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下过乡的人，下乡的年份不同，经历感受也不一样。到单位定点的农村下乡，能感到有人惦记，与城里还有那么一丝联系。
秋收结束了，发动机厂派车来接孩子们回家休息。每年一共接三次：麦收后、秋收后、春节。
要回家啦！要进城啦！汽车下午才来，大家早上起来就换好了干净衣服做准备，像要过节一样。
像农村人给城里亲戚带农产品作礼物一样，青年点也给大家预备了山药(红薯·地瓜)。青年点的管理员(兼炊事员)把各队分来的山药凑在一起，每人分给10斤，当然要掏饭票买。上午大家兴奋地围着山药堆称的、挑的、逗嘴的……。
“明生、你傻不傻，挑那么大的不好煮熟哟”，秋芳骂一个男生。
“你懂么！大的小的，吃的时候都扔两个头儿，块大的，扔的少”，明生慢条斯理地说着，继续从山药堆里挑畸形的大块头儿往自己的口袋里放。那时听来的傻小子的怪理论，竟成了我后来挑选瓜果的唯一标准。
五十多人坐在卡车上，满嘴吃着风带起的灰尘还不停地说着、笑着。看着自己褪了色的衣服，肩挨着肩挤坐在两旁的伙伴，竟产生了一股自豪感：我熬过了最艰苦的阶段，融入了一个新集体。
10月的天早晚已经显凉，天也短了，卡车到市里时天色已暗，中山路（石家庄的繁华街道）两旁的商店已经点灯了。如果用“华灯初照”来形容当时中山路的景色，会有人站出来骂我浮夸，词藻贫乏。可是对于在煤油灯下生活过来的人来说，那灯光实在耀眼。
饴房斋(回民小吃店)的糖蜜果 (油炸点心)表面涂的那层蜜在灯光下泛着亮，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种油炸甜点，嗓子眼里好像要伸出手来似的，突然理解了爸为什么一到雨天就进城去吃甜食了。我跑回家找妈要了粮票二话没说又跑了出来。看我那么迫切、那么专注地咬着糖蜜果，妈很惊讶，因为我从小不喜欢吃甜食。
一个三口人都在家的下午，姐的好友欣来了。进来后到里屋跟妈和姐小声说了点什么便匆匆地走了。妈和姐互相对视，互相用怀疑的语气说“是真的吗？”，姐又说“欣的消息不会错”。
出了什么事？好像不是家里的事。
妈犹豫了一下才对我说：叶剑英带人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给逮起来了。
那时还没用“四人帮”这么简便的词。文革10年间，最显赫最碰不得的4个人居然会……，敢保证从小道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起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会反问一句“真的吗？”
欣的姐姐嫁给了军人一家，那里出来的消息不会有错，欣也不是爱传无聊闲话的人。中央的消息总是军人干部的顺序传下来，开头总是对老百姓封锁，越是这样越让人们积极传递并喜欢探听小道消息。
十年来随着这四个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自由的空气越发稀薄，生活越发艰苦。不合常理人理的事情，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不容怀疑的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它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让中国人受了多少罪。四个人下台了，他们那套荒谬也会跟着被埋葬，真理、自由也就不远了。
三个人楞了一会儿后突然抱在一起高兴得蹦了起来：“哇、这回好了”、“终于完了”、“可盼到头儿了”。这场景突然让我想起1967年我家从保定农村返回石家庄后终于拿到了户口时的情景，那时也是这样母女三人抱在一起高兴过。(见第一章(11)垃圾)
毛主席语录中有一条叫作“人民大众高兴之日，必是反动派难受之时”，我那么高兴，我算“人民”还是“反动派”，我不知道。消息公布后，不管是“人民”还是“反动派”，不管是“红”还是“黑”都由衷地高兴，由衷地庆祝。都感到历史正翻过沉重的一页，都期待翻开自由富裕的一页。
1976年10月的时候，还没有人怀疑过“按既定方针办”的可靠性，也没有人想过“既定方针”的内容。新中国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继续革命史。只要领导人不变，体制不变，以往的作法就是“既定方针”。
秋假过后，正忙着种冬麦的时候，公社召开公审大会，全公社的社员停工参加大会。南寺庄村是公社的所在地，会场就设在村头的一块洼地。大平原上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大坑，也许是当初盖房子的时候人们从这里取土造成的吧。这个大坑自然成了村里集会的地方，村子没有集市，大坑的集会作用也只有夜间放露天电影时才显现出来。
大坑里以往架电影屏幕的地方支起了木台子，台子的宽度和长度足够上演京剧武打。要是看电影，人们早早就搬来凳子占最中间的地方了，开公审大会，人们连往坑里走都不走，随便占在坑边上，女社员们手里作着针线活，嘴里叽咕叽咕地说个不停，说是全公社参加的大会却看不到别的村子来人。知青们也是三三两两地站在坑边的高地闲聊。
