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究竟是谁的错？？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在某些人看来不是白痴就是脑残。因为文革似乎早就铁板钉钉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难道不是毛泽东的错？还有什么疑问吗？

悟空迟钝，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发动者等于错误承担者，其中逻辑何在？一个观点的对错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逻辑联系只能有一条：if A=B，B=C; then A=C

令毛泽东=A，文革的罪人=C，那文革的B是什么？也就是说，何以导致毛泽东成了文革的罪人？

那不简单吗？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生灵涂炭，毛泽东是始作蛹者，难道毛还不是罪人？

这逻辑关系还是不清晰。

如果发动者就是结果的承担者，那么某些人发动一场民主运动而最后血流遍地，难道发动者也是罪魁祸首？当然这个类比不太恰当。无论发动者的动机如何，目的如何，手段如何，简单的将发动者和结果承担着画上等号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发动者当时的动机不纯。

文革，的确是毛泽东发动，但发动的动机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历史作一个公正的评判（毛将军说是为了粉碎林彪四人帮，可供参考）。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毛是要打倒一些/一批人，不管是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以防止中国变修还是打倒工贼走资派。至于后期是否真的是由他老人家领导，是否局势还控制在他手里，那真是一个问号了。

毛泽东虽然发动了文革，可直接参与文革，四处造反打砸抢的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谁最应该反思文革？批判文革如果只是批判暴君而不批判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芙蓉镇》结尾的那一声“运动啦”决不是疯子的空穴来风。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但并不排除文革是一个翻版的宫廷斗争狗咬狗的戏剧，只是到后来演员太多，导演只有大纲没有剧本最后失控演砸了，正剧变成了闹剧和悲剧。

所以，文革就从反资本主义复辟变成了封建文化的大复辟，加上有马列主义作为幌子，“当家做主”的“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积极地参与助纣为虐，在天安门广场上挥着红宝书泪流满面热情激昂地参与抄家揭发批斗文攻武卫，这马列的红马甲里裹着一个千年僵尸般的宗教的狂热，使得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从历次农民起义到义和团小刀会太平天国到大跃进，反右，文革都如出一辙。

文革不是砸烂封资修，反封建反传统文化不是第一位的吗？

不，反封建只是文革的一个幌子，砸烂的殿堂庙宇瓶瓶罐罐也只是表面的东西，文革本质上是继承了封建文化的精髓。

如果文革要真的反封建，“忠孝”就不会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毛主席万寿无疆”也不会是全国人民天天念诵的口号；如果“文革”真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法家提倡的互相告密揭发，忌讳聚集而居，儒家对老百姓的高度愚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可能大行其道；共产党要是真的彻底铲除封建传统，就不会允许其泥腿子干部一手抱着年轻大学生，一脚踹掉乡下老婆；我们历史上也不会再有因言治罪，文字狱的再现，更不会有张志新的惨案；共产党要是真的铲除传统道德，宋庆龄女士就不会守一辈子活寡……。此类事件不一而足。

我们不少人对中国政府自己勒紧裤腰带让百姓吃苦，却把大量的物资金钱拿去接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做法耿耿于怀，其实只要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行为不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省吃俭用，变质或剩下的食物留给自己，而拿出最新鲜，最高级的食品招待客人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吗？

因此，“文革”的丑恶根源还是封建文化，文革表面上看是维护社会主义江山，其实是恢复封建专制主义的家天下而已，那举国上下的狂热说明，封建专制文化的土壤真的很肥沃啊！

写到这儿，请允许我摘录几段刘晓波的话：

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 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 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

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 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 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份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回圈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

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农生存方式的运动，只能是动乱而不是改革。 对于中国来说，打倒一个皇帝、否定一个毛泽东都不困难，人为不行时，还有天助（毛泽东总要死），困难的在于消灭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也就是像早期的鲁迅那样无情地批判国民劣根性。 然而，中国当代史上的启蒙者们，大多数都是骂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对大众，便是一脸媚态，向愚昧微笑、鞠躬。 而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站在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人民大众一边，而实际上是想在骂倒皇帝之后自己当皇帝，当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时，自奉为上帝；不得志时，人民是上帝。 毛泽东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来奠定其至高权威的高手。

这种把戏中国人玩得纯熟、玩得心花怒放，从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装可谓花样翻新，却永远裹着一个臭皮囊。

「文革」结束后，又有多少被誉为改革先锋的人物仍然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写过最最革命的大字报的人把自己标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啊！ 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资派」变成了新时期的「极左派」呀！ 除了「四人帮」、毛泽东及其少数死党外，其余的中国人个个都是文革的受难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国人逃避责任、进行自我美化的本领真是举世无双。 笔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真该为此而骄傲、自豪和光荣。

转述的有些长了，但我十分赞同晓波的这段话。就我亲身体验而言，文革结束后，许多“受害者”们不都是转过脸来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三种人”吗？事到如今，有多少当年的红卫兵忏悔过？即使当时的受害者们，很多人只是“不幸”站错了队，否则，他们也会从受害者变成迫害者的，反右和文革初期，老邓老刘老陶等不都是“修理”别人的急先锋吗？ 

