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杨元吉，字 [ 易三 ] 诞辰一百零九周年，也是他逝世二十周年，虽然父亲已久久远离我们而去，但对他感恩和缅怀的情思，时时占据着我心灵圣地。他的影子是无形的力量，鼓励和鞭策着我，给我勇气和智慧。他教我正直做人，认真做事真诚、善良待人，勤奋、简朴，顽强生活，他教我热爱祖国，孝敬老人，疼爱下一代。最近，我总想落下几笔，一是为飘渺的回忆留下痕迹，二更是为传扬父亲光明磊落和无私奉献的一生。
得祖母教诲 幼年立志
1899 年夏，父亲出身在江西南昌的书香世家。当时的中国，国民忍辱受耻。 1894 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可耻的《马关条约》结束，二年后李鸿章签定了卖国的《中俄密约》，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但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发动了第一次广东武装起义，康有为鼓吹维新变法，新思潮的微风在拂荡。
杨家在南昌西书院街的宅院，是曾祖父和祖父买下的，这原是宰相府。占地大，气派宏伟。门外有上马台，门内有十三井房屋，房内摆设是上等红木，房外大小花园相围。杨家祖上几代都是清朝官宦，家属中不泛举人、翰林。祖父家和另三房祖伯父四家和和睦睦地共居于此。每逢过年过节或做寿，大家庭中更是热闹非凡，且文化气息浓浓。
曾祖父梦龙公字 [ 竹卿 ] ，原为清朝武官，后因功授文职，曾任广东龙川博罗知县，廉州知州。祖父杨仪臣曾任陕西巡抚文案，安塞、神木知县，延安知府、江南造币厂帮办。祖母刘骞的父亲当时任广东肇庆知府，和曾祖父同朝为官，门当户对，遂结亲缘。
祖母刘韻骞是书香世家的一才女，其弟刘末林曾是进士及弟，进翰林院为编修。那时还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绝大多数妇女没有文化。而祖母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娟秀好字。家中有几间书房，祖母常和家人一起在书房里呤诗，填词、作画。她的作品集，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桐荫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封建闭塞，女子裹足的二十世纪初，祖母的思想，已透过闺阁、庭院，接受了新的思潮。她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特有的看法。她思想之开明、豁达，超前令人折服。那时，女子没有社会地位。四处充斥的点便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祖母却常在家中 谈论 ，男女应该平等，女子应和男子一样，具有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她写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言误煞几多人。”祖母看到，当时妇女面临生育，就如站在生死关头，简陋的土法接生造成无数悲剧。因而，她认为，妇女的分娩应得到重视和保护。祖母的教诲和影响，使父亲稚嫩的心灵中，早早就萌发了长大后要为妇婴服务的念头，这甚至成为父亲一身为之竭立奋斗的事业。
从南昌到上海 学业有成
祖母生有四子一女，父亲杨元吉排行第五，为幼子。但和祖伯父家的堂兄弟们排在一起，则为十三。他聪敏、懂事、好学，从小受长辈的谆谆教道，又在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养成了忠、勇、仁、爱的品性，在江西南昌一中读书时，品学兼优，屡屡拿第一， 1918 年 9 月，父亲中学毕业。由于父亲一贯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受到嘉奖，由江西南昌一中保送，省政府出资，来上海读大学。（同时受嘉奖，保送 来户 的还有祝希娟的父亲祝元青。）
那时的上海，已划成了多个租界。 1919 年暴发的五四运动震惊中外，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西方先进医学开始传入中国。父亲抱着学医救国的想法，进入了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学制 7 年。校内多门学科都由德国教 授任教。德国人严谨而有条理的工作作风，也给父亲很大影响，在校期间父亲系统地学习了各门医学知识，又博览群书，以至于父亲不仅精通古今中外文化知识，又熟练掌握了德语，成了一名知识渊博，技术精湛的医生。 1925 年，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
和母亲结婚 珠联璧合
