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1. 书
3.1.10
现存《尚书》按朝代次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五十八篇。各部的总篇数以及真、伪古文的篇数如下：
总篇数 伪古文 真古文
虞书 5 1 4
夏书 4 2 2
商书 17 10 7
周书 32 12 20
合计 58 25 33
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伪古文二十五篇姑置之勿论，三十三篇真古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虞书》四篇所记，为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予虞舜、虞舜的政绩、虞舜与其臣禹、皋陶等的政治对话。四篇皆以虞舜为中心，故称为《虞书》。
《夏书》之《禹贡》记载禹治水之后的地理状况，《夏书》之《甘誓》记载禹之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时之誓师辞，皆为夏代初期之事。据传说，夏代经历四百年有奇，这两篇所涉及者，不过其九牛一毛而已。
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虞书》与《夏书》皆非虞、夏两代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是战国末期甚至晚至秦代之作。其中《甘誓》一篇，《墨子》引作“禹誓”，而文字略有出入，可见这一篇的来源不会晚于战国前期。不过，是否的确为夏后启的誓师辞，则未能确断。《虞书》四篇中的少量字句也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引用过，至于全篇文字的真实性如何，亦难以断定。《禹贡》一篇的内容，未曾见诸先秦任何著作，出现的时代可能最晚。不过，《禹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述全国地理状况的文献，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商书》七篇，除首篇《汤誓》记载商汤讨伐夏桀之事外，其馀六篇皆属商代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为盘庚迁都于殷之际对臣民的训话。其馀三篇皆记载商代末年之事，其中两篇均有关商纣王，与《周书》前一部分的内容相衔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汤誓》为后人的追述，而其馀六篇则皆为当时的档案文献。
《周书》二十篇可分为上下两辑。上辑包括从《牧誓》至《立政》的十四篇。这一輯集中报道了周之灭商与周人如何巩固对商人的统治，内容最为丰富，乃《尚书》精华之所在。其主要情节有：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与成王再度东征以彻底征服商人以及东方其他诸国、周公为镇压商人反叛而作的政治安排、周公与召公的对话、周公还政于成王等。下辑包括自《顾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与《康王之诰》就性质、内容、文字来看，本当为一篇，故所谓六篇，其实也可以视为五篇。五篇的性质与时代各不相同，时代早者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者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廷的档案，后两篇分属秦与鲁两诸侯国。除去《洪范》一篇之外，《周书》大体为可靠的档案文献。《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的对话，内容全系五行，可能是战国五行家兴起之后的作品。不过，五行的起源也可能甚早，《洪范》即其渊源也说不定。总之，撇开这一篇不谈，其馀十九篇实为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综合全书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组。第一组为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上古帝王的传说；第二组是有关周代建国的重要文献，突出反映了周公旦的政治活动；第三组为分属不同时期的、零散而孤立的档案。
《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大多篇章为“记言”，少部分为“记事”或“言事兼记”。孔颖达《尚书正义》将《尚书》文体分为十类，失诸琐碎。稍事归纳，可以以下六类函盖之。
第一类为“典”，例如《尧典》。上文已经指出，“典”本来就是“册”或“经”的意思，《尚书》篇名中的“典”，已含后世“经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体裁并非当时的文献记录，乃后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浅显。“典”在《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
第二类为“谟”，例如《皋陶谟》。“谟”与“谋”通，意为“谋划”、“谋议”。比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协商与谋划。“谟”体因系问答，也比较容易读懂。“谟”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也极少。
第三类为“训”，例如《伊训》。“训”，就是“训谕”的意思。“逸书”之《伊训》据说记载商代大臣伊尹对商王太甲所作之训谕。不过，该篇经文已经失传，今本《尚书·伊训》系伪作，不能代表。非伪作的《高宗肜日》虽不以“训”名篇，实际上却是“训”体，可惜仅此一篇，孤立无援，难以深论。
