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眼中中国人的习性
——日军兵要地志中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记载
日军对中国国民性的调查
从现存的当年侵华日军编印的各种中国的兵要地志看，大多有所谓“对占领地的统治资料”和“国民性”的调查，与上述日军参谋本部或大本营陆军部的规定项目详略不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日军1937年编印的《长江下流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对江南地区中国汉民族有十七条的概括性总结：
一、个人主义。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
二、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
三、爱面子。
四、极富附合和雷同性。
五、保守而尊大。
六、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
七、天命观念强。
八、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
九、富于妥协性。
十、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堕享乐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极勤勉，性敦厚，身体强健，耐劳动。
十一、长于宣传，易被宣传所鼓动。
十二、猜疑心重。
十三、情况恶化时极脆弱。
十四、守成观念重。
十五、尊重祖先坟墓。
十六、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也是他们天命观的反映。
十七、回避责任。
另外，日军对中国人地方特性总结为“长江流域一般懦弱，移住南方者多血性进步，而北方人则是保守的”。
对广东人几乎没好话，对湖南人没有一句坏话
综观当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现地侦察所获情报编印的兵要地志看，除一些重要方向的“急就章”，日军对中国各省的居民的特性大多有简要的评述，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聚居省区。
我们以广东为例。日军参谋本部1938年9月编印的《广东省兵要地志概说》，对广东人评述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当地汉族人先天与一般中国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国人勇敢富有团结力，敏慧、狡黠顽固，性极残忍”，“历来两广地方恶汉凶徒四处为盗，在此处作战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警备”，“排外，排日思想旺盛”。
同是日军的兵要地志，台湾军司令部1944年编印的《台湾兵要地志概说》对广东人和福建人是另一种看法。广东人“性勇敢、质实、克勤克俭，富于理智，虽厚交谊，但顽戾固执”。日军对当年在台湾居住的福建人的看法是“性温和、长于商才，耐苦，可成为优秀产业人、经济人。敏捷、虽有轻佻浮薄之弊，但易服亦易叛”。日军1935年《福建省兵要地志》中“对占领地的统治与观察”说：“福州人优柔，厦门人敢为。因此，在福州地方以威严使其屈服较容易，但在闽南地方，人们不怕威胁，以威严使其屈服必然会招致奋起反抗。这一点要引起注意。”
抗日战争中，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夏秋时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有将近6年时间湖南大地成了中、日野战军主力激战争夺的战场。中国第九战区官兵主要对手是武汉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军。1943日军参谋本部根据现地作战日军情报资料汇总的《湖南兵要地志概说》却对湖南人没有一句坏话：“古来富有尚武风气，好学，士多，世利淡，慷慨进取。本省自古以来有出武将及硕学之士的传统，今日当地居民军人和海外留学生比其他省多。其商人缺乏机敏，因而主要都市的商业多为外省人经营，以浙江、江西人居多。质朴勤勉为本省人的特长，农夫勤于耕作，劳动者、船夫、轿夫等下层坚忍力行……”
日军1929年《浙江省兵要地志》说，由于浙江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人民生活小康，因而富于柔情，如杭州人淳良且敢为，宁波人举止快活，思虑慎密。1943年日军《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对江西人的评述为江西“北部水陆交通方便，受外来思潮影响稍有些轻佻浮薄的缺点”。日军对广西人的评述似乎较为客观，如广西汉族的特质为：“一般质朴彪悍，忍耐力强，刻苦勤勉”其体格特征为“比中国北方人身材短，体重轻。一般体力弱。”而对瑶、苗、壮族，日军则认为“一般勇敢、坚忍，有服从心。但偏狭顽迷”。对广西这些少数民族的体格，日军记述“一般强健，以善走路，动作敏捷著称”。