父亲大学毕业后，先是留在同济大学任教授，同时也在宝隆医院（现在的长征医院）兼职医生。这时，父亲遇到了在那里当护士年少他九岁的母亲章玉玲。父亲虽个子不高，但非常英俊，他西装革履，既潇洒又儒雅，一派学者风度。母亲出生于 1908 年，在杭州长大，外公是中医。母亲温和、文雅、娇小、漂亮，却是一个内心刚强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二十年代的新女性。为了逃避外公私下定下的婚姻，母亲带着外婆给予的金链条，只身逃到上海谋生。他们两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了。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也考上了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并是该医学院首批招收的两名女生之一。母亲克服各种困难，埋头苦学，终于学业有成，于 1933 年毕业。
在那个年代，父母定下的婚配是难以推翻的。当时，即使一些有名的文人，也难逃此命运，不得不迫于“母命难违”而与从未谋面的女子成了婚。但祖母是个开明又通情达理的母亲，她得知父亲在上海自由恋爱后，来到了上海。母亲漂亮、可爱、又处处表现出聪敏、懂事、贤惠，深深赢得了祖母的喜欢。祖母欣然同意他们的婚事，并退去了在江西已经为父亲定好的婚约。 1929 年 8 月 25 日，母亲披上婚纱，成了父亲的新娘。
父亲善钻研学问，精炼技术，较少言语。母亲则善着眼大局，她精明强干、口若悬问，有很强的交际、组织和经营能力。他们两人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两克勤克俭，忍劳忍怨，执着、务实，齐心合力地为共同的理想，普及女子教育，推广西医妇产科，以达健民强国之目的，而艰苦创业。
造福妇婴 创办大德医院
开始，父母在成都北路修德新 邨 483 弄 8 号底层开设了一个妇产科诊所。父亲在同济医学院的同学杜克明和王某分别在两隔壁的 6 号和 10 号开设了内科诊所。几年后，契机终于降临了。约 1937 年，有一家医院面临关门，院主唐氏确信，只有我父母，这对最具才能，最具抗争力和创造力的夫妇能使医院起死回生。于是，他以较低的价格将医院盘给父母。
这幢位于新闸路、江宁路口的二层西班牙式洋楼，给胸怀壮志的父母亲提供了施展才智、实现理想的基地。身子文弱又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父母，甚至和工人们一起粉刷墙壁。楼房被装修一新，随后又添置了许多设备。医院被命名为“大德”。这源于老子《道德经》中“天地之大德日生”一句中的“大德”二字。我反复思索，揣摩父母亲取这名的用意。我想，“大德”二字，正是他们出于忧国忧民，而欲为国家，为民众，为妇婴做好事，行大德的壮志吧！同时这也是一个团结众员工乃至学生齐心合力为此目标共同奋斗的口号吧！
医院开张了，围墙外面令人注目地矗立着“大”“德”“医”“院”四个直径一米多的黑底白字。这是由我伯父杨衡友（全国政协中央常委杨大峥的父亲）书写的。透过围墙，可看到院内大大小小青翠的树木和花草。过道后面是优美的拱形门庭和淡黄色的医院主楼。楼内窗明几洁，有条有理，院长室、会议室、门诊室、临产室、 X 光室、手术室、婴儿室、药剂室、病房等，一一俱全。父亲杨元吉任院长，母亲章玉玲任医务主任。另外还聘请了一批精英人才。
这家设备完整的妇产科医院的出现，无疑是给当时的巫婆神医有力打击。许多妇女获得了西医分娩的机会。医院面向各界层人士。在医院内设有特等、头等、二等、三等四种病房，供产妇选择。富裕的产妇可选择条件优越的单人特等房，病房内配有整套家具，除产妇用床外，还有家属用床、婴儿床及沙发。使人倍感温馨、舒服。对社会上更多的劳苦大众，如收入低微的纺织厂女工。医院发放了“经济安产券”和“平民安产券”两种包费生产券。如一名妇女在怀孕以后，购买一份 10 元钱的“平民安产券”就可以享用抱括：产前检查、平安接生、难产手术，产前催生针、产后止血针、临产医药材料、七天房间费、（三人住的三等病房）、七天膳食费，产后探望，以及一年的妇婴卫生顾问，在内的所有服务。如产妇不打算住院，可购买仅 5 元钱的平民安产券，也能获得平安分娩的保障。一些贫困无支付能力的产妇，甚至还获得了免费接生。
父亲的学生，助产士奚琼英，当年曾详细地描写了以下的故事。
清晨四时，奚琼英和另二名助产士跟随父亲出院接生。父亲检查后，得知，这名产妇的宫口已全张。胎儿为第一完全足体位。胎泡过迟破裂，情况危急。这时，产妇求救的哭声，搀和着痛苦的呻呤声，冲破紧张的空气，振荡着每个人的心田。只具父亲一面镇静地安慰产妇，一面沉着，冷静地为产妇行人工胎泡穿刺术，注射催生针，终于经过一次次的陈痛和腹压后，胎儿的双足慢慢地滑出。父亲用徒手取出术，双手握住胎儿足，帮助胎儿慢慢道出，以至儿臀，儿肩娩出后，这时儿头受阻于 恥骨接合与会阴之间，情况危急，因胎儿头若不即行产出，胎儿可因脐带受压窒息而死。父亲一面急行注射针剂，以便阵痛加紧，一面采用 Veit-Smellie 氏手术法，将手指插入儿口内以拉出之，终使胎儿平安产出。胎儿为女孩，可无哭声、助产士拍了几十下都无效。父亲也连拍了十几下，随后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方使女孩渐生呼吸，呱呱啼哭起来。接着又做了产后处理，终使母女转危为安。等他们乘车回医院，已是晨光普照了。
医院以技术、诚信和实惠获得了声誉，影响越来越大，病人接踵而来，医院应接不暇。
