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的断想
■威廉.施密德[德]黄霄翎(译)
关于作者
威廉·施密德1953年出生于德国比伦豪森，是一位哲学教授，同时还在瑞士的一所医院担任哲学心灵抚慰师。本文摘自他撰写的《幸福》一书。该书去年在德国出版，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小册，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幸福的讨论甚至成为一个社会话题。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已购得《幸福》中文版权，将于2012年年初翻译出版。
好运
第一种幸福是人生不断发生的“好运”，即正巧获得向往的东西或是有利的结局。现代德语泛指“幸福”的“Glück”一词源于中古高地德语的“运（gelücke）”。“运”在中世纪指某个巧合，不过原意不单指好的，也指坏的巧合。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把这种包括双重含义的“运”敬为神明，希腊文叫 “T伥chē”，拉丁文叫“Fortuna”，法语和英语里演变成了“fortune”。后来这种“运”逐步演变，直到现代社会才完全变成单指好的、人所向往的巧合和机缘，只留下了正面含义。祝某人走“运”就是祝其得到好的巧合，“这回你又走运了”等于说“这回的巧合对你有利”。如果在结果不利甚至很糟时说这话，就是指巧合没有更糟真是走“运”，是“不幸中之大幸”。最糟糕的情况里都蕴含着正面因素。
一个人的出生或许就是巧合，正如此后经历的众多事情。这些幸与不幸的巧合有否“意义”，是否预设，答案至今未能找到，估计将来也不会出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那么谁来定这个“命”呢？毕竟，无论幸与不幸，各种巧合常常呈现惊人的规律，俨然在依照某个计划进行。比如一两桩幸事仿佛会产生一种动力，往往引来更多的好事。反之，一次不走运，就会接二连三地“招来晦气”，似乎巧合的发生遵循一种“秋千规律”，一个巧合轻轻一推，人生就像荡秋千一般顺势上下，使当事人每回都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
“好运”最大的特点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求的只是世人的应对态度：我们既可以开放自己，接受一次相遇、一段经历和一个信息，也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既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或是生活的外界条件上布好罗网等待巧合来投，也可以筑好铜墙铁壁，让巧合一一跌落。世人真的可以封闭自己，不让自己遭遇任何不好的巧合吗？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就曾说过：“世上所有不幸均因人不待在自己家中。”而另一个选择是开放自己，主动地关注、敏锐地感觉到并抓住有利时机，加之平时为迎接良机做足准备。举一英语格言为例：“好运等于机遇加准备。”准备就绪了，就只需等待机遇的耐心和当机遇不来或不如意时的坚忍态度。
这种开放态度似乎有助于促使好运到来：好运爱去欢迎它的地方，不愿听到说它“来得不是时候”的怨言。好运仿佛也有生命，能准确地感知哪里期待它，哪里嫌弃它。我们不妨对好运采取攻势，挠挠它的痒痒，即使求不到，也要给它一个机会：希望遇到某人、经历某事或是得到某个信息的人不妨把心愿与人分享，比如跟网友聊聊，心想事成的概率会比把希望深锁心中大幅上升。
从不摸彩的人自然永无机会中奖，不过即便一举中了大奖，也远不意味着真能用好它：一次意外的好运不会自动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好运虽然可以改善生活的外在条件，却会削弱我们内心改善生活的意志。因此时间可能最终证明一次好运竟是厄运，而厄运或许倒是好运。不管怎么样，对于新时代的人来说，比好运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幸福。
快乐
新时代人具体追求的幸福大的包括生活安定、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事业有成、情趣丰富、兴致勃勃。也就是说：一切公认的好事。重点追求的是“快乐”，万一出现“不快”，就要尽快摆脱这种讨厌的干扰。