对苗族等少数民族叙述较为具体的是，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编印的《云南省兵要地志概说》。日军对苗族的记述为：居住在“云南省中部、西部和南部，高度在 9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之上”， “身躯矮小，平均身高1.55米，头形广大，皮肤赤黄色，头发漆黑直状”，“性情一般鲁纯单纯，温和。受汉人影响凶恶的熟苗的风俗、礼仪、语言等汉族化，从事农耕畜牧，佛教徒室内挂观音或关帝像”。
彝族，特别是白彝，日军认为是“比较优良的民族，有独特的风俗和独特的文字，是乐天怠惰的种族。”日军对云南藏族的看法为：“面貌鼻根陷，眼色黑，口大、唇薄、额宽，皮肤黄铜色。性情温和，喜好音乐，舞蹈优美。但精神贫乏，对喇嘛的话盲从。”瑶族“容貌、风俗与汉族相似，使用汉字”。“山地居住的通常蒙昧，性凶恶。平原居住的较聪明”。对滇缅边境地区的佤族则说“居住在山岳之顶，用上等的木料造家屋，形成广大的村落……有顽强的抵抗意识”，“一般文化程度低，主要从事狩猎”等等。
侵华日军在《台湾兵要地志概说》中将居于台湾的人分为日本人、台湾人、土著、把中国人列为“外国人”。而文字中对土著的高山族称为“高砂族”，而且只有做背夫的片字只言“高砂族挑担能力，壮年者25—30斤，每日行程20公里”。但在所附《土著居住分布要图》中将高砂族的分布、人口数、以及民族特点以图表形式编绘，一目了然。日军认为大野儿族，即泰雅族为高砂族中“性最彪悍狞猛排外、好争斗”；亚米族，即达悟族“性温和顺化，营农业、刻苦耐劳”；培旺族，即排湾族“稍彪悍性伶俐”；保隆族“虽钝重，但狞猛固执”；曹澳族，即邹族“性彪悍，但服从官令”；晒塞族，即赛夏族“性温和，渐近于本岛人之习惯”；夜美族，即阿美族“最原始，但性温和，从事渔农，擅长在海中之工作”。
日军怎样评述中国人？
不仅是日军作战之用的兵要地志记载占领区的国民性，1939年3月，驻天津的日本经济侵略组织“旭组河川运输部”秘密印发的《北支河川运输及支那的河川》一书中，笔者发现还有《支那人的国民性和常识》一章。概述如下：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之间可以随机应变，因此，凡事都可以解决。但如果有日本人介入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化。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际意识的反应及不能贸然地做出判断的缘故，还因为他们之间的国民性以及思维常识性认识相通的原因。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常以自己的思维意识作为基础去处理和解决问题，所以必然会引起纠纷。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具有豁达的国民性，但这种国民性在日本人看来已经过时，因为它涉及的是面子问题，波及到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的广大范围。这里指中国的所有丰衣足食的民众，不包括下层的无产阶级。但对与这些民众以下的无产阶级，也同样主张面子，也就是说是一种极端的唯我独尊的独特的国民性。恰当地处理面子问题的语言是“没法子”。“为面子竭尽全力而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时，为‘没法子’”、“用尽了万全之策而没有达到目的，为‘没法子’”。责任与放弃也出自面子以“没法子”来处理。然而，日本人以自己持有的思维意识为基础来为人处世而被称为“一根筋（固执）”。在日本人看来“靠不住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专横的日本人”，这样一来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使其相互感情发生了对立。自尊心很强的中国人的国民性遭到了欧美物质文明思想强烈的渗透，无形中树立了白种人了不起的概念，欧美人也尽量地以自己的优势自居。之后，中国人通过日本的侵入看出了日本财力、文化的劣势，十分敏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逐渐开始发生轻视日本的倾向，“日本不如欧美（先进）”，为此，“排日”逐渐上升为“抗日”，“对欧美的崇拜”逐渐变为“依赖于欧美”，由此导致了本次不幸事件的发生。