以后，父母在医院的西面空地上盖了二排二层的楼房，一排用作补充病房。几年后，在天平路又开办了“大德医院分院”由母亲章玉玲任院长。
立忠勇仁爱 创力大德高级助产学校
父母又创办了一所培养助产士人才的职业学校《大德高级助产学校》。校址是主楼西南新盖的另一排房。这里用于教室和宿舍。学制共 3 年、两年学理论，第三年为实习。由父亲杨元吉任校长，母亲章玉玲任实习主任。又聘用了许多英才教员。如朱仰高、张仲明、徐月嶙、崔绍衡等。学校开设了产科学，解剖学、妇婴卫生学、小儿科学、生理学、药物学、饮食学、德语等。
走进学校大厅，“忠”“勇”“仁”“爱”四个大字非常醒目，这是校训。而校歌则将这四字演绎得更明白。校歌是这样唱的：“天地之大德日生，达生一念日仁，忠于职责，勇于爱人，以名我校，以助同门，惟戈登路之左侧兮，黄舍焕新，造福群婴兮，树此幼幼及人之精神”。
这简明的校训，铿锵的校歌，说明了父母当年创办大德企业的精神和用意。这学校无疑是一个传播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机器，它让同仁、学生和父母一起，以忠、勇、仁、爱的精神，担负起造福妇婴的责任。
《大德高级助产学校》和《大德医院》是一对互补的姐妹机构。我们现在注重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在三十年代的大德企业里已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父亲和其它教员在校上课，母亲则带领学生在医院里实习。通过实习学生巩固了知识，提高了动手能力，而医院则增加了人力。
普及女子教育 创办《仪 韻 女中》
父母都是“孝”“悌”的典范。他们对祖国、外婆（因祖父、外公去世较早）可说是鞠躬尽瘁，对手足是关心倍之。亲友中得到他们帮助的人难以计数。父亲对祖母的孝顺不仅仅是生活琐事，更是要把祖母让女子受教育的理想，付诸于现实。
父母在祖父杨仪臣、祖母刘 韻 骞的名字中名取一个字，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上创办《仪 韻 女子中学》，并以“孝”“悌”“忠”“信”作为校训。这是一所初级中学，有十几个班级，学生毕业后，可报致考大德高级助产学校，成绩优秀者，可免除考试，直接进入助产学校读书。学校里设立了“仪 韻 奖学金”用以奖励家庭贫困而成绩优秀的学生。
呕心沥血 译著医学著作
在那医学书籍，特别是妇产科学书籍十分匮泛的年代，父亲为我国妇产科学的引进、推广和理论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是我国妇产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早在 1928 年，他还在同济大学执教期间，就译著发行了“生理胎产学”和“病理胎产学”二本著作，父亲像牛一样，无私地挤出自己的奶。在日理万机之余，在夜深人静之时，他呕心沥血，执笔书写，常常熬到午夜时分。他把自己的知识整理编写出来，又通过翻译，把德国优秀的医学著作引进中国。 1933 年和 1935 年，父亲分别翻译和发行了“袖诊各科诊疗大全”的上册和下册。
创办大德出版社、发行“妇婴卫生”月刊
1945 年，父亲创办了“大德出版社”。他自己编写，自己校对，甚至自己排版。 1946 年，出版了“产科医学问答”病理篇。 1948 年又出版了“产科医学问答”生理篇。
为了向全国普及和推广妇幼卫生知识，让更多的女性受益，父亲创办了我国第一本以妇婴保健为宗旨的刊物《妇婴卫生》。这本杂志每月 5 日由大德出版社出版，从不脱期。
编委是仅仅三人的精焊组合，父亲杨元吉任主编，奚琼英任责任编辑，饶平如为文字，美术编辑。同时聘请了许多专家医生撰稿。
打开这本图文并茂的杂志，里面既刊登了中国医学专家的文章，也有译自国外的新信息。文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型式，有故事、诗歌、相声、连环画等，使人爱不择手。自创刊以后，“妇婴卫生“因通俗、易懂、又贴近生活而不断畅销。发行量节节上升。
因共产党嫌疑 遭国民党逮捕
1940 年，父亲已经四十出头，日军入侵中国，部分国土沦陷，国家处于存亡之秋。有些从沦陷区逃难出来的女子在“大德高级助产学校”获得了栖身、求学的机会。时值抗战时期，文亲挥笔在一张以中国地图为背景的大纸上，为学生写下了“保赤救国”四个红色大字。他以此激发学生紧跟共产党，抗日保国的热情。
父亲、母亲以他们的人格魅力、渊博学识深深赢得学生的尊敬、爱戴和拥护。在辛已级学生实习前夕，筹办了一本纪念册，父亲受邀写了序文。全文如下：
辛已级诸生以将卒所业，实习开始，惜劳燕之分飞， 趄泥鸿之难证，爱辑小册，用志不忘，剞劂差竣，请序于余！余日：青年之与国家，犹细胞之与人身也。细胞不健，则体格不强，而莫由运用其能力，青年之不能敦品励行，潜修实践，而欲其学以致用，为国家雪耻辱者，又曷能致之。此所以有健全之细胞，斯有健全之体格，有健全之青年，斯有健全之国家也。噫！青年所负之使命，可谓大矣！我侪生丁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所习者又为助产。举凡妇婴之健康，民族之生聚，裹壮士之创，救难民之急，皆助产者之职责，亦即我侪之使用。诸生风雨一堂，春秋两易，其孰品励行之风，潜修实践之诚，余知之审，实习犹 ，即将秉其所学，以为国用，必知谋所以赴其使命。他日河山还我，奇耻得雪，论功行赏，必欢欣鼓舞按图而相告日：某也得舆焉！某也得舆焉！是则此册之作，其意羲岂 惜别之离，证鸿瓜而已哉！我大德之光荣，亦必以是为左券！我侪其共勉之！是为序。