“快乐”，英语叫“happiness”，法语叫“bonheur”。而德语中却只有一个名词“Glück”泛指各种幸福。语汇丰富、词意精准的德语突然吝啬至此，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历史上德国人对幸福的漠然态度：人生第一要务历来是责任而非幸福。希腊文的“makariótes”和拉丁文的“felicitas”两词似乎已含有这种快乐的幸福之义，而新时代的“幸福”这个概念几乎纯指快乐。
其实新时代人大多不知不觉地追随1690年首次由英国经验论代表约翰·洛克对幸福所下的一个定义。该定义的出发点是人天生“趋乐避苦”，而幸福就是“至乐”（《人类理解论》第2章，第21条，第42句）。到了启蒙主义的18世纪，掀起了关于幸福观的大讨论，出现了一门旨在批量生产快乐的幸福学。1751年开始编纂的法国《百科全书》中，关于“幸福”的词条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是否生来就有“权”过上自己设想的幸福生活？事实上，首次提出“追求幸福权”（后世往往将其简化为“幸福权”）的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杰里米·边沁具体描述了幸福的含义。《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尼采在“格言与箭”这一章节的第12条，不无讥讽地写道：“人并不孜孜以求幸福，只有英国人才这么做。”估计就是指边沁。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中，边沁写道，幸福是至乐加痛苦极小化甚至毫无痛苦。
几乎没有哪种哲学观点像这种现代幸福观一样受到如此普遍的认可。若是没有对这种特定的幸福的追求，根本无法想象会有现代的享乐社会。希望享乐、不愿受苦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快乐的幸福永远是短暂的。它总是只持续一段时间，给你一段“好时光”，几个快乐时刻。你可以迎接它，也可以亲手准备这些时光。这是你去找就能找到的时刻，是你希望“停留”下来的美好时刻。这种幸福可以“定制”，如果它自己不来的话，可以做许多事来促成这种幸福。积累一点经验以后就能知道它的“配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制造”出来。这种“幸福一刻”是享用一杯香甜的咖啡，是整晚在影院欣赏精彩的电影，是与爱侣和知己促膝谈心时，对方真诚恳切、让你感到舒心无比的倾听，是按摩、桑拿、SPA等休闲娱乐，是所享用的美味巧克力中，可可的比例越高越好。另外还有新挑战、新知识、新体验、新道路、新环境和新工作等等一切能带来新刺激的事物；还加上对所有这些美好时刻的期待、向往和渴求，它们常常带来比享乐本身更大、更长久的幸福。
神经生物学家可以测出这种幸福的水平：内啡肽，人体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如同普通药物一般，能引起一些作用，但无需花钱。不过，但凡是药，就有药的问题：频繁使用会削弱药效，只好不断提高剂量，而使用过于频繁就会上瘾。血清素、多巴胺等各种“幸福荷尔蒙”不断射入人脑中的各个“犒赏中枢”，促进神经细胞之间的交流。从事幸福研究的学者从中得出结论：幸福就是脑中的化学物质对劲，我们平时说“营造幸福”主要是指营造优越愉快的生活状况。可以因为做成某件事、荣获某项成就而快乐。如果事先经历了一番辛苦，快乐就更大，若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因为缺乏对比体验，快乐便会缩水。持之以恒的苦练和苦行僧式的努力让人更容易获得快乐，因为反复苦练使各人在各自的“幸运领域”越做越好，最终达到完美：完美地烹饪，完美地做爱，完美地从事某项工作，带来深刻的满足感，使人获得长时间的幸福。