日本系统研究中国国民性并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则是1943年由曾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大谷太郎撰写出版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一书。作者将“事变”即战争爆发过程中中国人的世界观及国民性的表现，归纳为十二条。其中指出：“因为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所以一方面搞这种‘彻底战’，一方面又涌现出大批机会主义者，做出和平姿态，使事变更加热闹。”“由于富于局部的合理性，长于算计，故往往使合理性走向非合理性，太算计却招致损失……对于日本方面当初的不扩大方针，中国方面却使之扩大，将日本军队引向上海、中支（即中国中部）。循着同样的轨迹，为了对日胜利而把被他们同样视为‘夷狄’的英、美、法、苏联引为朋友，依靠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而持续抗战。而这些第三国的援蒋显然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的，并非出自真情实意……”
以上等等，正是这些偏执的误判，使得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日军对汉奸的“利用”策略
日军的兵要地志除调查“国民性”之外，对占领区的民族讲“利用”。如1928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东北进行侦察的报告《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中就有一节《蒙古人的利用》，记述当地蒙古王公及居民对日本的态度，及利用的谋略建议。还特别指出“当地人认为张作霖被炸死是日本人的阴谋”。
日军对占领区“利用”方面着眼颇多的是1937年编印《长江下流地方兵要地志拔萃》。其中“对地方官民的注意事项”一节，首先是“关于绥抚利用的注意”，我们看看日本人如何收买汉奸的：
一、避免官吏蒙卖国的污名，保护其体面。
二、用金钱操纵，若他们表面有清廉的君子名誉心，当用隐密的方法收买。
三、对中国人应保持威严。
四、与中国人交涉应注意其妥协性。
五、要利用中国人自治精神及地方自治机关。
六、应以地方官吏及自治团体以相当的委任。
七、绥抚利用以渐进的方式施以恩惠。
八、对他们大小的要求，名舍而实就。
汉奸，是日本占领军的合作者。抗日战争中这群人是一个并不算小的群体。据稻叶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说：“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降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前线指挥官常抱怨汉奸太多，情报容易泄露。汉奸中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在下层，没有受过教育而缺衣少食的人群容易被日本的小恩小惠诱惑而为求生下水，他们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在上层社会中，失意的军人和政客中有一些成为日本军队的合作者和帮凶，想借日军的力量恢复往日的权势和地位。汉奸是一群值得研究的群体和历史现象。
翻阅近年日本藤田昌雄的《陆军兵器史—虏获兵器与同盟军的实态》一书始知，当年抗日战争中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汉奸”，日军在东北还卵翼了叛卖祖国的少数民族特种部队，如由360朝鲜族人编成“间岛特设队”负责国境监视任务。由蒙古人编成的第八六八部队，又称“浅野部队”战时担任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方担任特种作战任务。还有由300名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少数民族猎人组成的部队。平时担负对苏联兵要地志的侦察，战时则配合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进行山地游击战。此外，还有由320名回族人编成的“骑兵第三十九团”，企图在对苏联作战时乘马长驱迂回西部，扰乱敌人后方。
“日本人的通病”
冈村宁次大将在其回忆录中说“日本的中国通对中国人的态度或看法，基本上分为两类：其一，认为考虑到中国人的性格，以诚相见未免愚蠢，应根据利害关系加以斟酌，审慎对待。其二，认为只要确实以诚相待，中国人也会对我信赖，并且乐于共事。我本人则属于后者。”而事实证明，冈村宁次在华北，是以“三光”政策对待中国人的。
日军兵要地志对中国人的评述中令笔者颇为刺目的是对居住在台湾的福建人和江西人都用了“轻佻浮薄”的字句。我曾问过日本教授日语中“轻佻浮薄”即中文中的“轻佻”，我似有些不解。读稻叶正夫编的《冈村宁次回忆录》，对日本人有如下评价：“时逢艰危，人人仍在背后说三道四，专事批评，这也是日本人的通病。”看这句话我心遂释然。注意，这不是笔者所言，而是冈村宁次由衷的悲叹！
冈村宁次也曾说过一两句对中国人“感动”的话。日军在打扫九江附近马鞍山阵地时发现中国军队将已战死的日军官兵遗体及全副武装包括军官军刀及其装备品完整的埋葬。中国军队的道义使日军大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