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兵”给农村青年提供了挣工分的机会。
农村的年轻人都是民兵。年轻人的年龄界限不太清楚，从参加训练的人来看就是结婚与否，结了婚的人不来参加训练，但是民兵连长是三十多岁的已婚男人。一个村为一个连，连长是在公社注册的、开会也能记工分的干部，中年男子当然愿意承担。
冬闲期，县武装部派人到各村培训民兵。民兵培训和现在的军训不一样，不用排队走步，只练习投手榴弹、瞄准打枪。训练以小队为单位，青年男女分开练，练一天给一天的工分。
在青年点当管理员也必须参加训练。我跟6队的姑娘们一起受训。只有一棵手榴弹，二十几个姑娘轮流扔，没轮到自己的时候就闲聊天。南寺庄的姑娘十七、八岁一定要定亲，不到20岁就嫁出去，那个年龄还不定亲就嫁不出去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到了这里就不灵了，农民跟着传统观念执行婚事。总有那热心的媒人从别的村子给姑娘们拉来亲事，相亲定亲也都在农闲期进行，一般见一次面差不多都能互相看中。定下来后，男方要定期来“朝贡”，每次都给姑娘带来洋布之类的礼物，赵县的姑娘从小穿家里织的粗布，拿到印着花的洋布，姑娘们会幸福得眼晕，想显摆又不好意思主动提起。民兵训练是姑娘们大交流的好机会：未来夫婿的家庭成员、带来了什么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过门……，插不上嘴，也不听不进去。
秋芳不在，没人陪我聊天，只好认真听连长和武装部的人讲要领，爬在地上用肩窝顶住枪，脸贴在枪把上，找三点一线练瞄准。最终考核是手榴弹扔得不远，但动作准确，枪打得非常准，出了最高成绩。枪打得准得益于小时候没看书，眼睛好，可是连长说那是“干什么都认真”的结果。训练以后，村里竟任命我作民兵副连长。副连长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权限概无所知，只跟着周围村的连长副连长们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村子开过一次会，没见到会场，也没听到讲话，很多人乱糟糟的，然后又骑车回来了。估计青年点的人都不知道我当过这样的“官”。
冬闲也不好熬。一天三顿玉米面饼子、早晚两顿白萝卜咸菜、中午一顿白水煮白菜。低温夺走了身上的热量，闲着就想找吃的补回来。男生有去城里吃顿包子的，也有偷着买炒花生的。花生是油料作物，不允许私人买卖，有个瘫痪在炕的农民投机倒把，托人从外村搞来在自家炕上偷着卖，村里能买到是后来才听说的，可见男生们保密得多严。
一天快吃午饭的时候，对面农民家的屋顶上站着一个妇女敲着脸盆样的东西高声喊：谁偷了俺家的鸡儿哩～！吃了俺家的鸡儿的，让你得噎食(食道癌)！让你手烂哩！
还有这么诅咒人的？都说东北人骂人难听，河北一点儿也不逊色。
开始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并没在意。后来那声音变成噪音使劲往耳朵里钻，前排宿舍的女生不约而同地从屋里走出来观望：女人正敲着盆冲着青年点的宿舍骂呢。
前几天刚刚看到过几个男生把一条狗挂在树上扒皮，大概是在前院的天津老知青家里煮着吃了。既然摸狗了，肯定也会偷鸡。被人家指着门破口大骂，没吃的人心里窝囊也说不出什么，更没有勇气出去应战。何况村妇是2队人，就住在我们前边，在友好往来的范围。
明生穿着黑大衣，出来应战了。别人去吵架还能指望赢，他口吃，根本不是那伶牙俐齿村妇的对手。他径直走到村妇家的墙外，仰着头用浓重的赵县话问：“你、你、你嚷么哩？”
“俺家哩鸡儿丢啦。”
“小小小银行丢哩？怪～可惜哩。你你你凭凭凭么冲着俺～们嚷？你～你…么意思？”
谁也没有想到明生这时候会拿出“小银行”这个词来。赵县很多村庄还停留在物物交换阶段，一个鸡蛋当5分钱用，拿到集市上卖，还会贵一些。名副其实的鸡屁股银行，一只母鸡就是一个小银行。
明生又说话了：“愿～愿意嚷，你～你…你朝着村--村里嚷，把～头儿掉…过去，粘呗(好吗)？”
让明生这么一说，村妇突然态度变软：“俺再等等，等两天俺家的鸡儿再说”，说着顺着梯子下去了。
明生凯旋了，留下了“结巴战泼妇”的笑话。
听先来的知青说，明生本来不结巴，因为跟时明住同屋变结巴了。时明是真结巴，而且他姓郑，人们叫他郑磕长，叫明生副磕长。只是讲到他俩的笑话时这样称呼一下，当面没有人这样叫。
提到时明，准会有人给你介绍一段感人的兄妹爱。时明患有肺结核，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养病，他养病期间妹妹也高中毕业了。按照父母身边留一个孩子的政策，俩人总得有一个下乡，时明舍不得妹妹下乡，自己抱病下来了。听小芳说他的肺结核已经不具传染力了。
