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钱学森揭发张爱萍:他说蒙古曾是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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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钱学森揭发张爱萍:他说蒙古曾是中国领土

2011年12月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李鹿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01期 作者:李鹿 原题为:说话伤人吹捧大跃进不一样的钱学森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指钱学森)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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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转,如今人们对张爱萍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事实上,张爱萍不仅在军事上功勋卓著,而且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领导者。

今年2月26日,“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逝世,人们在痛别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同时,可能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前,正是因为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拜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为师,系统了解了原子弹知识,从而确定了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战略目标,揭开了“两弹一星”的伟业鸿篇。

3月11日,记者专访了张爱萍的秘书邓德江,听他讲述了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慧眼识英、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故事。

开国上将拜科学家为师

1961年,当中央向张爱萍交待原子弹研制领导任务时,他快人快语,“我文化低,不懂原子弹,得找个有文化的人帮着我!”于是他找了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作他的副手。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张爱萍的目光是极具有战略意义的,刘西尧很好地完成了交给他的各项重要任务。

搭档找到了,但自己对原子弹也总不能一无所知吧。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张爱萍一直要求自己,先当学生,再当领导。他特地到坐落在北京花园村的核武器研究所,找到该所所长、核专家朱光亚,向其请教。

冷不丁见到配戴着金光闪闪的肩章的开国上将时,年仅37岁的朱光亚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所里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什么是原子弹。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朱光亚深为张爱萍这种执著的精神所感动,遂向他系统地介绍了相关知识。从此,朱光亚和张爱萍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道路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随后,张爱萍还在很短时间内,把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许多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网罗到一起,共同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献计献策、披肝沥胆。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是张爱萍的专长。他常说:“我们一辈子都成不了科学家,但科学家也绝对离不开我们的。他们要做实验、要住房、要吃饭、要协调各方面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来组织完成。”

“张爱萍将军对”两弹一星“战线上的科学家的关心是很感人的。”邓德江回忆道,当年邓稼先患癌症住院治疗都是张爱萍亲自出面安排,第一次治疗的专家组是为余秋里副总理治病的专家,第二次为邓稼先手术主刀的是我国医学泰斗吴阶平院士。“如果不是张爱萍出面联系,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德江说,“邓稼先做手术时,张爱萍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医院等候了好几个钟头。张爱萍对科学家的信任和关怀,极大地调动了科学家们的工作积极性。”

“大字报遮不住优秀干部”

1974年底,经历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曾经身陷囹圄的张爱萍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兴业之要,人才为先。张爱萍马不停蹄地开始重新组建国防科研尖端领导队伍。1975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张爱萍敲开了陈彬的房门。

惊喜之余,陈彬却羞愧难当。原来,文革中他曾违心地写过一张批判张爱萍的大字报。一直深感内疚的他一见面就说:“首长,我对不起您!那年我贴了一张您的大字报。”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那样做也是不情愿的。”张爱萍打断了话头,向陈彬说了叶帅让他“出山”的事情,请陈彬立即参与到卫星发射工作中来,并让他推荐可以马上投入工作的人才。陈彬推荐了后来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马捷。

其实当时起用陈琳还真是有些阻力,有人对陈琳颇有微词,但张爱萍却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以前就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在张爱萍与陈彬的交谈中,他还问及原国防科委秘书长张震寰的情况,陈彬为之吃惊。因为张震寰曾贴了三张攻击张爱萍的大字报,而当年张震寰从地方转入部队是张爱萍推荐并给予重用的。

张爱萍却明确表示:“那是形势所迫,不少同志都是违心所为。几张大字报遮不住张震寰这位优秀干部。”“后来张爱萍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邓德江说。

很快,张爱萍就组建了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尖端团队,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组织科技工作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在1975年11月成功发射了返回式卫星“尖兵”。

启用34岁的大军区副职

张爱萍常说:“我向来主张任职不在年龄大小资历深浅,而在能否胜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嘱托张爱萍配备国防科工委的班子。张爱萍大胆创新,采取群众推荐的办法,进行干部选拔。

在群众的选票中,科工委核工业局副局长伍绍祖名列前茅。张爱萍建议把他列入科工委副主任人选予以上报。这就是说把一个34岁的副师职干部,跨越正师、副军、正军三个台阶,提到大军区副职的位置上来。

这让不少同志倒抽了口凉气,意外、吃惊又不解。

张爱萍说,首先他的选票多这是个基础;其次我对他已经做过近两年的考察,他符合党关于年轻干部的标准。

原来,时任国防科委政委的刘有光,曾对张爱萍提出因年事已高,需要找一个接班人的要求。经过多方比较,他们都觉得伍绍祖是个人选。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伍绍祖,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到国防科工委后,无论任参谋还是副局长,工作都很出色,讲政治,顾大局,有组织能力,群众关系也很好。张爱萍故意给他压过几次担子,他都挑得起、走得开。所以,张爱萍建议先把他任命为科工委副主任加以锻炼,等成熟了再接政委的班。

对这种走一步看两步、梯次安排的战略做法,大家无不赞成。但有人还是认为伍绍祖的年龄和资历尚浅,这样“太突破了!”张爱萍说,没有突破。现任军委领导哪一个不是三四十岁担任兵团级领导了?本人不才,也是个例子嘛!为什么战争年代能突破,和平时期就不能突破?要提防“打起仗来用人才、不打仗了用庸才”的陋习。我历来主张能干的就上,不能干的就下;有志不在年高,用才不分长幼。

张爱萍重点推荐的还有一位女同志聂力,时任国防科工委船舶工业局副局长。张爱萍说,聂力在远洋测量船队的建设上是立了大功的。群众的选票和她本身所具备的条件都符合我们推荐的标准。我们把她作为一名半边天代表推荐。52岁的聂力就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3年,她晋升为中将,是中国军队中职务最高的巾帼女杰,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记者罗旭通讯员刘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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