这种幸福无疑很有价值，不但有必要利用，而且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要掌握一种哲学式的生活艺术：这种艺术防止你把生活等同于快乐，及时提醒你，生活中还有其他时候，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欢天喜地，身体和心理上毫无痛苦是无法实现的。快乐达到极致后又会如何？其实我们每天都能体会到：佳肴可口，连吃三份之后就感到难受了；美酒甘甜，快乐却不会随着杯数增加；话语投机，总有谈兴阑珊的时候。刚刚看来还是极为有趣的东西倏然失却了魅力。快乐极致化的效果似乎并不好，因为接踵而来的是极大的不快。流行音乐巨星罗比·威廉姆斯喝特浓咖啡感觉特“爽”，为了一直保持这种超爽的感觉，他最后发展到每天要喝36杯，不得不向专业人士求助。持续狂喜的结果必定是精疲力竭。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极致化”，达到最高的程度，而是“优化”，找到最合适的“度”。每件事都有一个“度”，不过对于不同的人，这个“度”也各不相同，只有经过反复尝试、纠正错误之后才能找到。持续的快乐不值得追求，而且似乎对持续快乐的追求甚至会导致人的不幸，因为快乐这种东西就是短暂：吃喝之乐、床笫之乐是一个个美好时刻，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至乐，但是不持久，快乐的本性就是如此。
那么美好时刻之后的时候、之间的时候怎么办呢？新时代人没有为这些时候做好准备，他们没想过会有这种“萧条”的时候，他们难以接受这种快乐暂停的、单调的、灰色的、日常的时间。他们觉得生活就该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尤其是美人、富人和名人，俨然包下了持久的快乐，其实他们做不到。于是，很多人练就了一身在人前尽量掩饰这种“萧条期”的本事。他们不把这种时候当作生活合理的组成部分来接受，他们也不相信人生就是需要不时地休养生息，而是赶紧寻找新刺激和新乐子，为此他们提高药物剂量，甚至制造痛苦来作乐，并亲手将痛苦加诸自身，只要这种痛苦能让自己“爽”一下，分泌些许内啡肽。万一一切都不奏效，那活着就“没意思”了。要安然接受生活的平常期，的确不是易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承认这些平常的时候有权存在，然后相应地创造出一种应对它们的艺术来。
快乐的问题在于：越想过“好日子”，就越难接受“坏”现实。做了乐事后自动产生的期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为会期望再有同样的体验，但是同样的体验永远不会再有，因为世上就是没有一模一样的事物。同样的饮食？同样的夜晚？其实它们从来都不一样。
快乐的另一个问题是想把痛苦尽量减少甚至消灭痛苦：痛苦根本就不该有，应该从人生中消失。但彻底消除痛苦的努力不仅会导致快乐的对比体验缺失，而且会让人生迷失方向。痛苦对于生活至关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新时代人利用科技手段做了种种努力，却至今未能彻底战胜痛苦。痛苦就像针刺，迫使人不断反省自己的生活；痛苦令人不安，而不安能让人打起精神重新上路。遗憾的是，快乐无法做到这一点，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苦难造成的压力。人的肉体、心灵和精神能够感到痛苦，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一样东西似乎也长了敏感的神经，也能感受到痛苦，这就是钱包。一定要有一样东西疼，让人不安。不仅单个的人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亦然。比如，快乐的新时代人早就有条件学习了解生态环境，并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发展方向以保护环境，而事实却是，直到环境遭受的破坏开始反过来危害人类生活，世人才如梦方醒。
生活中有高潮有低谷，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个道理新时代人也懂，但是在他们眼里，只有高潮有权存在，而低谷则面临新时代最严厉的惩罚，应该取消和摈弃。若是恐惧、悲伤、沮丧等造成低谷的缘由无法祛除，新时代人就认为必须竭尽全力走出低谷，而且越快越好，因此不妨借助速效药品。新时代人认为不快乐是一种病，所谓“快感缺乏症”，必须想方设法治愈，否则就有死亡的危险，主要是社交死亡，因为没人愿意跟“兴致不高”的人来往。也许正是这种幸福观导致世人不幸甚至患病。患病不仅可能源于内因或外因，或许也是源于某些给生活制定了过高标准的概念。标准定得过高，用之来衡量生活，生活别无选择，只能失败。这种新时代幸福观正是这样一个把人一步步逼入不幸的概念，幸而幸福观并非只此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