第四类为“诰”，例如《大诰》。“诰”，“告谕”之意。虽不以“诰”名篇而实为“诰”体者，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篇皆是。《尚书》中的“诰”，大都为君王对臣民的训话。比如《盘庚》三篇，记载商王盘庚对臣民所作的三次训话。又如《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当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商人。“诰”体篇名的命名法则不够规范。或以训谕者命名，如《盘庚》、《康王之诰》；或以接受训谕者命名，如《康诰》；或以训谕内容命名，如《酒诰》、《无逸》；或取篇中词汇命名，如《梓材》、《多方》等。“诰”体数量接近非伪古文之一半，构成《尚书》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多属讲话记录，因属上古口语，与如今口语差别甚大，而口语又往往欠缺文章的条理，难免重复琐碎，故“诰”体格外难懂。
第五类为“誓”，例如《汤誓》。所谓“誓”，就是“誓师之辞”。“誓”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仅次于“诰”体。“誓”体篇名的命名方法也不规范。有以人命名的，如《汤誓》为商汤伐夏桀之誓师辞。有以誓师地点命名的，如《费誓》与《牧誓》中的“费”与“牧”，皆为誓师地点。有以国名命名的，如《秦誓》为秦穆公在战后向其臣民所宣告的誓辞。还有以“伟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伟大的誓言”之意。“誓”体往往为韵文，比如，见诸《孟子》的《泰誓》有这么一段：“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则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词句整齐，韵律分明，颇似诗歌。为何如此？因誓辞意在令大众记取，如同今日之宣传口号，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正因为此，“誓”体也相对简单易懂。
第六类为“命”，例如《文侯之命》。“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命辞”。比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对晋文侯的嘉奖令。属于“命”体的篇章在《尚书》中很少，不过因其常见于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难读懂。
因《尚书》的篇章基本上为以上六种文体所函盖，故《尚书》的文体也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
除去称之为“经文”的正文之外，《尚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附件，称之为《书序》。《书序》往往用寥寥数语以简略介绍《尚书》各篇的内容。比如，《甘誓》的《序》为：“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秦誓》的《序》为：“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有稍微详细的，甚至记载了年代；也有更为简略的，仅提及作者的名姓。《书序》显然有助于了解各篇的历史背景，不过，毕竟是后人所作，未可尽信。然而，由于《书序》自西汉就已编入《尚书》，又被普遍误会为孔子所作，故长期以来与《尚书》经文并重，被奉为不可怀疑的经典。
其实，《书序》应当是出自西汉传授《尚书》的学者之手。即使当真出自孔子之手，也并非不可质疑。举例而言，《金縢》篇所叙大致如下：武王有疾，周公祈祷于天，愿以自己之生命替代武王。祈祷既毕，将祷辞收藏于金縢。所谓金縢，即金属箱匣，大约等同如今之保险箱。武王去世之后，其子即位为成王，年尚幼，周公摄政。外有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于成王。成王疑忌周公，周公一度避处东国。一日，雷电交加，成王及其臣下恐惧，发金縢，见周公之祷辞，深感惭愧，于是迎周公返国辅政如初。且不说此事的真伪，仅就其记载而言，《金縢》必然作于武王既死之后，也必然出于后人的追述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笔。而《书序》却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好像是周公亲自作《金縢》于武王在生之时。即使不以错误视之，至少是失诸严谨。又如上文提到的《文侯之命》，据《书序》当为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之令；而据《史记》，则当为周襄王嘉奖晋文公之令。二者相去百有馀年，史实不足，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书序》总括篇名一百，不过，并非每篇皆有序文，有若干篇共一序者。比如，《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共一序。至于有序文而无经文者，无从知悉序文之当否。《伪古文尚书》的伪经文，则显然是根据序文的指点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文往往过于简单，有时意思也并不明确，因而《伪古文尚书》的经文是否就能符合序文作者的本意也无从考核。例如，《旅獒》篇本来有序而无经，序文只有“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九个字。“西旅”，据说是西方某部落酋长国的名称。“獒”，据马融、郑玄之说，当读作“豪”，意思是“酋豪”。倘若根据马、郑之说，则所谓“西旅献獒”，意思当是：“西方旅部落酋长来朝献”。《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并未采纳这种解释，而是读“獒”为其本义“大犬”，从而写出一篇“西方旅部落国献大犬”的经文。由此可见《书序》不仅未必可靠，也并非只能有一种理解，绝非不可动摇的准则，仅可供研究《尚书》经文的参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