民国 29 年岁在上章执徐仲夏杨元吉序于拙庵之西轩
时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细读全文，无不为这字里行间，处处渗透出来的忧国忧民，育人报国的赤子之心和大德精神所感动。
父亲是个进步人士，他在校内常发表亲共爱国的言论，对进步学生的活动，也予以支持。这一切不由得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1949 年 3 月某日深夜，国民党上海当局以“共产党嫌疑”为由，将父亲逮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和稽查处长何龙庆将父亲软禁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母亲焦急万分，后通过侄子联系在江西南昌一中的同学桂永清（当时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才得保释。时已被关押一月有余。
紧跟共产党 赤胆忠心报祖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片腰鼓和秧歌声中，全国解放了。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新中国，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领路人。父母对党的信任和热爱，使他们如此慷慨无私、坚定地紧跟党的指令。
1950 年，为抗美授期，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父母慷慨捐献人民币一亿元（旧币、合现在一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们是当时医务界捐款最多的人之一。上海电台广播，报纸刊登，他们的事迹被光荣传扬。
父母欢欣鼓舞，心情舒畅，工作更是忙碌。如 1952 年全国实施劳动保险法，大德医院负责区内 30 多家工厂女工的产前检查，分娩及产后住院的任务。单是一个永安纺织三厂，就有女工 5000 多人，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妇婴卫生》的发行量也直线上升，刊物已走进工矿、农村、走进全国各地的邮局，走进千家万户。至 1956 年，发行量已达到每月 8 万册。
1953 年父亲又编著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医学文献”。
父亲一生爱书，收集古籍书是他的爱好。父亲的私人书房取名为“残宋楼”。一叠叠整齐的线装书摆满书房内的一排排书厨。这里有出自宋朝以及以后各朝代的珍贵古书。这是父亲的最心爱之物。然而，年过花甲的父亲对新中国的热爱远远地超过了对这些珍藏品的爱，也超过了对亲人的爱，这是何等纯洁又高尚的情怀。只有如痴如醉的爱的动力，才能让父亲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主动慷慨地将这些价值连城珍藏品捐献国家。五十年代，我家畅开书房间的大门，请上海文物保管处的工作人员直接来我家登点工作，他们天天在书房里翻弄、整理、挑选、欣赏、赞叹。他们一一登记、编号、打包、不留分文地一批批将数千册稀世宝书用卡车运走。我家的最后一批古书是由母亲在 1960 年 11 月 30 日捐献的。据记载，仅这一次，就捐献古书 927 种，共计 2512 册，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接受。
1956 年，全国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仅管医院、学校、出版社和资本家开办的工厂不同，但总是私人企业。父母站在医务界的最前面，最早将自己的医院、学校、出版社交给了党和国家。当时成为行业的榜样。父母的成分被定为自由职业。
令父母欣慰的是，现在大德医院有了更辉煌的前程，现已发展成“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医院”。医院的规模，设备、技术力量等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德出版社和其它几个出版社一起，合并成现在的“科技出版社”，其出版物涉及各个领域。
二十余年冤屈 终得诏雪
然而， 1958 年 9 月 28 日 ，厚道、善良的父亲，蒙受了政治劫难，傍晚，一辆汽车把父亲从家中带走了。从此父亲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但我们心中明白。父亲是清白的，他是个好人，是个大好人。那时，父亲已是 60 多岁的人了。终身的呕心沥血，辛苦操劳，终使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三年后，父亲被保外求医，回到家中。
