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外儒内法”探寻

传统文化“外儒内法”探寻
乌有之乡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通篇说的是让帝王对百姓进行“愚民、贫民、弱民、辱民的流氓政治”。说白了就是将百姓当狗使唤的厚黑驭民术，此驭民术虽使秦统一六国，但因赤裸的残暴加于全体百姓，所秦灭亡也快。
　　
中国法家的法治，其基本面仍是沿袭西周来的礼治。法家的法治本质与儒家的君主专制独裁是完全相同的，它也将劳力者的百姓当小人、女人难养也。也必接受”劳心者治人“的辱民理论，目的就是要把人训成狗。
　　
儒家比法家更肯定了帝王的专制独裁是“君权天授”。在“君权天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做为它的“仁政”来支撑暴政的伦理。
　　
啥是“仁政”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在孔子眼里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三纲”的社会秩序就是在人之间制造贵贱、尊卑，其内涵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因此，三纲五常建构的“礼”。就是儒家治国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　　
　　　
那么法家遵循儒家礼是怎样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和耍流氓政治的呢？《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

公元前496年，以施“仁政”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此乃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言论被孔子所杀之案。
　　 　　
儒家还给“礼”设计了一系列细则“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 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外儒内法只是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将“存天理灭人欲”当作汉朝的政治纲领。使儒家伦理法制化。专制残酷将人当狗的法律，被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政”伦理牌坊。
　　
从此，枉法乱法知法犯法就成了权贵的专利，百姓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只能是在做奴与考得功名后做狗奴两者间选择。不论朝代怎变换，做奴与做狗奴才的“周期律”不会变，这都是因为有了“外儒内法”！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外儒内法”产生的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社会只能停留在将人当畜进行分等驭民愚民人治的野蛮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