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受资本家的剥削，惊闻我的中学同学，北京建筑界当红小开因骨癌不幸于昨晚去世，真是悲哀惋惜不已。我在等同学的电话，看治丧之事能帮上什么忙。
我们班那时聚集了周围几十所出名小学的尖子生，由于是第一批实行重点教学的实验班，全校最好的师资，最好的教具和教学大纲，在高考时，拿下了傲人的成绩。我的这位同学考上了清华的建筑系。
由于术业专攻不同，我们在求学时来往并不多，但保持着联系。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10年回国探亲时，记得晚宴后是他开车把我送回家。
他最为令人称道的，除了主持设计一座奥运场馆，还有主持设计了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形如一把“大折扇”的国家体育馆，在奥运期间承担了竞技体操、蹦床和手球比赛项目。鲜为人知的是，与鸟巢和水立方不同，国家体育馆的设计方案并不是全球招标，而是一个与奥运村捆绑的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也就是说，在国家体育馆的全球招标过程中，招标方更看重的是业主的建设资质、综合能力以及财务方案(原则是政府负担越小越好)，而不是场馆设计方案的孰优孰劣。按他的说法，设计方案在整个评选中可能只占有15%的权重。
最后，在一场并无悬念的竞争中，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地中标，成为国家体育馆和奥运村的业主，负责整个国家体育馆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彼时，申奥成功的激情尚未平息，政府和国人对奥运场馆都抱有较高的期待。国家体育馆被设计成“8字形”，正暗合了中国人“发”的吉利数字，其造型之大胆和施工难度丝毫不逊色于鸟巢和水立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接手了优化设计的任务，他率领一个团队努力把“8字形”变成现实。谁知道，2004年8月，专家组审查国家体育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结果是彻底推翻原方案，要求重新进行设计。
原来，此时赶上了“奥运瘦身”，申奥成功的狂热逐渐被务实和理性思维所取代。“我们要举办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日后被调整为“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平安奥运”。很倒霉，也很不平。“不管原方案好坏，彻底否定都是不正常的。如果尊重BOT招投标的理念，就只能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发展，毕竟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当时必须解决四个棘手难题。
首当其冲就是时间不等人，施工必须方便快捷。重新设计后，国家体育馆于2005年5月28日开工，比水立方晚了一年半时间。二者建筑体量相当，但要求是同时竣工，不能耽误奥运会比赛使用，因此方便施工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要节约投资。企业投资的根本就是以最少投资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此时，国家体育馆的业主——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可能拿出太多钱供建筑设计师去自由挥霍。像鸟巢那样使用11万吨钢材？或是像水立方那样试验一下ETFE膜？对他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节省投资的根本途径就是不买名牌，采购市场通用的优良建材。另外尽可能缩小建筑面积，设计优化后，由11万平最后做到8万多。
第三是赛后经营问题。奥运会闭幕后，国家体育馆的目标是成为集体育竞赛、文化娱乐于一体，提供多功能服务的北京市民活动中心。尤其在演出方面，国家体育馆能够比工体多容纳7000人，这一点演艺公司无法忽视，而且奥运村周边的交通十分便利。
一个建筑是要使用上百年的，其内在品质包括许多内涵。很多市民更加看重建筑的外在形态，这与“以衣装取人”一样的不靠谱。在他看来，国家体育馆更加“内秀”。
尽管同为奥运村里的三大比赛场馆，但与鸟巢和水立方相比，国家体育馆的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三。“做建筑与拍电影有相通之处。一部大片需要一个很棒的主角，同样离不开一个优秀的配角。而配角并不轻松，他所付出的心血智慧甚至要超过主角。很多特定的因素都使主角出采，而配角既要表现出高深的演技，又不能抢主角的戏。”
国家体育馆就是奥运村中心场馆区的明星配角。他设计的“大折扇”造型，巧妙地从“水立方”的正方体外形自然过渡到国家会议中心屋顶的弧线，处于中间的国家体育馆是曲线型的，三者构成了一组和谐的建筑群。
尽管不事张扬，国家体育馆的“内秀”远不止于此。“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会重点宣扬的三大理念之一。由于国家体育馆地下室需要回填大量配重物以增加分量抵抗浮力，设计方就这个问题采用了废钢渣代替天然沙石料。在新能源利用上，国家体育馆还是中国第一个应用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体育场馆。这套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累计发电232万度电，每年可提供9.7万度电。
他推崇贝聿铭。与贝老相比，鸟巢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CCTV新址设计师雷姆·库哈斯都属于自我意识特别强，喜欢在舞台上唯我独尊、不顾周围环境的莽撞汉。他的概念里，建筑师的角色定位并不是导演，而应该是一个演员。接手一个项目设计时，一个理智的建筑师首先想到的不是做得多抢眼，而应考虑安全问题、功能性问题，以及与周边环境协调的问题。
在巴黎罗浮宫扩建项目中，贝聿铭设计了一个倒立的、透明的金字塔出入口，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罗浮宫的影响。他认为是绝妙设计，建筑师的理性和优秀正体现于此。“如果不是由贝先生设计，而是雷姆·库哈斯，天知道中间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高楼和怪楼耸立的北京、上海、深圳，反而显得有些杂乱无章，缺乏组织性。“他们给老百姓造成了一个错觉，非得做出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建筑才够厉害。”“建筑不仅仅是一幅画，不能认为北京所有的房子都设计成CCTV新址、鸟巢那样才叫设计建筑，这是最大的悲哀。”一组奇形怪状的昂贵建筑，是否代表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的名片，这也许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种种故事已经表明，从狂热回归理性已是一个必然趋势。
