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长庚的老婆彩苹生下他们的头生儿子那年，长庚整二十七岁，住在北京。他和丈母娘加上小姨子一齐去医院接出母子俩，花七块八角六分，叫了一辆座位铺垫着干净白布用来抵挡灰尘脏物的出租车，风风光光地一路开回自己的住处。彩苹产后虚弱灰白的脸上一股子倦容，却根本无法遮掩住她发自内心的自豪，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儿子的脸，对于母亲和妹妹的问话，有一搭无一搭应着。长庚送走岳母娘俩，便将老婆娘俩安顿在一张比单人床稍许宽那么一点的床上──那是一张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板床，大小正好占据了研究院经他递烟送酒千磨万泡好不容易才分配给他的这间狭长窄小的又旧又黑的房间里的大部分空间。床一放，在床与刷了白灰的墙壁之间，刚好挤进一个衣柜兼书柜，连柜门都开得勉勉强强。柜子的边上，还放了一张写字台，平时兼作饭桌。余下的空间也就只能站个把人了。
到了晚上，夫妻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决定将小婴儿搁在写字台上让他独自睡觉，免得跟大人们挤在一起时压坏了他。长庚本来舍不得，但他试了好几次，也没法让自个儿又高又大的身躯挤到写字桌上去睡。夜里，长庚放不下心，从床上蹦起来好几趟，他伸长了脖子，歪斜着脑袋，凑到小婴孩睡觉的“床”跟前，使劲憋住自己的呼吸，静静地细细地听小宝贝的呼吸声，生怕这个刚来到陌生世界的小家伙把他自己给窒息了。喂奶时老婆便娇嗔地笑他太过操心，说，将来这孩子一定被你娇惯坏了，看你怎么办。他也只是笑笑。他给老家写了一封短信，报告了儿子平安出生的大喜消息。两周后，接到回信。老爸乐得没说什么，可老妈发话了，你给咱孙子起什么好听的大名，咱没意见，但小名你得叫他金锁。长庚深明父母的用意，于是金锁便成了他们头生儿子的乳名。他那狭小的房间里，天天挂满了尿布，五颜六色，像个小联合国。
长庚的老婆彩苹产下他们的二儿子银锁那年，长庚三十四岁，不再住北京。他飘洋过海出了国，已定居在外国的M城。老二出生时，彩苹的脸上添加了一些憔悴，但你仍然可以清楚看见她满足骄傲的神色。出国拼博的日子不容易。背井离乡的滋味不好受。起初，长庚彩苹带着金锁住进租借来的一间地下室，拥挤不堪，比在北京时住筒子楼昏暗狭窄的房间好不了太多。一年后，长庚幸运地找到一份半工半读兼职的工作，腰包里多了一份可以奢华的钱，他们才搬离了拥挤的地下室，住进了公寓楼里，连金锁都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等金锁七岁的时候，弟弟快要降生，爸爸妈妈咬牙买了一栋三居室不带车库的不独立屋。刮风下雨、飘雪砸雹的日子，照样要将汽车停在没有遮挡的露天停车场。但日子好过多了，至少银锁出生后，楼上楼下以几何级数宽敞起来的屋子里，再也不用满天满地挂尿布了。彩苹一个人一手拉着淘气的金锁，一手摇着快要入睡的银锁──迷迷糊糊中他紧咬着一个奶瓶子──肚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家伙使劲在踹她，虽然感到有点累，压力也不小，但想到住房比从前的敞亮，想到今后的日子会更加甜蜜，心中再苦再累也不觉得了。这一家子充满了洋洋喜气。
一年后，董家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漂亮丫头。长庚按照奶奶的祖规，给闺女顺序起名叫玉锁。虽然金锁银锁玉锁一串名字听着看着土气了一些，里里外外还渗透着一种会让别人倒吸气的俗味，但长庚没有在乎，他不觉得有什么俗，或者说他觉着了却想，俗了又怎样，反正他本来就是俗人一个，活在一个俗世界里，尚且，他的父辈、祖辈、祖辈的祖辈都是俗人一个，他也不例外。凭着活活泼泼健健康康聪明可爱人人夸赞令人羡慕让人眼馋使人妒嫉的两儿一女，长庚的心里乐开了花，遇人说话时乐，吃饭时乐，上班在同事们面前乐，就是晚上睡觉时也常常乐得像一朵盛开的花，仿佛中了彩奖一般。尽管半夜里他时常会被饿哭尿湿撒娇的声音闹醒，第二天上班时眼赤模糊的。那年后，他们换了更大更舒服更自在更独立的房，连车也新添了一辆，装进一家五口地方还绰绰有余。
在中国的时候，董长庚的名字叫董长庚。出了中国之后，董长庚的名字叫戛斯汀•董，只是在他的护照上还约摸看得出董长庚这个名字的本来面目。
在他的面前，世界是新的，敞亮的，自由的。在他的身后，一二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一排，意味着兴旺，昭示着未来。他感觉生活像呼吸一般，一进一出自由自在，在冬天太阳的光照下，哈出去的气在寒冷清新的空气里，闪烁着斑斓的色彩，从中可以看见前景的光明。他止不住开心地来回叫喊着金锁银锁玉锁的名字，脸上荡漾着自信的笑容，声音里带着感动人的力量，连周围的空气也跟着振动起来。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生活气息，充满憧憬和希望。一个属于董长庚的时代。至少他是毫不犹豫这样想的。这个巨变时代里的人们喜欢做做梦，夜晚做，白天也做。梦总是美丽的。
不过，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是他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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