大会开始了，主持人念一个名字押上来一个犯人，每个犯人都是被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倒背着胳膊押上来的，上台后是典型的“喷气式”姿势。先是邻村的，后是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居然是6队的六十多岁的老人，押着犯人左胳膊的居然是秋芳。秋芳用典型的红卫兵姿势一脚前，一脚后地叉开站着，两手用力推着老人，上台走得太快用力过猛，老人打了个趔趄。
台上一共站了10个犯人，除了第二个犯人是女性以外，秋芳是台上唯一的女人，也是唯一的知青。“秋芳，你被利用了”，我心里说着，替她痛心。村里人瞧不起的只有“破鞋”和“盗窃”两种罪，其他罪行农民也知道是政治游戏。1976年，文革已经10年了，文革的发动者毛主席已经去世了，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已经相当淡薄了。村里有家族势力，还有旧意识。家族势力让村民不敢轻易动手押人，旧意识认让女人不敢出风头，更不敢上台推押老人。秋芳这么勇猛威武地叉腿一站，把她平时的能干和人缘抹煞掉了大半。
开始宣布台上罪犯的的罪行了。人们既不往台上看，也不听宣判内容。宣布到第2个女犯的时候，会场略微安静了一些。女犯是邻村人20多岁，罪行是不认真参加生产队劳动，用姿色勾引男人，影响生产，并没有听到她破坏别人家庭之类的罪状。村民想听到更具体的介绍，遗憾宣判的人只用了一些术语，然后马上就宣读了审判书：劳动教养两年。
城里人犯了错误送到农村改造，第一次听说还有把农民送去劳动教养的。那女子体态匀称眉目端正，有了“勾引男人”的前科，以后在村子里也难嫁得像样人家了。年轻女人勾引男人也算罪？最近看到一个总结：“男人忽悠女人叫耍流氓，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男女互相忽悠叫爱情”，没有达到互动的都用了贬义词，听似笑话，也反应了人们对传统爱情观的无奈。如果“勾引”也是罪的话，现今的监狱肯定人满为患。事实上，那年月就是那么无情，所以有人说今人之所以如此“放肆”是那些年禁锢得太厉害的后遗症。
宣布6队老人的罪行了，因为是同一个队的社员，我伸着脖子竖着耳朵注意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几个老人在田里边劳动边闲聊，其中一个人说“毛主席走了，江青会改嫁呗？”某某回答说“历代的皇帝当王八”。他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比作皇帝，映射毛主席是王八，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宣判：现行反革命罪，有期徒刑1年。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了，决不相信会有如此荒唐的罪行、如此荒唐的宣判。那是“四人帮”已经被逮捕，消息还没有公开时发生的事情。“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公开后，江青成了反党集团的一员，让毛主席成了反党家属，与那老农的“皇帝王八”哪个更严重，荒唐得难以说清。
在6队劳动的时候只跟挣高工分的人在一起，没有跟老人们一起干过活儿，不知那些人的秉性。农村也有小报告，竟把田间的闲聊汇报上去；那老人为什么不争辩“我说的是皇帝，不是新中国的主席”。欲加之罪的时候，拿出身不好的开刀，那老人出身地主，正好撞在毛主席逝世后抓现行反革命的风口上了。
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以后，农村没有什么反应，也没见有人给那老人平反。
说到农村的荒唐，还要提一下青年点旁边住着的坏分子。文革期间的“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坏=坏分子。南寺庄的坏分子多大年纪从他的脸孔上看不出来，因为那里人缺少蔬菜，很早就掉牙，而且是大门牙。他曾经是一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参军后分配到铁道兵。在修筑铁路的时候，他看着来往的火车问身边的战友：见过火车跳舞吗？那战友说：没见过。于是他把一颗螺丝放到铁轨上……。后来他就成了被村里管制劳动的“坏分子”了。
坏分子身边有一个还没上学的小女儿，老婆是死了还是跟人跑了，说不清楚，看到他们父女总联系到自己和父亲在前五里营子的生活。常常琢磨他让火车跳舞，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坏。1976年时村子里还没有汽车通过，听说几个姑娘为了体验一下汽车的感觉，走了好几里路到长途汽车站，坐了一站后，再走着回来。对于村民来说，汽车可以付出辛苦去坐一下，火车则是只听过没见过的怪物。
公审公判是文革时的作法。在锦州上学时排着队参加过好几次公审大会，只记住了“不…不足以平民愤”这句术语。南寺庄公审会上的“皇帝王八” 论却一直忘不了。
(10)厨房罢工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