反省文革，我们可以参照德国人的反省。二战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错吗？没有狂热的党卫军和纳粹分子，没有某种文化的基因，希特勒一个人有此能耐？希特勒死了，新纳粹主义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好在德国人用法律禁止了一切纳粹的标示口号图片和音像，有良知的德国青年自发去以色列做义工，他们质问自己的长辈：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了？你今后能做什么？……。

反观中国，文革服装，红宝书，毛像章成了炙手可热的收藏，全国人民扯着嗓子唱红歌，乌有之乡更是肆无忌惮地为僵尸招魂，为文革翻案……更有甚者，还有人穿上日本皇军军服追赶“花姑娘”——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健忘呢！

文革是一场悲剧，但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悲剧，是你、我，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们每一人都应该深刻反省，反省我们灵魂深处的劣根性，反省我们内心的小毛泽东。

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都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整人”基因，只要时机一到，这个幽灵就会跳出来作恶。有相当一部分人总是借机发泄私仇，把对手往死里整——哪怕十年过去，“君子”的仇都是要报的。

因此，文革时期那些侮辱人格的做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报私仇成分，这些，包括那血腥的武斗，都不是毛泽东提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他还说：“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幸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

浑水摸鱼似乎是我们一贯的“传统”，两次本来十分平和的“天安门事件”不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趁火打劫寻衅滋事吗？这难道是这两场运动的发动者的错？

这是我今年5.16当日写下的一些感想，供大家批判：

5.16——想起了抄家 四十五年前的5·16 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如今人们一谈起文革中的“抄家”就心惊胆颤，的确，虽然我那时还在蹒跚学步，但半夜的叫门声和小将们的训斥吆喝声还是记忆犹新的。  我们从抄家联想到文革，文革自然又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于是这家破人亡的仇恨一股脑的都指向了毛泽东。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于建国后的一切人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冷静一下，家仇私恨放一放，想想看为什么会抄家，这种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根源在哪里？  首先，从现有的资料中，我没有发现抄家是毛泽东提倡的，中央文革也没有指示。可以这么说，抄家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归根到底，是顽固的国民性使然。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提到，造反派来抄家之后，他立即报案，第二天有人来他家调查并拍照取证。当然季老是名人，受到保护（周恩来的护身符？），但这也看出，抄家不是政府鼓励的行为。  其次，抄家不是文革的发明，远的不说，红楼梦里贾府的抄家大家是熟悉的，不管真实原因如何，也不否认那是“政府行为”，但是其中报复，发私愤的成分是不可否认的。探春说“必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  皇帝下令抄家自不必说，但中国人何时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有尊重他人隐私和基本人权的意识？来抄家和登门点名批评你没有多大差别，更何况被炒的家里有古画、瓷器、黄金、首饰……。在地震废墟上搜敛别人财产的败类总不能说那都是老天爷的责任吧？  校园中，抄老师家的带头人往往就是因为没有交作业受到老师批评，或是学习不好不被老师喜欢，借此出一口恶气而已。  中国人在外敌面前是很“熊”的，但是对自己人窝里斗起来牛劲十足，尤其是对比自己富有，日子比自己过得好，官衔比自己大的人，学问比自己深的人，那心中的“仇恨”一挑就起来了。 文革初期抄家的急先锋其实都是些高干子弟，比如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家的那些家伙，他们抄走手表、照相机、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毛泽东曾就此事批示：“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还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们不少都是流氓无产者，他们要的不是机会均等，而只是仇富，想不劳而获罢了。  带领小岗村民按下十八个血手印开始大包干的严俊昌回忆说，承包让一部分村民有了点钱， 但五花八门的摊派收费随即而来，更可恶的是，一些妒忌的村干部们居然到村民家抄家，拿不出钱就扒他家粮食！  这个抄家应该说和承包制，更和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吧？  当然，没有文革就不会有种种悲剧，但是文革之所以发生又和中国国民自身的文化土壤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又怎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毛泽东甚至林彪四人帮身上，每个人不从自己的内心反省，谁能担保中国不会出现第二次文革？再来一次文革又会怎么样？如今只有屈指可数的红卫兵出来道歉，其余的是不是觉得那一切都是老毛的错？！  我在想，如果文学城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如果来一个网络文化大革命，我本人是很有冲动去抄某些网友的家的。  我需要反省自己，那你呢？我们有多少人会反省会忏悔？  再次摘录摩罗的感叹：  “我真想面向苍天发一声追问：中国中国，究竟从哪一天起，我们的良知丧失得如此彻底，我们的灵魂堕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面对如此深重的罪恶，我们一点也不想检查一下我们的灵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制度，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早就超过了制度给我们的许可与指令。……我还痛切地感到，这个民族的心灵比制度更加阴暗、更加残暴、更加下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地狱，一切光明、美好、正义、良知都被我们所绞杀、所埋葬。面对这么多的苦难和罪孽，我们竟然可以如此无动于衷。我们既不想为改造制度投入热情和精力，更不想唤起内在的良知稍作忏悔。仅仅一句‘当时形势所迫’就打发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从此以后，我们拿什么去面对古代圣贤的教诲、拿什么去面对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人类？也许，野蛮、暴政、愚昧、专制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变的，可是，面对这样的下流、这样举世罕见的下流中的下流，我们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扪心自问：文革究竟是谁的错？谁来承担责任？难道还是一个值得争论不休的话题吗？

 后记： 用一位网友的留言作为总结：

文革100%是老毛的错，但是，
老毛只有在中国才能犯这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