他跟我讲了未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卫星城：由地铁连接的整体概念。
他算早婚，太太是同班同学，儿子已经上了大学。“我希望他别那么快给我弄出孩子来，我还没准备好当爷爷。”
没想到那晚回家路上的一席畅谈，勾勒出他不到50岁华年的精髓，竟成了永诀。
呜呼哀哉，安息吧，老同学！
最后，在一场并无悬念的竞争中，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顺利地中标，成为国家体育馆和奥运村的业主，负责整个国家体育馆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彼时，申奥成功的激情尚未平息，政府和国人对奥运场馆都抱有较高的期待。国家体育馆被设计成“8字形”，正暗合了中国人“发”的吉利数字，其造型之大胆和施工难度丝毫不逊色于鸟巢和水立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接手了优化设计的任务，他率领一个团队努力把“8字形”变成现实。谁知道，2004年8月，专家组审查国家体育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结果是彻底推翻原方案，要求重新进行设计。
原来，此时赶上了“奥运瘦身”，申奥成功的狂热逐渐被务实和理性思维所取代。“我们要举办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日后被调整为“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平安奥运”。很倒霉，也很不平。“不管原方案好坏，彻底否定都是不正常的。如果尊重BOT招投标的理念，就只能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发展，毕竟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当时必须解决四个棘手难题。
首当其冲就是时间不等人，施工必须方便快捷。重新设计后，国家体育馆于2005年5月28日开工，比水立方晚了一年半时间。二者建筑体量相当，但要求是同时竣工，不能耽误奥运会比赛使用，因此方便施工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要节约投资。企业投资的根本就是以最少投资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此时，国家体育馆的业主——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可能拿出太多钱供建筑设计师去自由挥霍。像鸟巢那样使用11万吨钢材？或是像水立方那样试验一下ETFE膜？对他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节省投资的根本途径就是不买名牌，采购市场通用的优良建材。另外尽可能缩小建筑面积，设计优化后，由11万平最后做到8万多。
第三是赛后经营问题。奥运会闭幕后，国家体育馆的目标是成为集体育竞赛、文化娱乐于一体，提供多功能服务的北京市民活动中心。尤其在演出方面，国家体育馆能够比工体多容纳7000人，这一点演艺公司无法忽视，而且奥运村周边的交通十分便利。
一个建筑是要使用上百年的，其内在品质包括许多内涵。很多市民更加看重建筑的外在形态，这与“以衣装取人”一样的不靠谱。在他看来，国家体育馆更加“内秀”。
尽管同为奥运村里的三大比赛场馆，但与鸟巢和水立方相比，国家体育馆的重要性只能屈居第三。“做建筑与拍电影有相通之处。一部大片需要一个很棒的主角，同样离不开一个优秀的配角。而配角并不轻松，他所付出的心血智慧甚至要超过主角。很多特定的因素都使主角出采，而配角既要表现出高深的演技，又不能抢主角的戏。”
国家体育馆就是奥运村中心场馆区的明星配角。他设计的“大折扇”造型，巧妙地从“水立方”的正方体外形自然过渡到国家会议中心屋顶的弧线，处于中间的国家体育馆是曲线型的，三者构成了一组和谐的建筑群。
尽管不事张扬，国家体育馆的“内秀”远不止于此。“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会重点宣扬的三大理念之一。由于国家体育馆地下室需要回填大量配重物以增加分量抵抗浮力，设计方就这个问题采用了废钢渣代替天然沙石料。在新能源利用上，国家体育馆还是中国第一个应用了太阳能发电项目的体育场馆。这套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累计发电232万度电，每年可提供9.7万度电。
他推崇贝聿铭。与贝老相比，鸟巢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CCTV新址设计师雷姆·库哈斯都属于自我意识特别强，喜欢在舞台上唯我独尊、不顾周围环境的莽撞汉。他的概念里，建筑师的角色定位并不是导演，而应该是一个演员。接手一个项目设计时，一个理智的建筑师首先想到的不是做得多抢眼，而应考虑安全问题、功能性问题，以及与周边环境协调的问题。
在巴黎罗浮宫扩建项目中，贝聿铭设计了一个倒立的、透明的金字塔出入口，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罗浮宫的影响。他认为是绝妙设计，建筑师的理性和优秀正体现于此。“如果不是由贝先生设计，而是雷姆·库哈斯，天知道中间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
高楼和怪楼耸立的北京、上海、深圳，反而显得有些杂乱无章，缺乏组织性。“他们给老百姓造成了一个错觉，非得做出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建筑才够厉害。”“建筑不仅仅是一幅画，不能认为北京所有的房子都设计成CCTV新址、鸟巢那样才叫设计建筑，这是最大的悲哀。”一组奇形怪状的昂贵建筑，是否代表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的名片，这也许是一个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种种故事已经表明，从狂热回归理性已是一个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