总是跑到奶吧去，经常拿着一瓶啤酒跟老王聊半天，简直把我们的奶吧当成了酒吧。老王一回家很晚我就很不满：老王每天早上都要早起去进货的，那个人真是眼中只有自己。老王自己却不在意。
玉琳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很忙的样子，倒是我每隔个把礼拜就打个电话给她问问情况。她照顾了安妮一段时间，小安妮的腿恢复得很好，拆下了支架，已经开始走路了。她于是把孩子每周放到托儿所两天，继续攻读她的学位。
搬出奶吧后我每天很不方便，我就找了个老师教我开车。墨尔本这方面还很方便，考试都是用中文，我很顺利地过了关。老王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丰田花冠。我很高兴，约了个时间就去看玉琳。
几个月没见到，玉琳看上去红润了不少。安妮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糖果。我笑着说：“没想到她恢复得这么好。”玉琳不屑地笑了一下，说：“其实髋关节脱位又不是什么大的毛病，只要找到好医生，大人小心一点，当然可以治好，长大以后连后遗症都不用留。如果犹犹豫豫地等待，再丧失治疗时机，后果我们能承担吗？到时候就算是骂娘，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扭转。我就不懂那些把钱看得比命大的人。不去回头看了，我自己作了正确的决定我自己知道。”
我问：“那海峰现在还常常看安妮吗？”玉琳又是不屑地笑了一下，说：“他现在是自由了，总要顾着玩，大周末的带个小孩出去又嫌麻烦，有时候就过来看看。随它去吧，只要有钱打到我的帐上，我倒没必要去管其他的事。”玉琳现在说话好像很喜欢带着点不屑，这使她的嘴角都有点上翘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朋友们不必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