时明是青年点的老大哥，瘦高个儿，白皙清秀。用“白皙清秀”来形容男生会被误解为贬义，大概是长期生病养成了他那种气质，但绝对不是女气。他父亲原是空军的机械师，全家一直随父亲在江西景德镇生活，父亲转业到石家庄发动机厂当工程师，全家跟着在石家庄落户。如果是石家庄当地人的话，可能会托关系走后门即让妹妹留城，也能让生病的儿子呆在身边。
青年点所有的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视时明为大哥，不光是因为他最年长，还因为他最和善，他的和善常常通过滑稽表现出来。他原本结巴，讲满口江西话，却努力讲石家庄话、赵县话，他的努力使人发笑。人的语音不知在多大时定型，我8岁离开石家庄以前讲地道的石家庄话，16岁从锦州回来以后不管怎么努力都讲不成了，我的努力反让献力说“俺们说话就那么难听哟”，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努力了。
时明用江西音石家庄话跟青年点的人讲话，人们感到他好接近；他用江西音赵县话叫“拗儿手” (牛叔)，牛叔会强憋住笑夸他一句；用江西音赵县话跟老乡打招呼，逗老乡的小孩，老乡也笑着夸他是有趣的好人。
别看他说话不利索，口技非常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能逼真地模仿出来。模仿的最多的是2队的那头驴和村里跑的鸡狗。模仿的时候，连驴叫狗叫时的急促呼吸都不疏忽，几次在厨房干活儿时被身后的“狗”叫声吓得魂飞魄散。除了口技，乒乓球也是他的拿手戏。农闲时大家像打擂台似地跟他打，轮到我时，他一挥手命令旁边的人“给给给我搬椅子来，我坐～着对付她”，结结巴巴的傲慢，笑得我不战而败。
村供销社那年冬天进了几台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的外壳是天坛祈年殿，转动祈年殿的尖屋顶可以调台，很吸引人。价格也不菲，好像是28元(或32元)，时明买了一台。那以后他与“天坛”形影不离，在院子里见到他时总是一只手托着“天坛”。“天坛”的声音夹杂着电波不良时发出的独特的噪音。托时明的福，我们听到了“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还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天坛”的噪音大，节目并不吸引人，没过一个星期就从他的手掌上消失了。
青年点的人都明白，时明所作的每一个滑稽举动都是有意在给周围的人开心，包括托着“天坛”走路。青年点的人也都明白，他是个深沉有头脑的人，点长有事准找他商量。他要是看出谁有烦恼，会漫不经心地点你一句，让你感到你的烦恼多么不值。
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便间接地不喜欢他爸爸。因为他爸爸“正”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厂里来车的时候，他爸爸会来看他，除了带药来以外，什么好吃的也不带。别人家大人不来，也会托厂里的车带来些肉酱之类的吃食。他爸爸的理论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要和贫下中农吃同样的东西。他还找到生产队长，要队长对时明严格要求。好在队长通人情，派活儿时一直用心照顾时明。
庄稼长起来后，有农民故意把自己家的猪放出来，猪钻进地里一拱就倒一大片庄稼，每个队都派个老人站在村头插猪。“插猪”就是用2米多长的红缨枪(当然没有红缨)插“偷食”的家禽。插准了，那家就悲哀了，周围的村民就收敛些。插不准，也能把它们轰走。插猪就是在地头晃，像散步一样轻松，时明他们队的队长每年都派他干这个。队长要他别讲情面，不管是谁家的猪一律格杀勿论。时明知道，一只母鸡是一个小银行，一头猪就是金融中心了。见到“入侵者”，他只是举着叉子猛追轰走，从没伤过任何家禽。因此，老乡们喜欢他，叫他“扛叉子的男孩”。
青年点虽说吃得差，但新鲜的空气、新鲜的粮食、充足的睡眠、加上年轻人无心的乐观，一个个胖乎乎壮乎乎。只有时明越来越瘦，瘦得脸跟脖子一样宽了。
“齐师傅，能不能给时明些照顾？”我找齐师傅商量。点长他们几个骨干走了以后，点里的生活就靠管理员一人作主安排。食堂不作病号饭是建点以来的规定，就一口大锅，物质条件也不允许。