父亲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默默地忍受着这极不公正的身份。他言语更少了。偶而对我所说的也就是要所党的话，认真读书之类。从早到晚是永远也看不完的报纸。
母亲则以坚强的意志，顶着政治和经济压力，操劳家中的各种事务。家中生活节俭，仅依靠母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但母亲的精神支撑着全家，渡过了这难熬的日子。
1976 年，四人帮打倒了，党召开了十一大三中全会。在党拔乱反正的政策下，开始对全国的冤假错案重新审理。
1982 年 11 月某日，家中来了三位客人，一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厅长，一位是他的女秘书，另一位是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人事干部。他们带来了一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书中说：对杨元吉宣告无罪，发还杨元吉的财产，包括原来居住的华山路住房，及人民币一万二千一百余元。父亲终于获得了无罪平反。
二十多年的忍辱受屈，二十多年的等待，是激动、是感谢，还是受压抑的二十多年的情感释放， 83 岁的老父亲鸣，鸣，鸣地大哭起来，母亲也流下了泪水。他们口中还喃喃地说道：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爱国壮举 感动天地
1984 年的夏天，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沉闷的空气使人窒息。母亲因肾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已有 5 个月了。尽管大家都竭尽全力了。但 7 月 26 日 ，母亲还是驾鹤仙逝。享年 76 岁。
家中，父亲因心脏病，中风，骨折后腿变形等疾病，卧床已多年了。父母志同道合，同舟共济，风风雨雨，相濡以沫 55 年，此时，谁又忍心将噩耗禀报老人呢，可纸包不住火，父亲还是知道了母亲已先他而走的事实。儿辈小心谨慎地陪伴着他，生怕他挺不住。父亲强忍悲痛，和过去一样， 每天艰难地阅读各种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
孰知，在如此伤感的情绪中，历经磨难，长期卧床，年迈体衰的老父，竟要做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壮举： 9 月的一天，我们兄妹四人围在他的身边，他断断续续，含含糊糊地讲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大家终于弄明白了，他要将政府归还我们的一万元，以他和母亲的名义，捐献国家，用于修复长城。
父亲的想法，使儿辈哗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一万元是一笔稀罕又令人羡慕的钱款。老父虽历经政治、经济磨难，却依然不改爱国初衷。我们佩服父亲高尚的人品，佩服他一生自始至终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84 年 9 月 17 日，我和姐姐把一大包由十元钱组成的一万元（当时还没有百元钱币）送到上海市民盟市委。由吴江影等同志经办，将这一万元捐到北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筹备处。
父亲的壮举，博得各界好评。不久，“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相继都登载了父亲的事迹。以后，民盟上海市委干部吴江影等给我父亲送来了邓小平亲笔书写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有限印刷挂轴，以表璋父亲杨元吉、母亲章玉玲的爱国之心。
1988 年 5 月 18 日 ，父亲在家中平静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 89 年的人生。
现在，杨元吉和章玉玲两个名字已被政府刻在长城上，他们的名字，将和长城一样永存。
中国妇产科学的先驱
去年春天，女儿在不禁意间，发现电脑的名人录里有父亲杨元吉的名子， 还罗列了六七十年前他的许多医学著作。此外还有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六七十年前有关“大德高级助产学校”和“妇婴卫生”杂志的资料。大家又惊喜，是啊，父母亲的名字是紧紧地和中国妇产科学的历史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先驱。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