“是啊”齐师傅好像赞同我的想法，想了一会儿以后说“这样吧，你给他称5斤小麦，然后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姜是老的辣，招是老人多，齐师傅出的主意可谓绝招。村里有做手工挂面的，是不用机器轧用手抻的那种，口感非常好。为增加抻力用盐水和面，比较咸。时明用5斤小麦换了4斤挂面，从老乡家里买了些鸡蛋，在天津老知青家煮、在老知青家吃，躲开了不必要的麻烦。天津知青夫妇不太爱说话却很有吸引力，好几个男生每天从食堂买了饭径直钻进他家，时明也是其中的一个。
“挂面卧鸡蛋”，在石家庄市是很普通的早餐，南寺庄的村民只有生病、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到，我们称它“病号饭”、“月子饭”。
一天上午，正在做开饭准备的时候，突然听到晨生气势汹汹地大喊“张新力、张新力，你出来！” 青年点都叫小名儿，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点名道姓地叫我。我赶紧出去问怎么了，“我问你，你跟郑时明什么关系？”说这话时晨生歪着脖子侧扬着脸，脸上充满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怒气和抓住别人短处的得意。
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我明白的瞬间，感到他的脑袋像块愤怒的磁疙瘩，我的右手变成了愤怒的铁片“bia！”地一下子贴到了他的左脸上。
我平时总是有说有笑的，很少有噘嘴生气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我会出手打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去打比我高比我壮的男生。齐师傅、帮厨的明生和宝成赶紧上来拉开晨生，没有让我吃亏。
短平快地打了一架，打完了，眼泪也出来了。爬在宿舍的床上“哇～哇～”大哭，哭得鼻涕眼泪流在一块儿，擦一擦接着“哇～哇～”。“哇～哇～”完了，又降低音调“呜呜呜”地哭。不光委屈，还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跟时明这样的人争一碗面条，怎么能这么没有人性。委屈和不解轮番交替，哭声随之起伏。
小学5年级以后就没有那么大哭过，那时哭是因为站四小学的校长说看望离婚的母亲不能享受学生的火车半票，不给我开证明信。那次好像被宣布我没有了妈似的难过。
小芳一直坐在对面的床上看着我，见好朋友这么伤心，也不安慰安慰。等我抽抽搭搭地抬起头时，一看小芳，嘴角朝上眼角朝下，笑呢。
“真可爱、真可爱，你还真是个孩子。呜呵呵呵…”
孩子多的家庭就是这样吧：有人吵，有人闹，有人哭，有人笑。
那天晚上晨生又来挑衅，要领煤油。不是发煤油的日子，坚决不给。只听“嘭”的一声，晨生把煤油瓶子摔到墙上走了。两人成了见面不说话的仇人。
那以后没几天，厂里就来车接我们回去过1978年的春节了。春节后的一天，一个人在中山路的便道上走的时候，晨生迎面走来，笑嘻嘻地像要跟我找话。“哼、你吃饱了？心情好啦？争吃的还侮辱人，才不理你呢！”想着，我猛地转身90度过马路去了。
第二天上午明生跑到我家，一进门就说“新力，差不多就算啦。人家都表示和好了”。一定是晨生找他商量去了。我那时认定了晨生人性不不好，决心不再理他。
回到青年点以后，齐师傅大概也看不惯我们的关系那么僵，劝我“别用固定眼光看人，人都是在变的”。
我不能原谅晨生，还因为那以后时明不再接受“照顾”，也没有了笑容，青年点里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鸡叫”、“狗叫”，见了我只是点头而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逗一句什么了。当时以为是晨生刺伤了时明，现在才明白，我不饶不让的态度让时明感到他给我添了麻烦。他那么注意大家的和睦，却因为他让两个人互不开口。他帮助过那么多人解决矛盾，却不能帮助我们俩，他的处境很尴尬。只要我跟晨生不和好，时明就不会高兴起来。如果早认识到这点就好了。
不久，晨生当兵走了。跟他和好是在很多年后追悼时明的聚会上。时明最后的日子里，晨生一直跟点长他们一起守候在他身旁。当听说，晨生和时明一起手舞足蹈地盼我的时候，我的后悔变成了对自己的谴责。那么点小事，给我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讨厌那个固执偏执又自以为是的自己。
后悔的滋味很不好受，青春也许就是用来后悔的。因为有这些悔才让人留恋，即便是流过泪，也想再回去一次。
